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覆述，每击奇致。于即学徒举目，相与推师。”这是他在京城投靠的第一位师父，跟随融智师几年，学习了《大涅槃经》和《十地经论》。其后，他又“诣云、晖二律师所，博求明诲，涉问二载，薄镜宗条。”靖嵩以两年时间跟随惠光的门人道云、道晖研习《四分律》。此时，靖嵩感觉到“唯有小乘，未遑详阅。遂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受《成》、《杂》两宗，谘诹幽奥，纂习余烈，数百僧徒，各启龙门，人分凤翼。及嵩之位席，上经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屡动恒神。”此中所说的道猷是“世号毗昙孔子”的慧嵩法师的高足，法诞则无从查考。靖嵩跟从二师学习《成实论》和《杂心论》、《毗婆沙论》、《舍利弗阿毗昙》。“齐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风猷，每于肇春广延学侣，大集邺都。特开法座，奉嵩为法主，进励学徒。因尔导悟成津，弥逢凉燠，传芳接武，响誉东河。”可见，在北齐末年，靖嵩已经是京城有名的僧人，多次开法讲经。
北齐灭亡后，周武帝于齐境灭佛，靖嵩“遂与同学法贵、灵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达于江左。陈宣帝远揖德音，承风迎引，令侍中袁宪至京口城礼接登岸。帝又使驸马蔡凝宣勅云：“至人为法，以身许道。法师等善明治乱，归寄有叙，可谓怀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给，务令周洽。仍令推荐义学长者，即弘像教。”时建业僧正，令嵩、贵二人对弘小论，神理疏畅，赡勇当时，学侣相近，数过五百，晷漏分业，茂绩新奇。”可见，靖嵩当时以“小论”即《成实论》名世，刚刚到建业，就应请与法贵一起宣讲《成实论》，听讲者众多，影响巨大。在建业，靖嵩接触到真谛翻译的《摄论》、《俱舍论》，“唯嵩独拔玄心，翫味兹典。才有讲隙，便诣沙门法泰谘决疑议。数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论四十余部，皆总其纲要，剖会区分。”靖嵩不仅向法泰学习了《摄论》和《俱舍论》，而且对真谛翻译的《佛性论》、《无相论》、《唯识论》、《中边分别论》第四十余部大乘论典都做了研习。
靖嵩在建康最大的变化就是成为真谛嫡传的第二代摄论师。隋朝建立，文帝逐渐放松对佛教的控制，“开皇十年勅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与灵侃等二百许僧，闻机乘济，俱还江北，行达徐方，盛开讲肆。”前文说与靖嵩等一起南下的北齐僧人三百名，至此靖嵩又带领二百余僧北上，到达徐州，“上柱国徐州总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状闻奏，有勅给额，为崇圣寺焉。于是常转*轮，江淮通润，遂使化移河北，相继趋途，望气相奔，俱谘《摄论》。”文中所载的徐州总管乞符令和，《隋书》无载，然2006年5月考古工作者于河南省卫辉市发现了隋代开国公乞扶令和及其夫人郁久闾氏的合葬墓。
据《开国公墓志铭》载，开国公复姓乞扶，名惠，字令和，出身北周名门，从小志向高远，屡建功勋，先后被封为瀛州开国公、柱国等职。隋朝建立后，深得皇帝赏识，先后被封为寿州总管、凉州总管、徐州总管、荆州总管、秦州总管等职。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九月二十四日，薨于雍州大兴县宣阳坊。乞扶令和的夫人郁久闾氏，复姓幕满，开皇八年(588年)二月薨于卫州汲县(河南省卫辉市)兴让里，第二年年十月十三日，葬于汲县西北廿里弁村北一百步。根据《隋书·文帝纪》记载，开皇五年十月，吐万绪始任徐州总管，直至平陈后转任，乞扶令和可能是于开皇九年或十年接任徐州总管的。结合僧传的记载可知，靖嵩等二百僧人至徐州，先住前京兆王寺，后在徐州总管乞扶令和的努力下，朝廷颁布寺额名为崇圣寺。
关于靖嵩在徐州崇圣寺弘扬《摄论》的成效，道宣如此叙述：“嵩学资真谛，义寔天亲，思逸言前，韵高传后，大乘极旨于是乎通。自此领匠九州岛，垂章四海。”可见，由于靖嵩的努力，徐州成为当时《摄论》的重要弘传中心。在这一时期，靖嵩撰《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又撰《九识玄义》、《三藏玄义》、《三聚戒玄义》、《二生死玄义》等。“隋文封禅岱宗，銮驾齐鲁，关中义学，因从过于徐部，诣嵩法肆，伏膺受业。由此门徒推盛，章疏大行。”开皇十四年(594年)十二月，隋文帝东巡。第二年春正月，祠泰山，三月则开始从泰山返回。文帝东巡，有不少僧人跟随[12]。在路过徐州时，这些僧人至崇圣寺向靖嵩请教，并且将靖嵩撰述的《摄论疏》等传播到关中等地，靖嵩的影响无疑进一步扩大了。
从《续高僧传·靖嵩传》看，自从开皇十年(590年)至徐州之后，他就一直以此地为立足地。“隋炀昔镇杨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勅征，固辞乃止。”隋炀帝建四大道场，征召靖嵩，他推辞不去。及至登基，又下诏征发，他又拒绝了。门人问其故，他回答说：“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沙门名为解脱，如何返以事业累乎？吾曾游两都，屡逢播荡，弊此劳役耳。”大业十年(614年)，靖嵩因病卒于崇圣寺，春秋七十八。“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飡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
靖嵩的弟子众多，现今可考者有智凝、法护、道基、道因等[13]。其中，智凝、道基、道因等先后至京师长安弘扬《摄论》，法护至洛阳传播《摄论》，卓有成效；道基、道因等又将《摄论》之学传到蜀地。靖嵩一系弟子的表现，无愧于其师祖真谛的期望。
2．智凝及其弟子
靖嵩门下弟子中，智凝非常独特而且很重要。说起独特，是因为它在靖嵩门下学习可能不足一年；说其很重要，是因为他至长安后竟然将一所新建寺院建设成弘扬《摄论》的核心寺域。然而，甚为可惜的是其英年早逝。
释智凝(561？—608年？)，不详姓族，豫州(东汉时治所在安徽省亳州市，以后辖区、治所多变，隋初改洛州为豫州)人。《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智凝“年小出家，积传师习，经目不忘，并贯怀抱，所诵众经数十万言，须臾便引诵，未尝温故。”由此可见，智凝资质非同一般，“及进具后，日声情望，群宗遥指，恐无后成。”智凝知晓，当时的彭城高僧云集，于是欣然前往。
《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遂往嵩公，仰谘《摄论》，幽神外动，正义斯临，心若旧闻，再无重请。初讲才讫第二胜相，顾诸徒曰：“摄论纲旨，都可见矣。”余文无暇更听，便欲制疏，往辞于嵩。嵩曰：“后生标领，尔并驱邪？恨功未后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师开明大照，举列可知。失在支诈，故无所虑。”便拜首别焉。时以为夸诞，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声望转盛。”这一段叙述显示，智凝在靖嵩门下听讲《摄论》未曾完成一半，随即就向靖嵩告辞，提出自己撰写注疏。这确实显得很特别。从僧传后面的记载推知，智凝至徐州听《摄论》的时间应该是开皇十年(590年)。依照佛教当时的仪规，沙弥年满二十方许受具足戒，因此，智凝受戒之后，在出家地或者其它地方已经学习了许多经论，也许已熟悉了唯识学的某些经典，因此才会有如此功力。从“及著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等等记载看，他确实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
告别靖嵩师，智凝前去京师长安寻求发展。《续高僧传·智凝传》记载：智凝“后赴京辇，居于辩才，引众常讲，亟传徽绪。”从此可知，智凝到长安后住锡于辩才寺。而根据《两京新记》和《长安志》等文献记载，辩才寺的建立与智凝相关。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和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在“怀德坊辩才寺”项下记载：“本郑孝王亮隋代旧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开皇十年为沙门智凝立此寺于群贤坊。以智辩才不清寒，因名寺焉。武德二年，徙于此。”此中所说的“郑孝王亮”和“淮安王神通”都是唐代的封号。“郑孝王亮”即李亮，“淮安王神通”即李神通。
《旧唐书·海安王传》记载：“淮安王神通，高祖从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郑王。”李神通于隋朝末年停留在京师，当时李渊与李世民等人从太原起兵，李神通与亲人为了躲避官吏追捕，逃入鄠县山区南部，与史万宝、裴绩、柳崇礼等人举兵响应。武德元年(618年)，李神通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寻改封淮安王，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南北朝以及隋代的海州，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连云港一带。由上述疏证可知，辩才寺是开皇十年(590年)李神通舍其父李亮的旧宅建造的。此时李神通尚未发迹。在隋王朝初期，李亮的家族背景不大引人注意，因此，辩才寺在当时是很普通的寺院。这也就印证了《续高僧传·智凝传》所记载的智凝亲自修葺寺院的事实：“辩才一寺，躬事修营，汲灌树植，平坦僧院，初无有阙。长打将了，便就元席。说法既竟，还依福事。章疏之务，手不执文，随时扣寂，对至钟鼓。或一宿施会，赍及百千。或一时外食，嚫兼金帛，皆曾无别念。志存授法，故所在传嗣矣。”在如此鄙陋的寺院，经过不懈努力，智凝不但在京师立足而且也开创了一番事业。
如前所说，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开皇十年大规模地在全国征召高僧进京弘扬佛教，后来在京师又立了“众主”统领各大学派。当时，在京城宣讲《摄论》的有昭玄大统昙迁和真谛的弟子道尼。这两位都是皇帝亲自下诏请来的，智凝当时是一位年仅二十九岁的僧人，来京师的目的不是求学，而是自己独立弘法，在当时确实有相当难度。幸运的是，智凝遇到了李神通，很快有了自己的寺院，于此便有了传法的平台。僧传说：“隋文法盛，屡兴殿会，名达之僧，多参胜集。唯凝一人，领徒弘法。至于世利，曾不顾眄，所以学侣成德，实异同伦。”由于上述背景，智凝不参…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