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與應酬，不羨慕世利，專心研習《攝論》，不但自己，而且是其徒弟，在京城中都是獨樹一幟的。“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此中所說的“京講”實際上是指在京城舉行盛大的(聽講者往往千人)宣經講論法會，“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余述。但問雲：“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明及法師是當時地位很高的弘揚唯識經典的僧人，得到了他的賞識，並且繼承了明及法師的法席，標志著智凝的成就獲得了高度認可。
關于明及法師，目前所知有限。如前所引《智凝傳》所說“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表明在長安他是以《攝論》著名于當時的，而且“宗績相師”，追隨者甚多。道宣《續高僧傳》未設本傳，但在此書中可查考到道哲和道積曾經在不同時期跟隨其學習。
《續高僧傳·道哲傳》記載：釋道哲“初投颍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揖。”颍川即今河南省禹州市，依照佛教史籍的慣例，颍川應該是指明及法師當時住寺所在地。道哲少年時皈依明及法師，受具足戒就離開了，時間爲隋開皇叁年(584年)。此後，道哲于隋仁壽元年(601年)之後，到達長安跟從昙遷研習《攝論》。
與道哲不同，道積是明及法師到達長安後的弟子，而且後來又跟從智凝學習《攝論》。從《續高僧傳·道積傳》中也可推出明及法師大致的圓寂年代。
釋道積(568—636年)，河東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東)人，俗姓相裏，名子材。《續高僧傳·道積傳》記載：道積“年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爲剃落，晦迹雙岩。又依法朗禅師希求心學，絕影叁載，不出山門。開皇十叁年，辭師擐缽，周行采義，路經滄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叁事，爲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供寶昌寺明及法師谘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于十義熏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並州武德寺沙門法棱所，聽采《地持》，故得十法叁持，畢源斯盡。”這一段話將道積的師承及所學講得很清楚。
開皇十叁年(593年)，道積至滄冀就普興法師學《涅槃》四年。開皇十八年，進入京師禮明及法師學習《地論》，此後又依止辯才寺智凝法師學習《攝論》，仁壽二年(602年)離開京師至並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學習《地持經》。此中，道積大概在智凝處學習了四年左右。
仁壽四年七月，隋文帝駕崩，炀帝即位，楊諒于並州起兵反抗炀帝，道積于是“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此中的“素、傑諸師”就是神素和道傑。
道積至蒲州，“先講《涅槃》，後敷《攝論》，並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鄰，偏弘《地持》，以爲誡勖之極，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可見，道積最終是以宣講《涅槃經》、《攝論》、《地持經》爲要務的，而其住寺則是蒲州(今山西省永濟市)的普救寺。他在普救寺實現了沙門寶澄于隋初未完成的創營百丈彌勒大像的遺願，“修建十年，雕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並。”經過道積多年經營，普救寺“園硙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鹹積之功。”普救寺俨然成爲義學繁榮、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寺。
道積圓寂于貞觀十年(636年)九月十七日，春秋六十九。從僧傳的敘述看，由于道積的努力，普救寺于隋末戰亂中未曾遭到破壞。《續高僧傳·道積傳》記載：“仆射裴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唐貞觀叁年昔日宰相裴寂被貶回鄉，文中所敘述不能確定是此前之事，還是此後所發生。貞觀四年後任蒲州刺史的杜楚客，也曾前往道積所在寺院求法。
從上述對道積行曆的敘述中可以見出，道積所竭力弘揚的是《攝論》，而傳中明言其學得之于智凝，而《智凝傳》中又說，明及法師者是以《攝論》嘉名的，且在于智凝相見不久“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將這些材料通觀，則可以推出道積在跟隨明及學完《地論》後未來得及學習《攝論》，明及就圓寂了，道積遵其師遺囑跟隨智凝學習《攝論》。《續高僧傳·智凝傳》說，“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可知在明及圓寂後，智凝繼承了明及法師的遺緒。由此，智凝在長安的弘法事業進入了新階段。其時就是道積至長安禮明及法師學《地論》的時間，即開皇十八年(598年)之後不久。
《續高僧傳·智凝傳》說：智凝“居于辯才，引衆常講，亟傳徽緒”，而“後住禅定，猶宗舊習”。此中所說的“禅定”是指禅定寺。此寺是隋文帝爲獻後所建，當其于仁壽叁年(603年)建成之時，文帝專門下诏征集高僧入住，智凝也被選入。
關于智凝的圓寂時間，僧傳中說“大業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四十有八”，時間不具體，但從其敘述分析，其生年不會晚于570年。智凝開皇十年(590年)已至京師謀求獨立發展，因此，可以相信上引文中的“大業年中”之語是比較准確的用法，即大業四年至大業八年之間，姑且取大業四年(608年)爲其圓寂的可能時間，如此則確定其生年爲561年。
智凝雖然享年不多，但“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入門弟子還是不少的。“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靈覺、道卓二位弟子將智凝的《攝論》之學傳播到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而道積則在蒲州傳揚《攝論》之學。除此之外，現今可知的智凝弟子還有智則和僧辯。
關于道卓，道宣《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卷一記載：“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才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雒縣,即今四川省廣漢市。此記載，道卓在大業初年在蜀地修塔寺。這兩種記載，都出自道宣，地名能對得上，應該是同一僧人。順便指出，後來進入玄奘譯場的蒲州道卓並非此僧。
關于智則，《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有傳。釋智則，姓憑，雍州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余遍。”盡管智則在智凝門下聽聞《攝論》四十多遍，但其並不是以宣講《攝論》見長，道宣將其列入“感通”篇主要表彰的是其類似于頭陀行的修爲。道宣于文中說：“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床，上加以薦。瓦椀木匙，余無一物。……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性嗜馎飽。寺北有王摩诃家，恒令辦之，須便辄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瑕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嘅[口*敕]達曙。余親目見，故略述其相雲。”道宣以智則爲辯才寺僧人，可見其出家之後一直住于此寺。文中說“余親目見”並未寫其圓寂日，可見，在道宣此書初稿完成時的貞觀十九年(645年)，智則仍然健在。文中又說“銷聲京邑，將五十載”，可推知其法臘不少于五十年。如此則可知，智則大概是于開皇十五年(595年)之後開始聽聞智凝講《攝論》的，由此至離開辯才寺或圓寂時止，智凝至少宣講《攝論》四十余遍。
與智則住于辯才寺但不大可能宣講《攝論》不同，僧辯是智凝在京師弘揚其說的得力弟子。
釋僧辯(568—642年)，俗姓張，其祖本是南陽人，後遷移至馮翊(今陝西省大荔縣)。根據《續高僧傳·僧辯傳》記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于時。”根據其卒年以及“局以公憲”等推知，他出家的想法産生于北周滅法之後。最終以開皇元年(581年)出家爲沙彌，“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嶽表，辯從問知津。”一般而言，沙彌二十歲受具足戒，僧辯應于開皇八年受具足戒，但智凝開皇十年方才至長安，由此可知，他應該屬于智凝較早的弟子之一。當時的智凝以弘揚《攝論》爲要務，因此，僧辯一定是跟隨智凝學習《攝論》，“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佥悟，擊其大節。”可見，僧辯已經將其師最精髓的學問學到手了。
如前所說，智凝于仁壽叁年(603年)離開辯才寺至禅定寺，而大業叁年(607年)大禅定寺建成，僧辯即被征召入大禅定寺弘法，“衆複屯之，欣其開解”，于此寺開講《攝論》是其常課。“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唐初，他離開長安，先在關中東部，後至今河南、山西一帶弘揚《攝論》。曾經住于芮城(今屬山西省)，“將開《攝論》，露缦而聽，李釋同奔，序王將了”，有道士前來辯诘，僧辯一一破解反駁。“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人都佩服其度量。
後來，僧辯又回到長安。至于其時間，《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玄奘曾經跟從其學習《攝論》，因此，可能在武德末年或貞觀元年(627年)又回到長安。如《續高僧傳·僧辯傳》說：“貞觀翻經，被征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此中說兩件事。貞觀元年，梵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到達大興善寺。貞觀叁年叁月，朝廷征召京城名僧協助翻譯經典，僧辯也被推舉證義，協助其譯出《寶星經》、《般若燈論》、《大莊嚴論》等叁部叁十五卷經論。弘福寺爲唐太宗貞觀八年爲穆皇後追福所建，僧辯大概在征召高僧時被選入，直至貞觀十六年(642年)六月十叁日卒于此寺，春秋七十五。
關于僧辯的所學，《續高僧傳》中還記載了他向道嶽學習《俱舍論…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