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年)在昭陵建造。
释道英(560—636年)，姓陈氏，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根据《续高僧传·道英传》记载：“年十八，叔休律师引令出家，而二亲重之，便为取妇，五年同床誓不相触，素在市贩，与人同财，乃使妻执烛，分判文疏，付嘱留累，遂逃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师下，听《花严》等经，学成返邑，其妻尚在。”开皇十年(590年)，道英二十四岁，方才受具足戒。开皇十九年，“遂入解县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观，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岭悟法，二空深镜，坐处树枝，下映四表。”道英于山中树下证悟“人”、“法”二空。随后“营理僧役，以事考心”，积极办理寺院事务，不单纯隐居不问寺事。
大概在开皇末年，道英至京师住于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采《摄论》，讲悟既新，众盈五百，多采名教，尠能如理。而英简时问义，惟陈止观；《无相思尘》，诸要盘节，深会大旨。”也许道英已经有修禅经验，所以他着重用力于唯识止观，对于真谛翻译的《无相思尘论》特别有兴趣。对于道英，昙迁评价很高，也很看重，对其弟子说：“尔虽日考通文义，无择昏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
道英独立特行，“仪服饮噉，未守篇章，颇为时目作达者也。听讲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从其所为，因事呈理，调伏心行，寄以弘法。”而道英常说：“余冥目坐禅，穷寻理性，如有所诣，及开目后，还合常识。故于事务，游观役心，使有熏习。”大业九年(613年)，“尝任直岁，与俗争地，遽鬪不息。便语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诸俗同评。道人多诈。以针刺甲。虽深不动。气绝色变，将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归命，誓不敢诤，愿还生也。寻言起坐，语笑如常。”
《续高僧传·道英传》记载：“晚还蒲州住普济寺，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不与俗争，用接羇远，故使八方四部，其归若林。昼则厉众僧务，躬事担运，难险缘者必先登践；夜则跏坐，为说禅观。时或弊其劳者，闻法不觉其疲。”此中未标明时间，但从隋唐之际政治动荡、战乱不止的情况判断，为普济寺设置庄田之事应该是在唐初才有可能。道英很善于经营寺院经济，善于管理寺院事务，但却不耽误弘法讲论修禅，一日宣说《起信论》，讲到“真实门”时，他“奄然不语，怪往观之，气绝身冷。众知灭想，即而任之。经于累宿，方从定起。”
道英圆寂于贞观十年(636年)九月，春秋七十七。临终为弟子说法要，其中有一句：“无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
4、玄琬
昙迁弟子中也有学唯识而以律名世的，玄琬即其例。
释玄琬(562—636年)，俗姓杨，本弘农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远祖徙至雍州新丰(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玄琬十五岁时出家，事沙门昙延法师。《续高僧传·玄琬传》记载：“琬位居入室，恭恪据怀。及进具后，便随洪遵律师伏膺《四分》，冠冤遮性，镕汰持犯。涉律三载，便事敷演。使于后进乐推，前英叹美，乃旋踵本师。涅槃真体，捃掇新异，妙写幽微。”玄琬先是皈依昙延为沙弥，受具足戒后，又跟从洪遵律师研习《四分律》三年。其后，再回归昙延门下，时为开皇三年(585年)。而昙延法师圆寂于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
《续高僧传·玄琬传》又记载：玄琬“又欲钦佩唯识，包举理性，于昙迁禅师禀学《摄论》，并寻阅众锋，穷其心计。《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等，并资承茂实，研核新闻，环循弥讨。其际搜会，擢其玄理。”看来，玄琬跟从昙迁全面地学习了唯识经典以及中观、如来藏类经典。
玄琬在隋唐之际，除宣讲经论之外，最突出的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其师昙延未了的愿望，“延师存日，愿造丈六释迦，经略未圆，奄便物故。”[⑧]仁寿二年(602年)七月十五日“长安延兴寺铸丈六金铜佛像，天雨宝屑银华。”[⑨]而“金像之大，有未过也。”[⑩]其二，玄琬“又造经四藏，备尽庄严，诸有缮写，皆资本据。”道宣传文说：“寻有别勅，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现在藏经。当即下令，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其监护。琬以二宫所寄，惟谷其诚，祇奉不难，义须弘选。自周季灭法，隋朝再兴，传度法本，但存卷秩。至于寻检文理，取会多乖，乃结义学沙门，雠勘正则。其有词旨不通者，并谘而取决，故得法宝无滥于疑伪，迷悟有分于本末，纲领贞明自琬始也。”根据《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勅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又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琬监护。”这是玄琬于唐代造两部藏经的记载，而前引传文说玄琬一共造了四部写本藏经，其余两部的编订抄写时间不详。
应该特别指出，《续高僧传》中称玄琬为律师，而一般将纯粹的涅槃师、地论师、摄论师称之为“论师”。可见，玄琬尽管师承了涅槃师昙延和摄论师昙迁，但其在当时也被当作《四分律》的传承者。根据《续高僧传·玄琬传》记载：“逮贞观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为皇太子及诸王等受菩萨戒，故储宫以下师礼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丰华，广沾会响。又别勅延入，为皇后六宫并妃主等受戒。”在授戒仪轨方面，玄琬也有创设，“至于授受，遮难滋彰，乃蓥饰道场寻诸忏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转神呪，洁斋行道。使彼毁禁之流，澄源返净，登坛纳法，明白无疑。并传嗣于今，住持不绝。”对此，道宣总结说：“然其匠训于世，三藏含之，偏以苦节自修德，以律仪驰誉。言为世范，缁素收归，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隶，从受归戒者二十余万。”这是说，玄琬对经、律、论三藏都有弘扬，然律学方面的影响更大些。
贞观十年(636年)冬，玄琬遘疾，上表于太宗：“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闻彻阙庭尘劳听览，琬等僧徒无任惭惧。但恐余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经中，撰《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及《赡养苍生论》并《三德论》各一卷，伏愿圣躬亲降披览。”《大唐内典录》卷五著录玄琬著作如后：“《三德论》一卷，《入道方便门》二卷，《镜喻论》、《无拟缘起》一卷、《十种读经仪》、《无尽藏仪》、《发戒缘起》二卷、《法界图并十不论》，《礼佛仪式》二卷，右九部一十二卷。”同书卷七有著录“《众经目录》五卷，九十纸，唐贞观初普光寺玄琬撰”，此大概是他组织编写的藏经的总目录[11]。
贞观十年(636年)十二月七日，玄琬圆寂于延兴寺房，春秋七十五。
二、道尼与《摄论》北传
作为真谛的直传弟子，道尼对于《摄论》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从僧传的记述推测，他的弟子众多，但见于记载者寥寥无几，依照较为严格的标准衡量，在现有史籍中仅仅找到智光和道岳。此外，慧休也曾经听道尼宣讲《摄大乘论》，然而从传文表述看，他仍然属于地论师的范围。
1．智光
在现存史籍中，智光是最早跟随道尼的弟子。《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简短的小传。
《续高僧传·智光传》记载：“释智光，江州人，尼论师之学士也。少听《摄论》，大成其器。言论清华，声势明穆，志度轻健，鲜忤言诤。谦牧推下，为时所重。开皇十年，勅召尼公，相从入京，住大兴善寺。”从此简短文字可推知：智光是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此地乃道尼初始弘法之地，而文中说智光少小时就听道尼宣讲《摄论》并且学有所成，开皇十年(590年)又随其师进入长安，住于大兴善寺。文中又说：“仁寿创塔，召送循州。”舍利安奉于循州道场塔寺，时间是仁寿二年(602年)。
关于智光仁寿年之后的活动，僧传只有寥寥数语：“光还京室，以法自娱。频开《摄论》，有名秦壤。晚厌谈说，归静林泉。寻还庐阜，屏绝人事，安禅自节，卒于山舍。”此中的线索是，智光先是用力于宣讲《摄论》，其后又热衷于归隐林泉，并且重归庐山，后卒于庐山某寺院。由于此文未标示具体时间，使人无从知晓其离开长安至庐山的时间，幸亏《续高僧传·灵润传》和《志超传》中还保存了一点线索，可从中推知，智光在唐初仍然在长安弘法。
《续高僧传·灵润传》记载：“大业初岁，风疾暴增，后复本心，更精新业。又恐报倾旦夕，不守本怀，讲导世流，往还烦杂，遂脱略人事，厌俗归闲。遂往南山之北，西极澧鄠，东渐玉山，依寒林头陀为业。时与沙门空藏、慧琎、智信、智光等，京邑贞干，同修出离。……属大业末年，不许僧出，遂亏此行，乃还兴善，托于西院。”此文说，灵润于大业初年至终南山隐修，而智光、智信等与灵润都有此想法。不过，至大业末年，由于政令的限制，灵润只得又回到大兴善寺。智光如何，据此难以判断。
《续高僧传·志超传》记载：释志超，义宁二年(618年)，“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极，叙之殊礼。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琏宏深，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亟历寒暑，业新弥厉。但为贵游諠杂，外进无因，必附林薄，方程慕远。时蓝田山化感寺沙门灵润、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就做了皇帝，此处用隋代年号，说明志超至长安的时间是在五月之前。志超至长安后先住于左仆射魏国公裴寂宅第旁的别院，其后前往蓝田化感寺，武德五年(622年)离开化感寺。根据这一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灵润、智光于唐朝初年仍然在蓝田山化感寺。
总之，智光随其师进入长安，直至唐初仍然在长安弘扬《摄论》。他于仁寿年后频开讲席，宣讲《摄论》，对唯识思想在长安的流传作出了重大贡献。
2．道岳
释…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