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年)在昭陵建造。
釋道英(560—636年)，姓陳氏，蒲州猗氏(今山西省臨猗縣)人。根據《續高僧傳·道英傳》記載：“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剃落。至並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590年)，道英二十四歲，方才受具足戒。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道英于山中樹下證悟“人”、“法”二空。隨後“營理僧役，以事考心”，積極辦理寺院事務，不單純隱居不問寺事。
大概在開皇末年，道英至京師住于勝光寺，“從昙遷禅師聽采《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多采名教，尠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無相思塵》，諸要盤節，深會大旨。”也許道英已經有修禅經驗，所以他著重用力于唯識止觀，對于真谛翻譯的《無相思塵論》特別有興趣。對于道英，昙遷評價很高，也很看重，對其弟子說：“爾雖日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
道英獨立特行，“儀服飲噉，未守篇章，頗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而道英常說：“余冥目坐禅，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于事務，遊觀役心，使有熏習。”大業九年(613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雲。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诤，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續高僧傳·道英傳》記載：“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叁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禅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此中未標明時間，但從隋唐之際政治動蕩、戰亂不止的情況判斷，爲普濟寺設置莊田之事應該是在唐初才有可能。道英很善于經營寺院經濟，善于管理寺院事務，但卻不耽誤弘法講論修禅，一日宣說《起信論》，講到“真實門”時，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道英圓寂于貞觀十年(636年)九月，春秋七十七。臨終爲弟子說法要，其中有一句：“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
4、玄琬
昙遷弟子中也有學唯識而以律名世的，玄琬即其例。
釋玄琬(562—636年)，俗姓楊，本弘農華州(今陝西省華縣)人，遠祖徙至雍州新豐(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新豐鎮)。玄琬十五歲時出家，事沙門昙延法師。《續高僧傳·玄琬傳》記載：“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冤遮性，镕汰持犯。涉律叁載，便事敷演。使于後進樂推，前英歎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體，捃掇新異，妙寫幽微。”玄琬先是皈依昙延爲沙彌，受具足戒後，又跟從洪遵律師研習《四分律》叁年。其後，再回歸昙延門下，時爲開皇叁年(585年)。而昙延法師圓寂于開皇八年八月十叁日。
《續高僧傳·玄琬傳》又記載：玄琬“又欲欽佩唯識，包舉理性，于昙遷禅師禀學《攝論》，並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核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看來，玄琬跟從昙遷全面地學習了唯識經典以及中觀、如來藏類經典。
玄琬在隋唐之際，除宣講經論之外，最突出的還有兩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其師昙延未了的願望，“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⑧]仁壽二年(602年)七月十五日“長安延興寺鑄丈六金銅佛像，天雨寶屑銀華。”[⑨]而“金像之大，有未過也。”[⑩]其二，玄琬“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道宣傳文說：“尋有別勅，于苑內德業寺，爲皇後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于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谷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秩。至于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雠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谘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于疑僞，迷悟有分于本末，綱領貞明自琬始也。”根據《釋氏稽古略》卷叁記載：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勅法師玄琬于苑內德業寺，爲皇後寫佛藏經。又于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琬監護。”這是玄琬于唐代造兩部藏經的記載，而前引傳文說玄琬一共造了四部寫本藏經，其余兩部的編訂抄寫時間不詳。
應該特別指出，《續高僧傳》中稱玄琬爲律師，而一般將純粹的涅槃師、地論師、攝論師稱之爲“論師”。可見，玄琬盡管師承了涅槃師昙延和攝論師昙遷，但其在當時也被當作《四分律》的傳承者。根據《續高僧傳·玄琬傳》記載：“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以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爲皇後六宮並妃主等受戒。”在授戒儀軌方面，玄琬也有創設，“至于授受，遮難滋彰，乃蓥飾道場尋諸忏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對此，道宣總結說：“然其匠訓于世，叁藏含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缁素收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叁千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余萬。”這是說，玄琬對經、律、論叁藏都有弘揚，然律學方面的影響更大些。
貞觀十年(636年)冬，玄琬遘疾，上表于太宗：“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阙庭塵勞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余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叁寶法》及《贍養蒼生論》並《叁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大唐內典錄》卷五著錄玄琬著作如後：“《叁德論》一卷，《入道方便門》二卷，《鏡喻論》、《無擬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無盡藏儀》、《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並十不論》，《禮佛儀式》二卷，右九部一十二卷。”同書卷七有著錄“《衆經目錄》五卷，九十紙，唐貞觀初普光寺玄琬撰”，此大概是他組織編寫的藏經的總目錄[11]。
貞觀十年(636年)十二月七日，玄琬圓寂于延興寺房，春秋七十五。
二、道尼與《攝論》北傳
作爲真谛的直傳弟子，道尼對于《攝論》的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從僧傳的記述推測，他的弟子衆多，但見于記載者寥寥無幾，依照較爲嚴格的標准衡量，在現有史籍中僅僅找到智光和道嶽。此外，慧休也曾經聽道尼宣講《攝大乘論》，然而從傳文表述看，他仍然屬于地論師的範圍。
1．智光
在現存史籍中，智光是最早跟隨道尼的弟子。《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有簡短的小傳。
《續高僧傳·智光傳》記載：“釋智光，江州人，尼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诤。謙牧推下，爲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尼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從此簡短文字可推知：智光是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此地乃道尼初始弘法之地，而文中說智光少小時就聽道尼宣講《攝論》並且學有所成，開皇十年(590年)又隨其師進入長安，住于大興善寺。文中又說：“仁壽創塔，召送循州。”舍利安奉于循州道場塔寺，時間是仁壽二年(602年)。
關于智光仁壽年之後的活動，僧傳只有寥寥數語：“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禅自節，卒于山舍。”此中的線索是，智光先是用力于宣講《攝論》，其後又熱衷于歸隱林泉，並且重歸廬山，後卒于廬山某寺院。由于此文未標示具體時間，使人無從知曉其離開長安至廬山的時間，幸虧《續高僧傳·靈潤傳》和《志超傳》中還保存了一點線索，可從中推知，智光在唐初仍然在長安弘法。
《續高僧傳·靈潤傳》記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複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寒林頭陀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琎、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幹，同修出離。……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興善，托于西院。”此文說，靈潤于大業初年至終南山隱修，而智光、智信等與靈潤都有此想法。不過，至大業末年，由于政令的限製，靈潤只得又回到大興善寺。智光如何，據此難以判斷。
《續高僧傳·志超傳》記載：釋志超，義甯二年(618年)，“率弟子二十余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敘之殊禮。左仆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琏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用以居焉。亟曆寒暑，業新彌厲。但爲貴遊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鈎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棲志得矣。”義甯二年(618年)五月，李淵就做了皇帝，此處用隋代年號，說明志超至長安的時間是在五月之前。志超至長安後先住于左仆射魏國公裴寂宅第旁的別院，其後前往藍田化感寺，武德五年(622年)離開化感寺。根據這一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靈潤、智光于唐朝初年仍然在藍田山化感寺。
總之，智光隨其師進入長安，直至唐初仍然在長安弘揚《攝論》。他于仁壽年後頻開講席，宣講《攝論》，對唯識思想在長安的流傳作出了重大貢獻。
2．道嶽
釋…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