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致留叁日,方纡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④]
對于弘法壯志未酬的失望,再加之身體的病痛,使其有很快結束肉體之存在的想法。而在這些事變中,智恺都是竭力勸慰其師。然而在這一事件之後的兩個月,智恺先圓寂了,四個月之後,真谛也圓寂了。
智恺在真谛門下,不但是真谛叁藏翻譯經典的助手,實際上也是真谛門下弟子研習經論的指導者。“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嶺就谛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這是陳光大元年(567年)的事情。第二年,智恺又應僧宗等的請求,“于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余人,同欽谘谒。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叁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焰,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⑤]而“及恺之雲亡,谛撫膺哀恸,遂來法准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⑥]事後真谛續講慧恺未講完的內容,至《惑品》第叁卷,終因哀傷過度,發病停講。至第二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時,真谛叁藏圓寂。
智恺于真谛門下,相當于孔子門下之顔回。智恺的英年早逝,對于真谛之學的傳播,是巨大的損失。智恺並無弟子傳承其業,日本學僧傳說智恺有若幹注疏流傳,現今學者大多認爲不大可信。如《攝大乘論略疏》卷一說:“此論傳譯以來,製疏者蓋向數十家,謂真谛《疏》、智恺《疏》、慧頤《疏》、昙遷《疏》、法護《指南》、道基《疏》、僧辯《章疏》、慧休《疏》、靈潤《義疏》、智俨《疏》、神廓《疏》等,載在史傳。而其書都無流此邦者。”[⑦]
智恺有侄子曹毗,是真谛受菩薩戒的弟子。根據《續高僧傳·曹毗傳》記載,曹毗爲智恺之叔的兒子,跟隨智恺南下,最後到廣州,從真谛學《攝論》。大概在智恺、真谛相繼圓寂之後,曹毗回到了建康。陳太建叁年(571年),曹毗請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師繼續講《攝論》,隨學名僧五十余人。後于江都(今江蘇省江都縣西南)白塔寺開講《攝論》等。曹毗著有《真谛別曆》,也稱《真谛傳》。曹毗的主要弟子有禅定寺僧榮、日嚴寺法侃等。
從《續高僧傳·法侃傳》的記載看,開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江都弘揚《攝論》。
二、法泰、智敫、道尼
法泰,生卒年不明,籍貫、俗名都不詳。如《續高僧傳·法泰傳》所說:“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轹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恺、僧宗、僧忍等,知名于梁代。真谛來廣州後,法泰與僧宗、慧恺等在廣州製旨寺筆受文義。法泰曾協助真谛翻譯《律二十二明了論》以及《律二十二明了論疏》五卷。法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于律儀所及,性無違越”,將《律二十二明了論》“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叁年,法泰還建業,並赍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叁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閴爾無聞。”其後,幸有靜嵩爲避北周法難而至建康,隨侍法泰而學通《攝論》、《俱舍論》,並且將真谛之學傳播到了北方。對于法泰,道宣說:“泰博谘真谛,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道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智敫(?—601年),循州(今廣東省惠州市)平等寺沙門。智敫年輕時候,從延祚寺的道、緣二師學習《成實論》,又跟隨北土沙門學《金剛般若論》,而且向希、堅二師學習《婆沙論》、《中論》。當真谛在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頠宅第翻譯《攝大乘論》時,大概因爲人多地狹,他未有機會聽習。後來翻譯《俱舍論》,他“方預其席。及恺講此論,敫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于堂聽受。”真谛叁藏于太建元年(569年)元月圓寂不久,其弟子星散,許多都離開了廣州,而智敫則仍然留在廣州,如《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至叁藏崩後,法侶雕散,宗嗣將虧。太建九年,敫相續敷弘”《攝大乘論》和《俱舍論》。
太建十一年(579年)二月開始,智敫跟從跋摩利叁藏的弟子慧哿研習《涅槃論》,“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叁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敫又與玑法師隨從,因複爲說第叁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余文,哿因遘疾,不任傳授。”慧哿令智敫前往建康覓海潮法師。智敫于太建十四年到達建業,未曾遇到海潮法師,但遇到了棲玄寺曉禅師,獲賜昙林所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智敫還到故寺,“常講新文十叁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592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敫寺房,文疏並盡。其年授敫,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五載,廢阙法事。後解僧任,方于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余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玑山瞰等並堪領匠。”由此可知,智敫離開廣州之後,著力于研習《涅槃論》,並且曾任廣州、循州二州僧正。晚年又專門致力于宣講《攝論》。智敫又編寫了記錄真谛翻譯著述的“真谛叁藏翻譯曆”,道宣對此著評價很高:“敫撰谛之《翻譯曆》,始末指訂,並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敘。”智敫于仁壽元年(601年),遘疾,圓寂于道場寺。
智敫的弟子玑山瞰,道宣說“亦有盛名”,但具體事迹史籍無載。
關于道尼,目前所知不多,生卒年、法臘以及籍貫都無記載。《續高僧傳·真谛傳》在敘述智敫時,涉及到道尼:“及恺講此論,敫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于堂聽受。及恺之雲亡,谛撫膺哀恸,遂來法准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此中說,智敫未能趕得上《攝大乘論》的翻譯,而在智恺講解此論時,與道尼等二十人共聽。在智恺不幸早逝之後,真谛召集弟子發誓弘揚《攝論》、《俱舍論》時,道尼參與其中。事實證明,道尼忠實地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一直以弘揚《攝論》爲己任。
《續高僧傳·法泰傳》也有寥寥數語提及道尼:“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谛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勅追入。既達雍辇,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複講主,雖雲敷說,蓋無取矣。”《續高僧傳·道嶽傳》有文說:“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京辇,親承真谛,業寄傳芳。”綜合這些材料,可推知如下內容:道尼的活動中心本來在九江,後來南下至廣州跟從真谛研習《攝論》、《俱舍》等。現在的問題是,在真谛圓寂後,其弟子四散分頭弘法時,道尼到了何處?如後所述,僧宗、法准到了廬山,而道尼本來就住于九江,與其師兄弟一起北上至廬山也在情理之中。當然,後來他又到了建康,“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九年(589年),南陳被隋所滅。開皇十年,道尼就應隋文帝征召,至京師長安。因此,道尼到達建康的時間距離陳亡不會太接近。
總體言之,在《攝論》的弘傳方面,道尼的貢獻很突出。他在南陳建康等地的弘揚,推動了《攝論》在南方的更廣泛流傳。他至長安,又推動了《攝論》在北方的傳播。其高足道嶽更是攝論師中的佼佼者,玄奘在求學期間,曾專程向他請教。
叁、智文、僧宗、法准、僧忍
智文、僧宗、法准、僧忍這四位僧人都是當時建康佛教界的宗匠,智文最先離開建康,而僧宗、法准、僧忍隨後也來到晉安並且禮智文學習律學。真谛叁藏來到晉安後,四位僧人一起禮拜真谛爲師,參與翻譯。知道真谛到廣州後,僧宗、法准、僧忍叁位又前往廣州,跟隨真谛學習《攝論》、《俱舍論》。真谛叁藏圓寂之後,僧宗、法准、僧忍成爲弘揚《攝論》的主將。
釋智文(509—599年),姓陶,丹陽(今屬江蘇省)人。《續高僧傳·智文傳》記載:“及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爲師傅。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辔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傳業之盛,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凡官諸寺啓勅,請文于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殷均爲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複光嶺表。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文中所說的寶田寺智成、奉誠寺僧辯、大明寺彖公都是建康僧人。智成,未見記載。關于僧辯、彖公則有零星記載。
《續高僧傳·僧詢傳》記載:釋僧詢,“年十二,勅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續高僧傳·法朗傳》記載:釋法朗,“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志禅師受諸禅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⑧]由此可知,僧辯和彖公確實是建康高僧。智文禮僧辯、彖公爲師,以弘揚《十誦律》爲務。梁末禍亂之際,智文離開建康,避難于閩地晉安。此時,智文四十余歲。僧宗、法准至晉安後,一度依止于智文,向其請教。
《續高僧傳·智文傳》記載,智文等“又與真谛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于斯風革。”真谛到達晉安之後,智文、僧宗、法准等一起成爲真谛的弟子,參與了真谛叁藏翻譯講習活動。當時的晉安郡,還是一個經濟落後、文化荒涼的地區。一些高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陸續來到晉安,加之真谛的到來,追隨真谛受業者也會影隨而至。真谛在這些僧人的幫助下一邊譯經,一邊講解,使…
《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叁節 真谛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