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疏》二卷。
出《大乘起信论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
梁绍泰二年(556年)末至永定元年(557年)二月，译《求那摩底随相论》一卷，出《随相论中十六谛疏》一卷。
梁绍泰三年(557年)至陈永定二年(558)，译《无上依经》四卷，出《无上依经疏》四卷。
陈永定二年(558年)，译《大空论》三卷、《宝行王正论》一卷、《正论道理论》一卷、《中边分别论》三卷，出《中边分别论疏》三卷、《正论释文》五卷。
陈永定三年(559年)，译《立世阿毗昙》十卷。
陈天嘉二年(561年)，译《解节经》一卷，出《解节经疏》四卷。
陈天嘉三年(562年)，译《金刚经》一卷，出《金刚经疏》十卷。
陈天嘉四年(563年)，译《大乘唯识论》一卷、《摄大乘论》三卷、《广义法门经》一卷，出《大乘唯识论义疏》二卷、《大乘唯识论注记》二卷、《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摄大乘论义疏》八卷。
陈天嘉五年(564年)，始译《俱舍论》，始出《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偈》、一卷《俱舍论疏》六十卷。
陈光大二年(568年)，译《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论疏》五卷。
不知译时的典籍如下：《宝行王正论》一卷、《佛性论》四卷、《三无性论》二卷、《显识论》一卷、《金刚般若论》一卷、《转识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十八空论》一卷、《遗教论》一卷、《决定藏论》、《金七十论》三十卷、《婆籔盘豆法师传》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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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②] 《大正藏》第32卷，第575页。
[③] 《大正藏》第31卷，第112页。
[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证藏》第50卷，第429页下。
[⑤] 《南史》卷七十八。
[⑥] 关于“东土”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表示方向性的语词，待考。笔者倾向于后者。
[⑦]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
[⑧]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⑨]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二，《大正藏》第55卷，608页下。
[⑩]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说：达摩笈多“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大正藏》第50卷，第435页中。)
[1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12] 唐遁伦《瑜伽论记》卷一《大正藏》第42卷，第311页中。
[13]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十章之一节《真谛之年历》说：太清三年，“当仍在东土，后到富春。(时在本年，或明年。)”(第61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下—430页上。
[15] 《大正藏》第32卷，第575页上。
[16]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17]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18] 这一年以南朝言，有三个年号：即绍泰二年九月，以梁敬帝名义改元太平。而至十月，陈霸先就被迫梁敬帝禅让，改元为永定。由于这些复杂情况，费长房所记有疏漏。
[1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20]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19页。
[2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3]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4]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545页下。
[25]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页上。
[2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现存的《续高僧传·真谛传》于此处有错行：“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疎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这是真谛在广州时翻译的，因此，僧宗、法准、僧忍等不是从晋安跟随真谛三藏的。
[27]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20页。
[2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29]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版。此书撰写于1936年。
[30] 游侠《真谛》，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第86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31]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20页。
[32] 章巽《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今泉州港作为一个国际海港的最早记载》，载《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月。原文载《福建论坛》，1983年第4期。
[33] 廖大珂《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4] 《大正藏》第9卷，第766页中—下。
[3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上。
[3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下。
[37]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页下。
[38]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大正藏》第49卷，第99页上。
[39]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8上。
[4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页中。
[41]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546页上。
[42] 恒清法师《佛性思想》第146页。
[43] 参见龚隽《佛性论释译》的归纳，佛光出版社1997年版。
[44] 唐法宝《俱舍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1卷，第458页上。
[45] 唐法宝《俱舍论疏》卷一，《大正藏》第41卷，第459页中
[46] 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三十一，《大正藏》第36卷，第236页上。
[47]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141页中。
[48]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7页下。
[49]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二，《大正藏》第55卷，第608页下。
[50] 参见武邑尚邦《佛性论研究》，百华苑，1977，第6页。
[51] 苏公望《真谛三藏译述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第107页，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
[52] 笔者揣摩，这种可能性与下属可能性出现的概率都是对半。经过较为仔细的核对，笔者认定道宣的这, 部书并非精心之作，他其实是将僧祐《出三藏记集》和隋代的三种经录杂糅在一起，但对于其中的不协调处并无甄别，特别是在主体部分基本照搬了费长房的记载，但却基本上将法经“疑惑”、“疑伪”部分同时照搬过来，而其实费长房对法经所列“疑惑”、“疑伪”部分作了甄别处理，许多被法经列入“疑惑”、“疑伪”部分的经论，费长房都作了纠正。
[53]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大正藏》第55卷，第676页下。
[54]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大正藏》第55卷，第577页上。
[55] 苏公望《真谛三藏译述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第105页。
[56] 参见圣凯《摄论学派研究》，第27—2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57] 苏公望《真谛三藏译述考》，《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第105页。
[58] 译经师对梵文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译经风格也是造成不同译本的重要原因。比如玄奘译《唯识三十颂》，陈真谛译为《转识论》，玄奘译为颂体，最接近梵本。真谛译为散体，把他自己的很多理解都加进去了，字数比玄奘译本多很多。要想说明世亲原典的内容及其真谛的理解，必须依靠梵本。
[59] 这一推理的唯一缺陷是隋代经录著录的《三无性论》的卷数有误，似乎不能涵盖此三论。但隋代三部经录的编写者主要依据收集到的其它经录，未能广泛收集流通的经论抄本进行核对，而这些古经录抄本在卷数方面发生传抄错误的可能性比经论名称更大，因此，对隋经录有关卷数的记载不能太苛求准确。
[60] 附于《大乘唯识论》末尾，《大正藏》第31卷，第73页下。
[61] 《大正藏》第24卷，第672页下。
[62] 杜继文《〈大乘起信论〉述评》，《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00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本文原为《〈大乘起信论〉全译·导读》(巴蜀书社，1992年版)。
[63] 龚隽《〈大乘起信论〉与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31册，第210页，佛光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
[64] 杜继文《〈大乘起信论〉述评》，《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00页。
[65]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73页下。
[66]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143页下。
[67] 《大正藏》第55卷，第575页下。
[68]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55卷，第279页下。
[69]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七，《大正藏》第55卷，第149页上。
[70]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凡是声称《起信论》为中土撰述的日本学者一直以“有意作伪”来论说此序，较新的秉此观点的有杜继文先生和徐文明兄。如徐文明兄即在《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一文中断言：“然学者多以此序为伪序，并非只由其是伪托智恺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伪证，其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真谛确实译过此论，为此作者煞费苦心，有意篡改历史，以达到其目的。”(《国学研究》第4卷，1997年。)
[71] 此处所说的“智韶”，也许是指仅警韶。根据《续高僧传·警韶传》的记载，警韶符合上述条件。
[72] 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关世谦译)第四卷，第78页，佛光出版社。
[73] 如杜继文先生就根据慧恺的《俱舍释论序》来证明真谛于此时已经不需要“度语人”，因此，“《起信论序》强加一“传语人”，更显虚假。”(《〈大乘起信论〉述评》，《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第301页。)
[74] 铃木宗忠《就起信论的成立有关的史料》一文原刊于《宗敎研究》新五卷十二号。本段采纳了呂澂先生对此文的概括，见呂澂《大乘起信论考证》，《呂澂佛学论著选集》(一)，第326-327页。
[75] 呂澂语。参见呂澂《大乘起信论考证》，《呂澂佛学论著选集》(一)，第305页，齐鲁书社，1990年版。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