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

　　真谛來華，一路顛簸流離，其活動區域跨今日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而弟子大多來源于南方，且以建康爲主。真谛叁藏圓寂之後，其弟子各奔東西。從上文所敘述看，有江西九江和廬山、江蘇的建康、湖北的襄陽、湖南的長沙、廣東的廣州和循州等等中心。如法泰、曹毗傳之于建康，僧宗、道尼等弘之于九江，曹毗傳法于江都，智敫宣講于循、廣。在隋初，昙遷、道尼北上長安，將真谛之學傳播到隋王朝的政治中心，《攝大乘論》以及真谛所傳佛學于是産生了全國性和全局性影響。于此，帶來了地論學派與攝論學派之間的討論及其融合，這一切都是攝論學派興盛的標志。迨至唐貞觀年間，攝論學派仍然很興盛。

　　一、昙遷及其弟子

　　在攝論學派的曆史中，昙遷很是獨特，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獨特”言之，他屬于無任何明確攝論師承的大家，最多是通過閱讀注疏而精通《攝大乘論》的；從重要性言之，無論是從隋代攝論學派而言，還是從隋代佛教整體而言，昙遷都是舉足輕重的大師級人物。尤其需要強調，玄奘曾專門前往拜訪學習《攝大乘論》的慧休就是聽聞昙遷宣講而精通《攝大乘論》的。

　　1．昙遷行曆及其貢獻

　　釋昙遷(542--607年)，俗姓王，博陵饒陽(今河北省饒陽縣)人。年十叁時，隨從其舅父學習六經、《易》、《老子》等，後皈依佛教經。根據《續高僧傳·昙遷傳》記載：他“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澄公有慚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昙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昙遷在故鄉出家爲沙彌，皈依的是沙門慧榮。他請求跟從慧榮受具足戒被婉拒，後前往定州(今屬河北定州市)跟從賈和寺的昙靜律師受具足戒，時年二十一。于昙靜師前背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昙靜律師于是給其授具足戒，“恣其問道”。此時博陵、定州屬于北齊政權管轄。

　　受具足戒之後，昙遷“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迹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邺下，曆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昙遵法師，禀求佛法綱要。”昙遵法師是地論南道開創者慧光十大弟子之一，昙遷跟從昙遵學習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後“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鹹究其深赜。”並且尋找北魏瞿昙般若流支翻譯的《唯識論》。從上述引文推知，昙遷至林慮山淨國寺住錫時，已經精通了《地論》、《楞伽經》和《大乘起信論》、《唯識論》，並且“有來請問，乍爲弘宣”，已經單獨傳講經論了。從下文可知，已經有僧靜凝跟隨他問學。

　　北周滅北齊之後，于齊境推行滅佛政策，昙遷“將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結侶霄征，間行假導，多被劫掠。”他先避難于壽陽(今屬山西省)曲水寺，後至建康，住道場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瓘禅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敘而高沖奧。”昙遷在道場寺，與慧曉、智瓘及高麗僧智晃等結交。慧曉、智瓘是陳朝著名的禅師，高麗僧智晃則擅長“有部”教義及《十誦律》。

　　《續高僧傳·昙遷傳》又記載：昙遷“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此中所說的桂州郡治在今廣西桂林，可見，昙遷是在蔣刺史在建康的宅第中發現真谛翻譯的《攝論》的，而不是有學者所解釋的他是在桂州找到的。昙遷“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于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昙遷大爲興奮，經過仔細研習，“將欲弘演”，後又聽聞自己的家國已經被隋王朝所統治，“遂與同侶俱辭建業”，准備回到北方弘揚《攝論》。依照這些記載可以推知，昙遷在建康停留時間不算太長，僅僅五、六年而已，即577年至582年之間。

　　道宣所寫的《昙遷傳》最爲隱晦的是昙遷精通《攝論》，是否真的如傳文所說的師心獨悟，沒有師承？如前所論，在昙遷至建康的陳太建十年(578年)之前，曹毗已經于太建叁年請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師講《攝論》，後曹毗于江都(今江蘇省江都縣西南)白塔寺開講《攝論》等。陳太建叁年，法泰還建業，並赍新翻經論並加以宣講，靜嵩爲避北周法難而至建康，隨侍法泰而精通《攝論》、《俱舍論》。如此則知，《攝論》盡管在建康不是顯學，但並非完全無人弘揚。依照時間推算，昙遷似乎應該有可能聽聞曹毗、明勇和法泰講《攝論》，或者即便是曹毗已經圓寂，法泰確實是在建康宣講《攝論》的，因爲靖嵩在這一時間內就是拜法泰爲師學習《攝論》的。但奇怪的是，道宣之文絲毫未提及。這一方面說明，攝論學派在當時並未成爲建康佛教的主流，另一方面也說明，在學習唯識時，昙遷可能未曾專門師從某一僧，因此，遺留下來供道宣撰寫傳文的資料就未涉及具體的攝論師法號和師承。《續高僧傳》的傳文說，當昙遷離開建康時，“缁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其中，曉禅師[①]所賦詩被道宣所節錄。這也在提示，昙遷在建康未曾正式拜師學習，與其交往的僧人都是他的道友。

　　《續高僧傳·昙遷傳》記載：昙遷“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欝爲大衆，有一檀越，舍宅棲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也。”彭城即現在的江蘇省徐州市，是南北交彙地帶，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昙遷到達彭城，有人舍捐己宅建成寺院供昙遷住錫弘法，他稱此寺爲慕聖寺[②]。于是，昙遷開始弘揚《攝論》，也宣講講《楞伽經》、《起信論》、《如實論》等瑜伽行派經典。“徐州總管谷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谘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于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昙遷至徐州時，隋、陳仍然對峙。根據《隋書·文帝本紀》記載，開皇二年(582年)六月，爾朱敞爲徐州總管；開皇五年十月，吐萬緒始任徐州總管，直至平陳。《昙遷傳》又說：“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楊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伫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遠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經過核查，文中的“揚州”當時稱吳州。開皇元年叁月，楊堅拜賀若弼爲吳州(今揚州一帶)總管，鎮江北要地廣陵(今江蘇揚州西北)。賀若弼邀請他南下至廣陵弘法。在廣陵，昙遷“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複迎還北。盛轉*輪，聲名遐布。”可見，昙遷于建康弘揚《攝論》之所是開善寺，此後又北上至徐州弘法。由此可見，陳、隋之際，昙遷對《攝論》的流行也起到過重大影響。

　　隋開皇七年(587年)秋，文帝下诏說：“皇帝敬問徐州昙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曆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惠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複多及。”當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這就是隋初佛教很著名的征發“六大德”之事。昙遷率領門人，前往長安，沿途都是官方接送，“與五大德，谒帝于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于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勅亦延及，遂得萬裏尋師，于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初辟，投誠請祈，即爲敷弘，受業千數。”自從昙遷到達長安，大弘《攝論》，一時成爲顯學，轟動北方。本屬于瑜伽行派系統的北方地論師，紛紛前去聽講，由此形成了地論與攝論學派的合流。當時地論師的領袖淨影慧遠就是一例，“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禀義。”如此的示範作用，《攝論》在全國的普及，很快成爲現實。

　　昙遷到達京城不久，就成爲佛教界的領袖之一，很得文帝的崇信。《佛祖統紀》記載：開皇“七年，诏昙遷法師爲昭玄大沙門統。”[③]此事不見于《續高僧傳·昙遷傳》。此前是八十一歲高齡的僧猛爲“大沙門統”，昙遷大概一直任職到圓寂。開皇十年(590年)，文帝“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而左仆射高颎、右衛將軍虞慶則、右仆射蘇威、光祿王楊端等于“朝務之暇，執卷承旨。”由此政教互動，自然便于昙遷傳播其學，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議。僧傳說：“遷既爲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于榮寵者。”于是，昙遷著《亡是非論》以示同道。《昙遷傳》節錄如下：“夫自是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纭纭，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叁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疊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雲我是，彼雲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