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作记载。上述两种可能都不能遽然排除，因此说，《论序》的产生时间难于断定。

　　此外，还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在纪年上有一个错误。这就是梁承圣三年的干支并非癸酉，而是甲戌。如上文考辨，承圣二年真谛还未至衡州始兴，因此正确的应该是梁承圣三年岁次甲戌。值得注意的是，智升注意到了这个错误，但他却改错了。《开元释教录》卷六记载：“《大乘起信论》一卷，初出，与唐实叉难陀出者同本。承圣二年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出，月婆首那等传语，沙门智恺等执笔并制序，见《论序》。”反倒是法藏所记是正确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一记载：

　　即以太清二年，讫承圣三年岁次甲戍，于正观寺等，译《金光明经》、《弥勒下生经》、《大乘起信论》等，总一十一部合二十卷。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与京邑英贤慧显、智恺、昙振、慧旻等，并黄钺大将军大保萧公勃等，于衡州建兴寺所译，沙门智恺笔授，月婆首那等译语。

　　上引法藏原文之上还有根据《译经纪》等字样，经核对《古今译经图记》原文，发现“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之前的文句是由《古今译经图记》卷四的文字改作的。因此，不能确定此干支是法藏所改还是沿袭《译经图记》的，或者是法藏所见《大乘起信论序》的干支是正确的，现在的错误是法藏之后至智升之间不幸发生传抄错误所致。

　　综上所述，我们的新发现是，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是唐代法藏之前的某个时候，某人凭借当时流通的《起信论》抄本上的一个“题记”敷衍成文的。这一发现，正好解释了何以如陈寅恪先生所揭示出的，错误甚多的序文中为什么会包含非当时人所不能伪造的真史料的问题。

　　然而，如此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认同这一“题记”的正确，那费长房所记载的太清四年翻译出《大乘起信论》岂不就是错误的了？本著认为二者从表面看是有矛盾的，但如前所说，对于真谛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记录其翻译活动的经录的记载，不能过分拘泥。因为：其一，战乱中的资料的遗失；其二，真谛时常是经论本文与自己的疏解都“译”的；其三，真谛后期曾经修改过自己前期的部分译本。这三方面的原因迭加，便会出现四个可用之描述真谛译经过程的时间段：一是开始翻译的时间，二是结束的时间，三是翻译经或论的时间，四是确定《本记》或《义疏》的时间，甚至还会有第五——最终修订的时间。从如此复杂的情况考虑，关于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记载，出现两个不同的时间，也并不十分奇怪。因而，在笔者看来，费长房等依据《曹毗别历》的记载，而此文依据当时抄本上的“题记”，二者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智升在编定《开元释教录》时虽然未采用费长房的说法，但也没有指责费长房搞错了。

　　3．转引《四论玄义》之说质疑

　　依照我们的分析，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对于《大乘起信论》的真正的“怀疑”，备受学者所重视的隋代法经将其列入“疑惑＂部，怀疑的是译者是否为真谛，而不是说暗示其为中土撰述。而费长房与智升所提供的也只是关于此论翻译的具体时间的不同说法而已。真正说《大乘起信论》为中土撰述的是风传出自于唐代均正《四论玄义》的一段文字。

　　关于慧均及其所撰《四论玄义》，中国方面没有任何资料可资参考。而《东域传灯目录》卷一则记载：“《四论玄义记》十二卷，均正又云均僧正，十四卷。又云《无依无得大乘四论玄义记》。”而《三论宗章疏》卷一也记载说：“《四论玄义》十二卷，均正述。”可见，均正确实写过这样的著述，并且传入了日本。而中土散佚此著的原因可能是会昌法难或者唐末五代的战乱。

　　“均正”又云“均僧正”、“惠均僧正”。如此，则其可能是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之后的僧人。因为僧正是唐代地方僧官的名称，现存最早例证出现于大历二年(767年)。根据《宋高僧传·严峻传》记载：释严峻“大历元年思往清凉山。……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驰疏请召。”这是唐代僧正首次见于史籍。传中提到的僧正应为袁州僧正。从此文义看，该僧正之职，在大历二年之前已经设立，严峻祇是其继任者。唐代的州级僧正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下降，方镇位高权重的情况下，由方镇牧伯(节度使、州刺史)自行任命产生的。除上述材料所作的暗示外，还有许多材料可以予以证实。

　　不过可惜的是，均正此著现今在日本也已经散佚不全，仅有残本。十二世纪的日本僧人珍海所撰《三论玄疏文义要》，在提到《大乘起信论》时，引用了均正《四论玄义》之说。其文曰：

　　《四论玄义》第五卷：《起信》是虏鲁人作，借马鸣菩萨名。

　　《四论玄义》第十详《起信论》云：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故。寻觅翻经论目录中无有也。未知定是不也？

　　这一引文日本贤宝《宝册钞》卷八及湛睿《起信论决疑钞》、快道的《起信论义记悬谈》都作了引用。但是，珍海等人引用的文句，在现存《续藏经》所收《大乘四论玄义》十卷之中并未出现。另外，据十四世纪的日本僧人杲宝所口述而由弟子贤宝增订的《宝册抄》(1350年)所记载，新罗珍嵩在他的《探玄记私记》说道：“马鸣《起信论》一卷，依《渐刹经》二卷造此论。而道迹师《目录》中云“此经是伪经”。故依此经造《起信论》，是伪论也。”现《私记》已佚，此文仅见于《宝册钞》所引，《渐刹经》在经录上也无记载。后来日本另一真言宗学僧快道猜测“渐刹”音近“占察”，《渐判经》恐系《占察经》之误。

　　以上几种资料是引起近代以来怀疑《起信论》为“伪论”或“中土撰述”的主要根据，也可以说是《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的导火索。论者以为均正为唐代僧人，《四论玄义》为日本从唐代取回的撰述，由此推理，在隋唐僧人中已经展开了对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争论。

　　其实，日本学者也已经有人看到上述资料的不可靠，如东北帝国大学敎授铃木宗忠的评述[74]就是如此。1928年，铃木宗忠就认为，《四论玄义》的史料是由日本三论家珍海所引，旣属于他本宗的著作，当然不会错误。但现存的《四论玄义》并无上述这几句，用来作史料就不免减低价值了。再说那一段文字的内容，只讲到寻觅经录没有马鸣作此论的记载，这只可作为消极的证据，并不能积极地证明究为何人所作。就说是地论师作的吧，他们为什么要假造此书？象论者说的是用来调和当时地论南北派之争，这也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传说的本身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四论玄义》的说法，不能成为《起信》是中国撰述的史料。其次，靑丘珍嵩的《探玄记私记》亦属这一类的史料。它说《起信》是依着《渐刹经》二卷写的。据引用其文的《宝册钞》作者贤宝的意见，《渐刹经》就是《起世经》，而《起世经》却不是伪经，所以珍嵩说依伪经造伪论的话就靠不住，要说《渐刹经》是《占察经》，那么它与《起信》的关系，尚待讨论。所以卽使认为珍嵩的话不错，也只可作为关于《起信》成立的一个意见，并无史料价值。真正的史料应当表明时间的关系，这里只泛说《占察经》同《起信论》有关，完全是一种超时间的说法，所以不成为史料。

　　对于以上资料的应用，近代以来学者在“自由研究”的风气[75]影响下，以“疑古”的精神，优先采信了在日本传播的“二手资料”的说法。但是，无论是与法经的说法相比，还是与费长房、智升的说法相比，均正的说法都只能算一个在私下流传的小道消息，或者说属于古代所谓的“小说家”之言。但是，就这一“小说家”言竟然取得了决定性证据的地位，连国学大师陈寅恪自己已经考证出来《论序》关于《起信论》翻译情况的陈述中有非当事人无法知晓的“真史料”，陈先生却仍然抱定《论序》为伪托的观念不放。由于这种顽固的“疑古”心理以及民族主义情怀，人们甚至相信出自于“均正”著作的这一“小说家”之言竟然是隋唐时期佛教界的共同秘密，而丝毫不注意连对于真谛唯识学大力抨击的玄奘门下弟子也未曾提出《起信论》为中土伪撰来打倒对方，从而为自己宗派张目。这样的现象，如果不将其纳入“自由研究”的风气和弥漫于近代中国的“疑古”甚至民族主义精神，确实是难于解释清楚的。而对于实叉难陀翻译《大乘起信论》的否定，如果抛开上述背景，确实会使人莫名其妙。

　　综上所述，本著的鲜明观点是：《大乘起信论》确实是真谛所翻译的，绝对不可能是中土人士的撰述。至于具体的翻译时间、地点，古代经录的记载有两说。从上文的考证结果看，二说都有依据，因此，笔者认为，太清四年(550年)是真谛最初翻译《大乘起信论》的时间，而承圣三年(554年)九月是真谛重译《大乘起信论》的时间。此外，需要强调一点：那种仅仅依据日本晚近的“二手资料”就大胆断言隋初的地论师知晓“伪造”《大乘起信论》的所谓“秘密”，以及唐代佛教界曾经展开过此论为“伪撰”或“译籍”的争论，是缺乏文献依据的以讹传讹。

　　四、真谛译籍、注疏编年

　　下文依据《历代三宝纪》、《开元释教录》以及现代学者的考证，以编年的形式罗列真谛的翻译、著述等作品。

　　梁太清四年(550年)，译《十七地论》五卷、《中论》一卷、《如实论》一卷、《三世分别论》一卷、《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一卷，出《中论疏》二卷、《如实论疏》三卷。

　　此年出《大乘起信论》初译稿。

　　梁太清五年(551)，出《金光明疏》十三卷。

　　梁承圣元年(552)至二年，译出《金光明经》七卷。

　　梁承圣三年(553年)，译《弥勒下生经》一卷、《仁王般若经》一卷、《九识义记》二卷、《转*轮义记》一卷、《大乘起信论》一卷、《十二因缘经》两卷，出《仁王般若经疏》六卷、《中论…

《第二章 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 第一节 真谛对唯识经典的传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