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得晉安郡一度出現“講譯都會，交映法門”的興旺景象。
參照《續高僧傳·真谛傳》可知，真谛大致在陳永定叁年(559年)初來到晉安，與智文、僧宗、法准等一批于梁代即已知名的僧人重新審訂舊譯的經典。不久，真谛感覺壯志難以伸展，便搭船准備離開中土。有鑒于此，智文、僧宗、法准等徒衆沒有跟隨真谛叁藏，而是繼續留在晉安。
從道宣《續高僧傳·智文傳》所記載觀之，跟從真谛叁藏，並未改變智文固有的發展方向，因而有可能智文並未與法准、僧宗、僧忍等一起去廣州。根據道宣的記述，智文于陳末回到建康，隋初又至長安，圓寂于隋開皇十九年(599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九十一。
真谛停留于廣州的消息傳回晉安，于時仍然在晉安的僧宗、法准、僧忍等僧人一起前往廣州入真谛譯場參與翻譯、研習《攝論》。不過，這幾位僧人到達廣州的具體時間，有不同的記載。《續高僧傳·真谛傳》記載：“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康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谛欣其來意。”此文又說：“初谛傳度《攝論》，宗、恺歸心。窮括教源，铨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相承。谛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道基撰寫的《攝大乘論釋序》說：“有丹陽義學僧僧宗、慧恺傳語筆受，任得其人，論本、釋論十有五卷。余以庸淺，鑽仰無墜，聊述所聞，以示來哲。”由此可知，僧宗曾任《攝大乘論釋》的筆受。依照這些記載可知，僧宗、法准、僧忍在真谛至廣州的第二年初，即來到真谛身邊，並且參與了《攝大乘論》的翻譯。
然而，道宣在《續高僧傳·法泰傳》“智恺附傳”又有不同記載：“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⑨]等，度嶺就谛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恺，于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余人。”但憑此處的記載，很容易認定，這叁位僧人遲至陳光大元年(567年)才到達廣州。但是，不僅有《真谛傳》的記載，而且《大乘唯識論後記》也記載，陳天嘉四年(563年)正月十六日，真谛等于廣州製旨寺開始翻譯此論，他“行翻行講，至叁月五日方竟。……末有僧忍法師，從晉安赍舊本達番禺，恺取新文對雠校舊本。”[⑩]此中所說的“舊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譯的本子。而從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達廣州的時間應該是陳天嘉四年叁月五日前後。將上述幾條資料對勘，基本可以斷定，《真谛傳》所記是正確的，而“智恺傳”中的表達有歧義，主題句說的是因爲僧宗、法准、慧忍等因爲“未聞”(應該是不精通)《攝論》，所以請智恺爲其講解，而“度嶺就谛求學”爲插入語，不應將度嶺時間隨意系于光大元年。
綜上所述，僧宗、法准、僧忍，如果假定叁人是同行的話，可以肯定，僧宗、法准到達廣州的時間也是在此年叁月前後不久。
關于釋僧宗，目前所知不多，僅有幾條：其一，籍貫爲丹陽(今江蘇省丹陽市)，如道基《攝大乘論釋序》說：“有丹陽義學僧僧宗、慧恺傳語筆受。”其二，曾經住錫于建康建元寺，如《續高僧傳·真谛傳》說：“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其叁，真谛圓寂之後，僧宗與法准、慧曠等一起持真谛所翻譯的經論前往歸廬山。如《真谛傳》所記載：真谛叁藏“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叁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經論，還返匡山。”其四，僧宗曾撰《攝論義疏》“心勝相”(即“所知依”)以後的部分，著真谛《行狀》，廣行于世。如《續高僧傳·真谛傳》說：“自谛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者，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绮缋輔顯。故隨處翻傳，親注疏解，“依心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其五，僧宗撰有《真谛叁藏行狀》，廣行于世。
關于釋法准，資料非常欠缺。僅僅知曉，他原爲建康僧人，後來與僧宗等一起至晉安禮智文研習律學。真谛來晉安後，法准又參與真谛的翻譯活動的。隨後，聞聽真谛至廣州，他又與僧宗等一起至廣州追隨真谛叁藏。《續高僧傳·真谛傳》記載：在智恺不幸英年圓寂之後，真谛叁藏來到法准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真谛叁藏圓寂之後的第叁日，法准與僧宗等一起，前往廬山弘揚《攝論》。
關于釋僧忍，資料有限且有歧義。《續高僧傳·真谛傳》記載：“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谛欣其來意，乃爲翻《攝大乘》等論。”此中說的是，僧忍似乎屬于建康建元寺僧人，以研習律本爲業。而同書《法泰傳》先說及“法忍”：“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轹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而後文在“智恺附傳”中又說：“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嶺就谛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這幾處引文，都是將僧宗、法准並提，但一處寫爲“僧忍”,一處寫爲“慧忍”，一處寫爲“法忍”。筆者將這些資料對勘，如果認定爲叁位僧人，巧合太多，因此傾向于“僧忍”、“慧忍”、“法忍”[11]均指同一僧人。僧忍至廣州進入真谛門下，後又與僧宗等一起請求智恺宣講《攝大乘論》和《俱舍論》。此後的事迹不詳。
四、慧曠、警韶、智休、慧偘、明勇
釋慧曠(534—613年)，俗姓曹氏，襄陽人(今屬湖北省)。根據《續高僧傳·慧曠傳》的記載，慧曠十二歲出家，師事江陵(今屬湖北省)寶光寺澄法師。其後，前往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聽講經論，“玄關斯辟，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恺、韻諸師，俱值真谛，受《攝大乘論》、《金光明》等經。”《慧曠傳》又記載：“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棲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這是說，真谛于陳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圓寂之後，慧曠與僧宗等一起離開廣州，前往廬山，弘揚真谛之學。道宣的記述很簡要，許多重要的信息都沒有記載，好在因爲慧曠是智顗的戒師，因而可以通過智顗的行曆來確定慧曠生平的若幹環節。
隋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卷一記載：智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天臺宗文獻一般將此事系于陳永定元年(577年)。至于地點，智顗受沙彌戒是由湘州(即湖南省長沙市)北上的，而慧曠律師在江陵，因此，智顗應該是在慧曠所住寺院受的具足戒。此中的一個直接證據是，《續高僧傳·慧思傳》稱智顗爲“江陵智顗”，文中說：慧思“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根據天臺宗文獻記載，智顗祖籍穎川(今河南省許昌市)，生于荊州華容(即湖北監利縣)，因此，“江陵智顗”的稱呼一定是來自于其正式出家時的寺籍。如此考慮，慧曠當時一定是住錫于江陵的某寺。
受戒之後，智顗又前往光州大蘇山拜慧思爲師。天臺史籍一般將此事系于陳天嘉元年(560年)，如此則推知，智顗在慧曠門下達叁年之久。智顗在慧思門下時，慧曠也曾經到過大蘇山。同書記載：智顗奉師命代師講《大般若經》，“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贊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雲：“禅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文中所講的此事大致發生在智顗至大蘇山之後的一、二年之內。由此可推知，慧曠于天嘉二年、叁年之間的某時在慧思所在的大蘇山，在聽聞真谛停留于廣州譯經之後，南下禮真谛爲師。
經過如上考證可知，慧曠屬于《續高僧傳·真谛傳》中所說的，未能直接聽聞真谛全面宣講《攝大乘論》和《俱舍論》，于天嘉二年(561年)後又由智恺給予講解的僧人之一。
在真谛圓寂之後，慧曠與僧宗等一起北上至廬山。《續高僧傳·慧曠傳》記載：“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于湘、郢二州累載弘道。”根據《陳書》的記載，長沙王即陳叔堅，太建元年(569年)立爲長沙王，太建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太建七年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鄱陽王爲陳伯山，天嘉元年(560年)七月立王，太建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不久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而湘州即今湖南長沙，郢州即武漢市武昌。由此可見，慧曠到廬山之後，得到了當地兩任刺史的尊崇以及供養，弘法進行得很順利，地域則遍及江州、湘州和郢州。
《續高僧傳·慧曠傳》又說：“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叁年也。于遍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奇。統掌八載，攝是烏回。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這是說，慧曠于陳至德元年(583年)回到自己的故鄉襄陽遍學道場(寺)並且任此寺住持八年，後來又移居興國寺。[12]秦孝王楊俊爲山南道行臺尚書令時，皈依慧曠受菩薩戒。隋炀帝路過江洲、襄陽，召見慧曠，“辭疾不見”。後來，隋炀帝勅其至丹陽棲霞山寺，他“于棲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談勝解，且歸善禅。”慧曠于此寺宣講《大智度論》以及自己的“舊學”，“後攜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複萃于斯矣。”也就是說，其過去的弟子逐漸聚集于此，新皈依者不絕。大業九年(613年)五月十六日，慧曠圓寂于棲霞寺，春秋八十。
慧曠始以律學名世，在真谛門下接受了義學訓練。真谛圓寂之後，回到廬山，其後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弘…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叁節 真谛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