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非無定。從彼雲此非，此雲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從道宣傳文的表述來看，時人的非議源于有些人對于僧人與皇帝、朝官頻繁密切交往的不同看法。但也可能與其弘揚《攝論》卻並非真谛弟子或再傳弟子有關。真谛直傳弟子中精通《攝論》者大有人在，如道尼就于開皇十年到達長安弘傳《攝論》，但名聲及影響似不及昙遷。也許因此緣故，道宣在《昙遷傳》中將真谛當年對智恺的“授記”落定在昙遷身上。[④]
不過，應該強調，當此之時，北方佛教還未從北周滅佛的災難中完全恢複過來，昙遷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爲隋代佛教的複興做出了很貢獻。
開皇十年(590年)春，隋文帝幸晉陽，勅昙遷隨駕。“既達並部，又诏令僧禦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禦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禦圖，殄滅叁寶。衆僧等，或刬迹幽岩，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甯止一郭蒙慶？”帝沈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通過這件事，昙遷誘導文帝下诏解決了周武帝毀佛之後隱迹民間的私度僧轉“公度”的問題，此處說達數十萬人，不算誇張。
開皇十叁年(593年)，隋文帝幸岐州，昙遷受敕跟隨。蜀王在打獵中發現“滿窯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于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恸，有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诏曰：“雲雲，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由于昙遷的建議，被周武帝滅佛時毀壞的佛像得以修複。
開皇十四年(594年)，泰山發生火災。昙遷又上書建議：“諸廢山寺並無貫逃僧，請並安堵。”文帝又答應了。“尋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這又是昙遷的功勞。文帝下勅令河南王“爲泰嶽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主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山檀越，舊靈岩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辇。”由于昙遷的請求。隋文帝令河南王修複神通道場，齊主修複神寶寺，華陽王修複寶山寺。
此外，隋文帝下敕于諸州供奉舍利也與昙遷有密切關系。仁壽元年，昙遷禀告文帝：“如來法身過于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文帝“即請大德叁十人安置寶塔爲叁十道，建軌製度一准育王。”仁壽四年，“又下勅于叁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余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
獻後駕崩，隋文帝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文帝下敕說：“宜于海內召名德禅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禅師搜揚。”其後，“有司具禮，即以遷爲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
昙遷于大業叁年(607年)十二月六日圓寂，時年六十六歲，葬于終南北麓勝光寺的山園中。昙遷主要著述有《攝論疏》十卷，又有《楞伽經疏》、《起信論疏》、《唯識論疏》、《如實論疏》等，《九識章》、《四明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等等，共二十余卷。對于昙遷這些著述，道宣先引用淨影慧遠的贊譽作了評論：“故遠公每雲“遷禅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而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沈欝含豪，未能加也。”有沙門明則，爲之撰《行狀》，流行于世。
昙遷弟子衆多，日本有學者將其分爲叁大系統來敘述：第一，師事涅槃師昙延學習《涅槃》爾後改從昙遷學《攝論》的；第二，先師事地論師淨影慧遠學習《地論》爾後再受業昙遷學習《攝論》的；第叁，直接向昙遷學習的。[⑤]這一分類，能夠比較方便地說明攝論師與其它學派之間的互攝關系。但是，古代的僧人，特別是唐代宗派佛教之前，其師承複雜，不大容易定于一端，被學者列入昙遷弟子中的一些僧人，並不能完全肯定確實如此。有鑒于于此，下文僅僅將靜凝、明馭、道哲、道英、玄琬等史籍明確界定的昙遷弟子敘述如後。
2．靜凝、明馭
在現存資料中，靜凝是昙遷最早的弟子。
釋靜凝(？—602年)，汴州人。根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六《靜凝傳》記載，靜凝早年即聽受于昙遷，“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幽顯，常樂止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爲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這段文字很簡要地敘述了淨凝先跟從昙遷學習《十地經論》後學習《攝大乘論》的核心事實。傳文又說：“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續高僧傳·昙遷傳》等都說，昙遷等“六大德”進京是開皇七年(587年)之事。隋文帝下诏，“六大德”可帶十位高足一起進京，但《續高僧傳》等所記載的昙遷弟子中，靜凝是唯一一位隨昙遷進京並住于大興善寺的僧人。從上述記載看，靜凝研習弘揚的主要是《地論》和《攝論》。
仁壽二年(602年)，文帝下勅令靜凝送舍利于杞州(今河南省杞縣)。然奇怪的是，《續高僧傳》以及《廣弘明集》所記的奉送安置舍利于諸州的高僧大德很多，靜凝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位因此而受責備的僧人。
《續高僧傳·靜凝傳》記載：“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瘗訖遠逝。更有余相，凝爲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余則隱之不書。”《廣弘明集》卷十七記載：“杞州表雲：舍利以叁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鹹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複出，變動輝煥，于前無異。”看來，靜凝不谙官場通例，上表太過簡略，因此“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⑥]也就是經過辯解才免于處罰，不久他就圓寂了。
釋明馭，瀛州(今河北省河間市)人。《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有傳：“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遊邺下，谘訪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裏，更就遷師詢求《攝論》。”從引文的表述看，在開皇八年(588年)跟從昙遷研習《攝論》之前，明馭似乎已經從某師學習過此論。“住無漏寺，講誦爲業。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仁壽叁年(603年)禅定寺建成後，受召住于此寺，後圓寂于此寺。從僧傳的敘述看，明馭師是以弘宣《攝論》等經論爲主的僧人。
3．道哲、道英
作爲昙遷的弟子，道哲、道英屬于精通禅定而兼通《攝論》的類型。
釋道哲(564—635年)，姓唐，齊郡臨邑(即山東省臨邑縣)人。初投颍川(即河南省禹州市)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揖。受具足戒後，又跟從魏郡(今河南安陽市)希律師禀承《四分》，受教博曉，將近六年，也即從隋開皇叁年(584年)至開皇九年。隨後，道哲又禮昙詢禅師學習禅法，“一悟真谛，霍然大通。禅侶相謝，解齊登室。”道哲聽說京城佛法興盛，于是步行至長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昙遷有知人之譽，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根據《續高僧傳·智正傳》記載：“仁壽元年，左仆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⑦]由此可知，道哲至長安的時間不會早于仁壽元年(601年)，而昙遷圓寂于大業叁年(607年)。
也許在昙遷圓寂之後，也許就在昙遷生前，道哲以爲，“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從此，以隱居山閑禅修爲業，實際不再屬于專門弘揚《攝論》的攝論師。從僧傳所記住寺的變化推知，至唐初，道哲受邀才從終南山駱谷中出來，依住于大莊嚴寺。《續高僧傳·道哲傳》記載：“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此大莊嚴寺也即隋代的禅定寺，唐初改名。道哲于此寺居住一段時間，“盩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禅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貞觀九年(635年)正月，“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
由上述內容推斷：其一，道哲研習《四分律》長達六年，盡管這一時期有受具足戒之後研律數年的慣例，但不屬于律師而研律六年者並不多見。其二，道哲從594年開始習禅，至少七年，這與後來轉入隱居禅修打下基礎。其叁，跟從昙遷研習《攝大乘論》數年，其義學基礎有助于其獨抒己見撰寫佛學論文。正如道宣所敘述評論：“然哲逈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
總結道哲之一生所學所修，以律、禅爲主兼弘義學。而如道宣所簡單敘述的：“道哲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務有敘。安掩迹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靜安繼承的是道哲隱居禅修方向，而道誠繼承的是其師律學和義學方向。前者常住山泉，道誠初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今，征入瑤臺，匡化于彼，余波潛被，盛績京師。”從道宣敘述語氣推知，這兩位弟子當時健在，道誠開始住錫于大莊嚴寺，後被征入瑤臺寺常住，此寺是貞觀五年(631…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