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
参照《续高僧传·真谛传》可知，真谛大致在陈永定三年(559年)初来到晋安，与智文、僧宗、法准等一批于梁代即已知名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不久，真谛感觉壮志难以伸展，便搭船准备离开中土。有鉴于此，智文、僧宗、法准等徒众没有跟随真谛三藏，而是继续留在晋安。
从道宣《续高僧传·智文传》所记载观之，跟从真谛三藏，并未改变智文固有的发展方向，因而有可能智文并未与法准、僧宗、僧忍等一起去广州。根据道宣的记述，智文于陈末回到建康，隋初又至长安，圆寂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九十一。
真谛停留于广州的消息传回晋安，于时仍然在晋安的僧宗、法准、僧忍等僧人一起前往广州入真谛译场参与翻译、研习《摄论》。不过，这几位僧人到达广州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记载。《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康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此文又说：“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道基撰写的《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任得其人，论本、释论十有五卷。余以庸浅，钻仰无坠，聊述所闻，以示来哲。”由此可知，僧宗曾任《摄大乘论释》的笔受。依照这些记载可知，僧宗、法准、僧忍在真谛至广州的第二年初，即来到真谛身边，并且参与了《摄大乘论》的翻译。
然而，道宣在《续高僧传·法泰传》“智恺附传”又有不同记载：“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⑨]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明年，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但凭此处的记载，很容易认定，这三位僧人迟至陈光大元年(567年)才到达广州。但是，不仅有《真谛传》的记载，而且《大乘唯识论后记》也记载，陈天嘉四年(563年)正月十六日，真谛等于广州制旨寺开始翻译此论，他“行翻行讲，至三月五日方竟。……末有僧忍法师，从晋安赍旧本达番禺，恺取新文对雠校旧本。”[⑩]此中所说的“旧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译的本子。而从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达广州的时间应该是陈天嘉四年三月五日前后。将上述几条资料对勘，基本可以断定，《真谛传》所记是正确的，而“智恺传”中的表达有歧义，主题句说的是因为僧宗、法准、慧忍等因为“未闻”(应该是不精通)《摄论》，所以请智恺为其讲解，而“度岭就谛求学”为插入语，不应将度岭时间随意系于光大元年。
综上所述，僧宗、法准、僧忍，如果假定三人是同行的话，可以肯定，僧宗、法准到达广州的时间也是在此年三月前后不久。
关于释僧宗，目前所知不多，仅有几条：其一，籍贯为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如道基《摄大乘论释序》说：“有丹阳义学僧僧宗、慧恺传语笔受。”其二，曾经住锡于建康建元寺，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其三，真谛圆寂之后，僧宗与法准、慧旷等一起持真谛所翻译的经论前往归庐山。如《真谛传》所记载：真谛三藏“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其四，僧宗曾撰《摄论义疏》“心胜相”(即“所知依”)以后的部分，著真谛《行状》，广行于世。如《续高僧传·真谛传》说：“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讨寻教旨者，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缋辅显。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其五，僧宗撰有《真谛三藏行状》，广行于世。
关于释法准，资料非常欠缺。仅仅知晓，他原为建康僧人，后来与僧宗等一起至晋安礼智文研习律学。真谛来晋安后，法准又参与真谛的翻译活动的。随后，闻听真谛至广州，他又与僧宗等一起至广州追随真谛三藏。《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在智恺不幸英年圆寂之后，真谛三藏来到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真谛三藏圆寂之后的第三日，法准与僧宗等一起，前往庐山弘扬《摄论》。
关于释僧忍，资料有限且有歧义。《续高僧传·真谛传》记载：“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此中说的是，僧忍似乎属于建康建元寺僧人，以研习律本为业。而同书《法泰传》先说及“法忍”：“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而后文在“智恺附传”中又说：“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这几处引文，都是将僧宗、法准并提，但一处写为“僧忍”,一处写为“慧忍”，一处写为“法忍”。笔者将这些资料对勘，如果认定为三位僧人，巧合太多，因此倾向于“僧忍”、“慧忍”、“法忍”[11]均指同一僧人。僧忍至广州进入真谛门下，后又与僧宗等一起请求智恺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此后的事迹不详。
四、慧旷、警韶、智休、慧偘、明勇
释慧旷(534—613年)，俗姓曹氏，襄阳人(今属湖北省)。根据《续高僧传·慧旷传》的记载，慧旷十二岁出家，师事江陵(今属湖北省)宝光寺澄法师。其后，前往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听讲经论，“玄关斯辟，大义已通。将事随方，转相弘教。乃与宗、恺、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论》、《金光明》等经。”《慧旷传》又记载：“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这是说，真谛于陈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离开广州，前往庐山，弘扬真谛之学。道宣的记述很简要，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没有记载，好在因为慧旷是智顗的戒师，因而可以通过智顗的行历来确定慧旷生平的若干环节。
隋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卷一记载：智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天台宗文献一般将此事系于陈永定元年(577年)。至于地点，智顗受沙弥戒是由湘州(即湖南省长沙市)北上的，而慧旷律师在江陵，因此，智顗应该是在慧旷所住寺院受的具足戒。此中的一个直接证据是，《续高僧传·慧思传》称智顗为“江陵智顗”，文中说：慧思“后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根据天台宗文献记载，智顗祖籍颖川(今河南省许昌市)，生于荆州华容(即湖北监利县)，因此，“江陵智顗”的称呼一定是来自于其正式出家时的寺籍。如此考虑，慧旷当时一定是住锡于江陵的某寺。
受戒之后，智顗又前往光州大苏山拜慧思为师。天台史籍一般将此事系于陈天嘉元年(560年)，如此则推知，智顗在慧旷门下达三年之久。智顗在慧思门下时，慧旷也曾经到过大苏山。同书记载：智顗奉师命代师讲《大般若经》，“思师手持如意临席，赞曰：“可谓法付法臣，法王无事者也。”慧旷律师亦来会坐。思谓曰：“老僧尝听贤子法耳。”答云：“禅师所生，非旷之子。”又曰：“思亦无功，《法华》力耳。””文中所讲的此事大致发生在智顗至大苏山之后的一、二年之内。由此可推知，慧旷于天嘉二年、三年之间的某时在慧思所在的大苏山，在听闻真谛停留于广州译经之后，南下礼真谛为师。
经过如上考证可知，慧旷属于《续高僧传·真谛传》中所说的，未能直接听闻真谛全面宣讲《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于天嘉二年(561年)后又由智恺给予讲解的僧人之一。
在真谛圆寂之后，慧旷与僧宗等一起北上至庐山。《续高僧传·慧旷传》记载：“州宰鄱阳、长沙二王，俱敦师资之敬，后于湘、郢二州累载弘道。”根据《陈书》的记载，长沙王即陈叔坚，太建元年(569年)立为长沙王，太建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太建七年转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鄱阳王为陈伯山，天嘉元年(560年)七月立王，太建六年，又为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不久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而湘州即今湖南长沙，郢州即武汉市武昌。由此可见，慧旷到庐山之后，得到了当地两任刺史的尊崇以及供养，弘法进行得很顺利，地域则遍及江州、湘州和郢州。
《续高僧传·慧旷传》又说：“虽亲觉久忘，而地恩待报，以陈至德元年言旋旧邑，即隋开皇之三年也。于遍学道场，传经引化。旷既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统掌八载，摄是乌回。后又奉勅移居兴国，寺任攸委，丝纶再降，香苏屡锡。”这是说，慧旷于陈至德元年(583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襄阳遍学道场(寺)并且任此寺住持八年，后来又移居兴国寺。[12]秦孝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时，皈依慧旷受菩萨戒。隋炀帝路过江洲、襄阳，召见慧旷，“辞疾不见”。后来，隋炀帝勅其至丹阳栖霞山寺，他“于栖霞法堂更敷《大论》，新闻旧学，各谈胜解，且归善禅。”慧旷于此寺宣讲《大智度论》以及自己的“旧学”，“后携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赏高蹈之域。其有怀真慕义者，复萃于斯矣。”也就是说，其过去的弟子逐渐聚集于此，新皈依者不绝。大业九年(613年)五月十六日，慧旷圆寂于栖霞寺，春秋八十。
慧旷始以律学名世，在真谛门下接受了义学训练。真谛圆寂之后，回到庐山，其后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弘…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三节 真谛弟子与摄论学派的形成》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