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道嶽(568—636年)，姓孟氏，河南洛陽人。根據《續高僧傳·道嶽傳》記載：道嶽“家世儒學，專門守業”，其父孟暠仕隋，爲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令。他九歲時，即開始讀儒家的《詩》、《書》、《易》、《孝》等經。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兄弟叁人披剃出家，後來都成爲學有所成的高僧。老四孟曠年十七出家，善《大論》及《僧祇律》，隨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老六孟略，十九歲出家，法號明略，特善《涅槃》，住東京洛陽天宮寺。
道嶽年十五，禮釋僧粲爲師出家，“少樂學問，經論是欣”。根據這一記載，道嶽出家爲沙彌的時間爲隋初開皇二年(582年)，而其皈依師僧粲禅師涉北齊、南陳、北周，自號“叁國論師”，精通大乘經論，對《十地經論》也頗爲精通。僧粲的著名弟子僧鳳就是于此時皈依僧粲法師的。如《續高僧傳·僧鳳傳》所說：“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從現存資料中無法准確確定道嶽的出家地，只能推知可能是在今河南、山東一帶。
《續高僧傳·道嶽傳》記載：道嶽受具足戒之後，依照慣例，研習律部。此後，“習《成論》、《雜心》于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斯盡。”此中所說的志念即前文所述地論北道道寵的弟子，先弘揚《地論》，後致力于《成實論》和毗昙學的弘揚。開皇初年，志念在家鄉冀州一帶弘法。至于作爲成論師和毗昙師的“智通”，依據現有資料不能確定。《續高僧傳》有兩位法號智通的僧人的傳記。卷十八《隋河東棲岩道場釋智通傳》所記的智通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致力于慈濟事業。大業七年(611年)十月二十四日圓寂，春秋六十四。“延法師”也可能是昙延，但看不出他爲何會給智通教授《成論》或者《雜心》等。而《續高僧傳》卷二十九《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所記的智通似乎是專門講授《法華經》的，而且地域位于梓州(今屬四川省)。
《續高僧傳·道嶽傳》又說：“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京辇，親承真谛，業寄傳芳。嶽因從受法，日登深解。”如前所論述，道尼于開皇十年(590年)奉诏進京住大興善寺，而道嶽之皈依師僧粲也是在這一年奉召入長安住大興善寺的。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確定道嶽從師道尼的時間久暫，然道嶽所受道尼的影響顯然很深遠。盡管道嶽“以衆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棲形太白，服業倫貫”，前往太白山中的一座寺院中隱修。傳文說：“時太白寺慧安者，倜傥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誇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嶽友而親之，便往投造。”道嶽如此向慧安敘述自己的志向：“《毗昙》、《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尠。今從物化，精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谛譯之。初傳此土，情寄于此耳。”從此文看，道嶽于道尼門下聽講《攝大乘論》時間不是太長，而以大興善寺以及長安城“衆聚事擁”爲理由至太白山中隱居，但仍然挂心的是真谛之學。引文中對于《攝大乘論》和《俱舍論》的評論是正確的。《攝論》簡要清微，而《俱舍論》全面而行文條分縷析，適可作爲理解唯識觀的門徑。
其後，道嶽“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根據此說，道嶽在長安明覺寺自己研習《俱舍論》五年。但他還是認爲：“至于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叁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言，載勞夢寢。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廣州顯明寺，獲《俱舍疏本》並《十八部記》，並是凱師筆迹。親承真谛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道嶽委托商人在昔日智恺在廣州的住寺找到了真谛本人作的《俱舍疏本》即《俱舍論疏》六十卷並《十八部記》即《十八部論疏》十卷。道嶽“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諷讀沈思，忘于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于即慶吊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谷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匮乏。綿曆歲序，厥志彌隆。”道嶽在獲得真谛的注疏後，重回太白山慧安處，而慧安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積極支持道嶽專心研究，在接近一年時，道嶽“內慚諸己，乃謝安曰：“嶽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辄不量力，欲悕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矣。誠可退迹浮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複延兩載，方始出山。”由此記載可見，道嶽在太白山研習《俱舍論》達叁年之久，方才“以己所尋知，將開慧業，遊諸講肆，清論莫窮”，由此開始對外宣講《俱舍論》。
大業八年(612年)，道嶽被召住于長安大禅定道場，時年四十四。此寺是大業叁年隋炀帝爲文帝所建，倍受重視。道嶽入寺時，“此時僧衆叁百余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嶽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爲引重，創爲請主。嶽撝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慚疎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嶽顧諸意，正乃首登焉。”此寺當時名德聚集，開講席的機會來之不易，道嶽“遂以叁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大獲成功，“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由此開始，道嶽在大禅定寺弘揚真谛之學，揚名四海。
李淵立國，于武德元年(618年)即改大禅定寺爲大總持寺。武德二年，道嶽“以叁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谛爲本，余則錯綜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于本疏叁分之二，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于世，以爲口實。”這是說，真谛自己作的《俱舍論疏》達六十卷之多，道嶽以之爲據，節略修訂爲二十二卷，又撰述《十八部論疏》一部。
關于道嶽在唐初的住寺，《續高僧傳·道嶽傳》未曾明確記載。從辯機在《大唐西域記·記贊》中說自己“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嶽法師弟子”，可見，道嶽應該是繼續住于大總持寺。
貞觀元年(627年)十一月，有梵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到達大興善寺，貞觀叁年叁月征召京城名僧協助翻譯經典。道嶽被衆人推舉，“預其同例。頗聞善于《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並諸異論。嶽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道嶽後來任證義，于貞觀叁年叁月至第二年四月協助其譯出《寶星經》一部七卷。貞觀四年六月，移住勝光寺翻譯。至貞觀六年十月十七日完成《般若燈論釋》十五卷，貞觀七年春完成《大乘莊嚴經論》十叁卷。
貞觀八年(625年)秋，皇太子李承乾召道嶽住于普光寺。皇帝“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嶽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诤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後任普光寺上座。貞觀十年春二月，道嶽圓寂于住寺，春秋六十九。
總而言之，道嶽是以弘傳真谛之學爲己任的高僧。他從道尼處精通了《攝大乘論》，自己精心研習《俱舍論》，努力尋找流落廣州的真谛有關《俱舍論》的注疏，經過十余年，終于成爲一位弘揚《俱舍論》的大師。在隋唐之際，不啻爲一面旗幟，當時的同輩僧人互相稱揚，聽其宣講《俱舍論》者不在少數。如法常、僧辯等。如《續高僧傳·僧辯傳》記載：“《俱舍》一論，振古未開，道嶽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叁百余紙。”僧辯與道嶽位同輩僧人，聽其講授而出注疏抄本叁百余紙。尤其是，唐武德八年(625年)，玄奘法師入長安跟從道嶽法師學習《俱舍論》。玄奘後來從印度歸來，十分重視此論。這也可以看作道嶽對中國唯識宗的形成所産生的重大影響。
叁、法泰弟子靖嵩及其傳承
作爲真谛嫡傳弟子的法泰，對攝論學派發展壯大的最大貢獻可能是培養出了靖嵩這樣一心弘揚其說的弟子。在隋朝，靖嵩在徐州一帶大力弘傳《攝論》，門下人才濟濟，弟子衆多。這些弟子在隋唐之際，分布各地，弘化一方，爲唯識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
1．靖嵩行曆及其貢獻
釋靖嵩(537—614年)，俗姓張，涿郡固安(即河北省固安縣)人，十五歲出家，從時間和地域上說都應該屬于北齊。《續高僧傳·靖嵩傳》記載說：“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邺，必成濟器。””從僧傳的記載推測，靖嵩與靖融都在北齊首都以北的某地出家，而靖嵩很早就對于“心”的問題感興趣，向精通《雜心論》的同學靖融請教，靖融不能回答，就建議他南下邺都學習。
大概在北齊天保八年(557年)，靖嵩受具足戒之後，南下至邺都。“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余，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鹹歸厥邦。”其中有一位大學寺的融智法師，是北齊國統法上的高足，學徒五百，常講《涅槃經》及《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範，攻研數載，隨聞…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