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道岳(568—636年)，姓孟氏，河南洛阳人。根据《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道岳“家世儒学，专门守业”，其父孟暠仕隋，为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令。他九岁时，即开始读儒家的《诗》、《书》、《易》、《孝》等经。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兄弟三人披剃出家，后来都成为学有所成的高僧。老四孟旷年十七出家，善《大论》及《僧祇律》，随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老六孟略，十九岁出家，法号明略，特善《涅槃》，住东京洛阳天宫寺。
道岳年十五，礼释僧粲为师出家，“少乐学问，经论是欣”。根据这一记载，道岳出家为沙弥的时间为隋初开皇二年(582年)，而其皈依师僧粲禅师涉北齐、南陈、北周，自号“三国论师”，精通大乘经论，对《十地经论》也颇为精通。僧粲的著名弟子僧凤就是于此时皈依僧粲法师的。如《续高僧传·僧凤传》所说：“开皇之始，僧粲法师，名重五都，学周八藏，乃委心请，道归宗师传。粲鉴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从现存资料中无法准确确定道岳的出家地，只能推知可能是在今河南、山东一带。
《续高僧传·道岳传》记载：道岳受具足戒之后，依照惯例，研习律部。此后，“习《成论》、《杂心》于志念、智通二师，备穷根叶，辞义斯尽。”此中所说的志念即前文所述地论北道道宠的弟子，先弘扬《地论》，后致力于《成实论》和毗昙学的弘扬。开皇初年，志念在家乡冀州一带弘法。至于作为成论师和毗昙师的“智通”，依据现有资料不能确定。《续高僧传》有两位法号智通的僧人的传记。卷十八《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传》所记的智通在“释门沦废，法侣无归，方从俊律师、延法师，服膺受业，不以艰危阻志。隋祖再兴，奄还蒲坂”，致力于慈济事业。大业七年(611年)十月二十四日圆寂，春秋六十四。“延法师”也可能是昙延，但看不出他为何会给智通教授《成论》或者《杂心》等。而《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唐梓州牛头山寺释智通传》所记的智通似乎是专门讲授《法华经》的，而且地域位于梓州(今属四川省)。
《续高僧传·道岳传》又说：“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自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岳因从受法，日登深解。”如前所论述，道尼于开皇十年(590年)奉诏进京住大兴善寺，而道岳之皈依师僧粲也是在这一年奉召入长安住大兴善寺的。现在的问题是，不能确定道岳从师道尼的时间久暂，然道岳所受道尼的影响显然很深远。尽管道岳“以众聚事拥，惟其废习，将欲栖形太白，服业伦贯”，前往太白山中的一座寺院中隐修。传文说：“时太白寺慧安者，倜傥多知，世数阔达，方丈一字，方寸千文，医术有工，经道偏练，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谓长足安是也。岳友而亲之，便往投造。”道岳如此向慧安叙述自己的志向：“《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而传自尼公，听受又尠。今从物化，精益无从。中路徘徊，伊何取适？昔天亲菩萨作《俱舍论》，真谛译之。初传此土，情寄于此耳。”从此文看，道岳于道尼门下听讲《摄大乘论》时间不是太长，而以大兴善寺以及长安城“众聚事拥”为理由至太白山中隐居，但仍然挂心的是真谛之学。引文中对于《摄大乘论》和《俱舍论》的评论是正确的。《摄论》简要清微，而《俱舍论》全面而行文条分缕析，适可作为理解唯识观的门径。
其后，道岳“住京师明觉寺，闭门静故，寻检论文。自读其词，仍洞其义。一习五载，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无闲暇。遂得释然开发，了通弘旨。”根据此说，道岳在长安明觉寺自己研习《俱舍论》五年。但他还是认为：“至于外义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义，并录在南方。思见其言，载劳梦寝。乃重赂遗南道商旅，既凭顾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广州显明寺，获《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记》，并是凯师笔迹。亲承真谛口传，显明即凯公所住寺也。”道岳委托商人在昔日智恺在广州的住寺找到了真谛本人作的《俱舍疏本》即《俱舍论疏》六十卷并《十八部记》即《十八部论疏》十卷。道岳“得此疏本，欣戴仰怀。讽读沈思，忘于寝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于即庆吊绝绪，寻绎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给。时谷食不丰，菜色相顾，安庶事经营，令无匮乏。绵历岁序，厥志弥隆。”道岳在获得真谛的注疏后，重回太白山慧安处，而慧安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支持道岳专心研究，在接近一年时，道岳“内惭诸己，乃谢安曰：“岳今至愚为累，独学成讥，辄不量力，欲悕非分。一不可也。食为民本名作实宾。苟求虚誉遂劳同志。二不可也。斯过弘矣。诚可退迹浮浮，更劳重累，则不可也。”安曰：“功业将成，幸无异志。嘉会难再，无思别虑。”复延两载，方始出山。”由此记载可见，道岳在太白山研习《俱舍论》达三年之久，方才“以己所寻知，将开慧业，游诸讲肆，清论莫穷”，由此开始对外宣讲《俱舍论》。
大业八年(612年)，道岳被召住于长安大禅定道场，时年四十四。此寺是大业三年隋炀帝为文帝所建，倍受重视。道岳入寺时，“此时僧众三百余人，令听风规，互相推谢。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岳撝谦藏器，退辞师授，徒累清言，终惭疎略。慧明等越席扬言曰：“法师何辞耶？吾等情均水乳，义结相成。掩德移机，恐爽灵鉴。又人世飘寄，时不再来，幸不相累。”岳顾诸意，正乃首登焉。”此寺当时名德聚集，开讲席的机会来之不易，道岳“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学后进，潜心异论。”大获成功，“由是名振学宗，法筵继席。岁举贤良，推师有寄。”由此开始，道岳在大禅定寺弘扬真谛之学，扬名四海。
李渊立国，于武德元年(618年)即改大禅定寺为大总持寺。武德二年，道岳“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学人研究难用详览，遂以真谛为本，余则错综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减于本疏三分之二，并使周统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论疏》，通行于世，以为口实。”这是说，真谛自己作的《俱舍论疏》达六十卷之多，道岳以之为据，节略修订为二十二卷，又撰述《十八部论疏》一部。
关于道岳在唐初的住寺，《续高僧传·道岳传》未曾明确记载。从辩机在《大唐西域记·记赞》中说自己“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可见，道岳应该是继续住于大总持寺。
贞观元年(627年)十一月，有梵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到达大兴善寺，贞观三年三月征召京城名僧协助翻译经典。道岳被众人推举，“预其同例。颇闻善于《俱舍》，未始重之。谓人曰：“此论本国学者之英华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谬耶？”因问以大义，并诸异论。岳随其慧解，应答如流。颇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与尔矣。””道岳后来任证义，于贞观三年三月至第二年四月协助其译出《宝星经》一部七卷。贞观四年六月，移住胜光寺翻译。至贞观六年十月十七日完成《般若灯论释》十五卷，贞观七年春完成《大乘庄严经论》十三卷。
贞观八年(625年)秋，皇太子李承乾召道岳住于普光寺。皇帝“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虚襟。”岳动容辞曰：“皇帝深惟固本，归诚种觉，所以考兹福地，建此仁祠。广召无诤之僧。用树无疆之业。贫道识量未弘，德行无纪，今蒙知寺任，诚所不安。愿垂含恕，敢违恩旨。”屡辞不免，遂住普光。”后任普光寺上座。贞观十年春二月，道岳圆寂于住寺，春秋六十九。
总而言之，道岳是以弘传真谛之学为己任的高僧。他从道尼处精通了《摄大乘论》，自己精心研习《俱舍论》，努力寻找流落广州的真谛有关《俱舍论》的注疏，经过十余年，终于成为一位弘扬《俱舍论》的大师。在隋唐之际，不啻为一面旗帜，当时的同辈僧人互相称扬，听其宣讲《俱舍论》者不在少数。如法常、僧辩等。如《续高僧传·僧辩传》记载：“《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僧辩与道岳位同辈僧人，听其讲授而出注疏抄本三百余纸。尤其是，唐武德八年(625年)，玄奘法师入长安跟从道岳法师学习《俱舍论》。玄奘后来从印度归来，十分重视此论。这也可以看作道岳对中国唯识宗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三、法泰弟子靖嵩及其传承
作为真谛嫡传弟子的法泰，对摄论学派发展壮大的最大贡献可能是培养出了靖嵩这样一心弘扬其说的弟子。在隋朝，靖嵩在徐州一带大力弘传《摄论》，门下人才济济，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在隋唐之际，分布各地，弘化一方，为唯识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1．靖嵩行历及其贡献
释靖嵩(537—614年)，俗姓张，涿郡固安(即河北省固安县)人，十五岁出家，从时间和地域上说都应该属于北齐。《续高僧传·靖嵩传》记载说：“有同学靖融，早达经论，通该小大，尤究《杂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气俊越，聪悟天机，随览义门，覆疎陶练。重以心计不测，返以问融，融无以对也。乃告曰：“卿稚齿末学，彻悟若斯，可往京邺，必成济器。””从僧传的记载推测，靖嵩与靖融都在北齐首都以北的某地出家，而靖嵩很早就对于“心”的问题感兴趣，向精通《杂心论》的同学靖融请教，靖融不能回答，就建议他南下邺都学习。
大概在北齐天保八年(557年)，靖嵩受具足戒之后，南下至邺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其中有一位大学寺的融智法师，是北齐国统法上的高足，学徒五百，常讲《涅槃经》及《地论》。“嵩闻之，乃投诚焉，北面从范，攻研数载，随闻…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