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知其然哉。”从道宣传文的表述来看，时人的非议源于有些人对于僧人与皇帝、朝官频繁密切交往的不同看法。但也可能与其弘扬《摄论》却并非真谛弟子或再传弟子有关。真谛直传弟子中精通《摄论》者大有人在，如道尼就于开皇十年到达长安弘传《摄论》，但名声及影响似不及昙迁。也许因此缘故，道宣在《昙迁传》中将真谛当年对智恺的“授记”落定在昙迁身上。[④]
不过，应该强调，当此之时，北方佛教还未从北周灭佛的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昙迁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隋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很贡献。
开皇十年(590年)春，隋文帝幸晋阳，勅昙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贯。意愿度之，如何？”迁曰：“昔周武御图，殄灭三宝。众僧等，或刬迹幽岩，或逃窜异境。陛下统临大运，更阐法门，无不歌咏有归，来投圣德。比虽屡蒙招引，度脱而来，有先后致差际会。且自天地覆载，莫匪王民，至尊汲引万方，宁止一郭蒙庆？”帝沉虑少时，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通过这件事，昙迁诱导文帝下诏解决了周武帝毁佛之后隐迹民间的私度僧转“公度”的问题，此处说达数十万人，不算夸张。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幸岐州，昙迁受敕跟随。蜀王在打猎中发现“满窑破落佛像。王遂罢猎，具以事闻。迁因奏曰：“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恸，有心无事。”帝闻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仪冒犯霜露。如师所说，朕之咎也。”又下诏曰：“云云，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率土苍生口施一文，委州县官人检校庄饰。”故一化严丽，迁寔有功。”由于昙迁的建议，被周武帝灭佛时毁坏的佛像得以修复。
开皇十四年(594年)，泰山发生火灾。昙迁又上书建议：“诸废山寺并无贯逃僧，请并安堵。”文帝又答应了。“寻勅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这又是昙迁的功劳。文帝下勅令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主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又委迁简齐鲁名僧，来住京辇。”由于昙迁的请求。隋文帝令河南王修复神通道场，齐主修复神宝寺，华阳王修复宝山寺。
此外，隋文帝下敕于诸州供奉舍利也与昙迁有密切关系。仁寿元年，昙迁禀告文帝：“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文帝“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仁寿四年，“又下勅于三十州造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起灵塔，劝物崇善。迁寔有功。”
献后驾崩，隋文帝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文帝下敕说：“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其后，“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临之。绥抚法众，接悟贤明，皆会素心，振声帝世。”
昙迁于大业三年(607年)十二月六日圆寂，时年六十六岁，葬于终南北麓胜光寺的山园中。昙迁主要著述有《摄论疏》十卷，又有《楞伽经疏》、《起信论疏》、《唯识论疏》、《如实论疏》等，《九识章》、《四明章》，《华严明难品玄解》等等，共二十余卷。对于昙迁这些著述，道宣先引用净影慧远的赞誉作了评论：“故远公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斯言合也。而词旨典正，有文章焉。虽才人沈欝含豪，未能加也。”有沙门明则，为之撰《行状》，流行于世。
昙迁弟子众多，日本有学者将其分为三大系统来叙述：第一，师事涅槃师昙延学习《涅槃》尔后改从昙迁学《摄论》的；第二，先师事地论师净影慧远学习《地论》尔后再受业昙迁学习《摄论》的；第三，直接向昙迁学习的。[⑤]这一分类，能够比较方便地说明摄论师与其它学派之间的互摄关系。但是，古代的僧人，特别是唐代宗派佛教之前，其师承复杂，不大容易定于一端，被学者列入昙迁弟子中的一些僧人，并不能完全肯定确实如此。有鉴于于此，下文仅仅将静凝、明驭、道哲、道英、玄琬等史籍明确界定的昙迁弟子叙述如后。
2．静凝、明驭
在现存资料中，静凝是昙迁最早的弟子。
释静凝(？—602年)，汴州人。根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静凝传》记载，静凝早年即听受于昙迁，“深闲邪正，经律、《十地》是所询求。后师《摄论》幽显，常乐止观，掩关思择。缘来便讲，唱吼如雷，事竟退静，状如愚叟。世间之务，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谓为庸劣，同住久处，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无庆吊。块然卓坐，似不能言。”这段文字很简要地叙述了净凝先跟从昙迁学习《十地经论》后学习《摄大乘论》的核心事实。传文又说：“开皇六年，随迁入雍，住兴善寺。”《续高僧传·昙迁传》等都说，昙迁等“六大德”进京是开皇七年(587年)之事。隋文帝下诏，“六大德”可带十位高足一起进京，但《续高僧传》等所记载的昙迁弟子中，静凝是唯一一位随昙迁进京并住于大兴善寺的僧人。从上述记载看，静凝研习弘扬的主要是《地论》和《摄论》。
仁寿二年(602年)，文帝下勅令静凝送舍利于杞州(今河南省杞县)。然奇怪的是，《续高僧传》以及《广弘明集》所记的奉送安置舍利于诸州的高僧大德很多，静凝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位因此而受责备的僧人。
《续高僧传·静凝传》记载：“初至，频放白光，状如皎月，流转通照。及下塔日，白鸟空中旋绕基上，瘗讫远逝。更有余相，凝为藏隐，示出一二，知大圣之通瑞也。余则隐之不书。”《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时，瑠璃瓶里色白如月，须臾之间即变为赤色。至四月二日后，变作紫光，或现青色，瓶内流转，一来一去，循环不止。道俗瞻仰，咸共归依实相容仪。良久乃散，七日午时，神影复出，变动辉焕，于前无异。”看来，静凝不谙官场通例，上表太过简略，因此“及至京师又被责及，方便解免。”[⑥]也就是经过辩解才免于处罚，不久他就圆寂了。
释明驭，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人。《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有传：“初学《涅槃》，后习《摄论》，推寻理源，究括疑滞。晚游邺下，谘访未闻，隐义重玄，皆所披览。开皇八年，来仪帝里，更就迁师询求《摄论》。”从引文的表述看，在开皇八年(588年)跟从昙迁研习《摄论》之前，明驭似乎已经从某师学习过此论。“住无漏寺，讲诵为业。仁寿中年，勅请送舍利于济州崇梵寺。”仁寿三年(603年)禅定寺建成后，受召住于此寺，后圆寂于此寺。从僧传的叙述看，明驭师是以弘宣《摄论》等经论为主的僧人。
3．道哲、道英
作为昙迁的弟子，道哲、道英属于精通禅定而兼通《摄论》的类型。
释道哲(564—635年)，姓唐，齐郡临邑(即山东省临邑县)人。初投颍川(即河南省禹州市)明及法师，学《十地》、《地持》，为同听者所揖。受具足戒后，又跟从魏郡(今河南安阳市)希律师禀承《四分》，受教博晓，将近六年，也即从隋开皇三年(584年)至开皇九年。随后，道哲又礼昙询禅师学习禅法，“一悟真谛，霍然大通。禅侣相谢，解齐登室。”道哲听说京城佛法兴盛，于是步行至长安。“初至，住仁觉寺。沙门昙迁有知人之誉，敬备师礼，从受《摄论》，研味至理，晓悟其文。”根据《续高僧传·智正传》记载：“仁寿元年，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⑦]由此可知，道哲至长安的时间不会早于仁寿元年(601年)，而昙迁圆寂于大业三年(607年)。
也许在昙迁圆寂之后，也许就在昙迁生前，道哲以为，“标拟有方，岂惟声教？遂厌辞人世，潜于终南之骆谷也。”从此，以隐居山闲禅修为业，实际不再属于专门弘扬《摄论》的摄论师。从僧传所记住寺的变化推知，至唐初，道哲受邀才从终南山骆谷中出来，依住于大庄严寺。《续高僧传·道哲传》记载：“京师大庄严寺，以哲素有道声，延住华馆。”此大庄严寺也即隋代的禅定寺，唐初改名。道哲于此寺居住一段时间，“盩厔县民，昔以隐居骆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请，乃往赴焉。营构禅宇，立徒策业，山俗道侣，相从屯赴。教以正法，训以律仪，野逸是凭，闻诸京辅。”贞观九年(635年)正月，“东归庄严，讯问名德，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
由上述内容推断：其一，道哲研习《四分律》长达六年，尽管这一时期有受具足戒之后研律数年的惯例，但不属于律师而研律六年者并不多见。其二，道哲从594年开始习禅，至少七年，这与后来转入隐居禅修打下基础。其三，跟从昙迁研习《摄大乘论》数年，其义学基础有助于其独抒己见撰写佛学论文。正如道宣所叙述评论：“然哲逈发天才，学不师古，撰《百识观门》十卷、《智照自体论》六卷、《大乘闻思论》等行世。”
总结道哲之一生所学所修，以律、禅为主兼弘义学。而如道宣所简单叙述的：“道哲弟子静安、道诚，并承习厥宗，匡务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业。诚行感玄解，谦穆自修，包括律部，讲道时接。”静安继承的是道哲隐居禅修方向，而道诚继承的是其师律学和义学方向。前者常住山泉，道诚初住大庄严寺，“以传业高今，征入瑶台，匡化于彼，余波潜被，盛绩京师。”从道宣叙述语气推知，这两位弟子当时健在，道诚开始住锡于大庄严寺，后被征入瑶台寺常住，此寺是贞观五年(631…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四节 隋代唐初《摄论》的传播与学派兴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