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本傳。”但在《靈裕傳》中又說他是道憑的弟子。
四、道憑及其門下
釋道憑(488—559年)，俗姓韓，平恩(今河北丘縣西南)人。十二歲出家，投貴鄉邵寺。《續高僧傳·道憑傳》記載：“初誦《維摩經》，自惟曆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複尋《成實》，初聽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人。致使遐迩聞風，鹹思頂谒。”出家爲沙彌後，道憑研習《維摩诘經》、《大涅槃經》和《成實論》。受具足戒之後七年(似乎是26歲)即“七夏，欲講《涅槃》。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遍討嘉猷。”在爲比丘至少八年之後，他至邺城、洛陽等地參學。“後于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道憑在慧光門下十年，“乃辭光，通法弘化，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道憑離開慧光時至少叁十九歲，即527年之後的一二年，此時慧光尚在洛陽。從上引文字推理，道憑是先于其師慧光至“趙魏”之地弘化的。而其從外地至邺城的時間最遲在其師慧光圓寂之前。
根據《續高僧傳·靈裕傳》的記載，靈裕至邺都想拜慧光爲師，“會已殁世，才經七日，獨嗟無遇，戒約何依？乃回投憑師，聽于《地論》，荏苒法席終于叁年。”慧光圓寂于538年，而靈裕先在道憑門下學習《地論》叁年，其後，又離師參學。“又以《地論》初興，惠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導。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從這一敘述看，靈裕離開道憑之後又回到其師身邊，重新學習《地論》。由此可見，道憑至少于東魏元象元年(538年)即在邺都弘化《地論》，且在慧光門下以弘揚《地論》名世。
齊天保十年(559年)叁月七日，道憑卒于邺城西南寶山寺，春秋七十二。道宣稱道憑爲“齊邺西寶山寺釋”，現存的《寶山寺大論師道憑法師燒身塔》[⑧]的題記稱道憑爲“寶山寺大論師”。這是河南省考古界于1983年在安陽縣西南30公裏的寶山東南麓發掘靈泉寺遺址時發現的。而著名的“大留聖窟”則位于靈泉寺東一裏的岚峰山西麓斷崖上。根據《安陽縣志》記載，大留聖窟原有一題記：“題記在萬佛溝洞側，正“大留聖窟”四字。又有八分書“魏武定四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憑法師造”。”可見，此窟乃道憑法師所造。此石窟現存，洞窟進深4.44米，面闊3.78米，高3.5米。內雕佛像3尊，頭部均已毀失，皆結跏趺坐于束腰須彌座上，後有火焰紋背光。這也是寶山寺(靈泉寺)的最初形態。從其它記載可知，道憑法師及其弟子靈裕法師一直堅持不懈地在此山修造佛寺和各種石窟，至唐代形成一個巨大的石窟群和佛寺群。這些資料透露出兩大信息：其一，道憑的傳法核心區域是在寶山寺，他從東魏武定四年(546年)開始就建造經營西山寶山寺。其二，以“大論師”稱呼道憑，充分說明道憑是以宣講論典而名世的，而此中所說的“大論”並非《大智度論》的縮略語，“大”乃“論師”之修飾語。《續高僧傳·道憑傳》說：“道憑講《地論》、《涅槃》、《花嚴》、《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筌旨，有若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辯方于身子也。”與慧光另一位高足法上相比，道憑的特色是“風度”，而法上爲世所貴的是文句，時人也以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身子)來類比道憑的辯才，贊譽相當高。
道憑弟子見于史籍的不多，但現存的《大法師行記》有文字說：“……有其唯道憑法師之一人也。(阙十字)人也，(阙一字)成弟子廿余人。”從此來推測，道憑法師入門弟子有二十余人，法號不詳。此文中也有“《十地秘論》……一人也”之文字，可知從地論學派的傳承講，靈裕法師最得其精髓。靈裕又有弟子慧休，而唐玄奘又曾經向慧休參學，因而道憑的法系很受古今重視。
五、昙衍及其門下
釋昙衍(503—581年)，俗姓夏侯氏，南兖州人[⑨]。根據《續高僧傳·昙衍傳》記載，昙衍“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青少年時期，昙衍應該是在故鄉渦陽聽聞佛法，“十八舉秀才貢，上邺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禀歸戒，棄舍俗務，專功佛理，學流叁載，績鄰前達。年二十叁，投光出家，即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于藏旨有疑，通谘碩學，並辭罔逮。”出家時間爲526年，慧光正在洛陽協助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翻譯佛典，而此時《十地經論》已經譯出有時，洛陽研習者也不少。從昙衍弟子所弘揚的內容看，昙衍在洛陽時期應該已經接觸到《地論》。
在洛陽跟隨慧光學習一段時間後，昙衍“遂開拓寰宇，置立規猷”，獨立地創立自己的弘法陣地。昙衍對其徒說：“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賴因遊意累日，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牆，則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這是說，多多聽講經論，多多參學，對于自己的成長非常有利。出于這一經驗，昙衍“由是講事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終身講說經論不辍。
關于昙衍弘化的區域，《續高僧傳·昙衍傳》記載：“自齊鄭燕趙，皆履神化。”弘法區域跨當今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區，“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余，出家居士近于五百，並恢廓道志，戒禁居心。”由此可見，昙衍弘揚地論的成效還是很顯著的。
然而，昙衍最主要的弘法陣地還是邺都。根據《續高僧傳·靈幹傳》記載，靈幹“年十四，投邺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推算可知，這一年是東魏武定七年(549年)。由此可見，應該是在東魏中晚期，昙衍回到邺都住錫于大莊嚴寺。“趙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膠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仆射祖孝征奏爲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後來，昙衍經推薦成爲北齊“國僧都”。推薦昙衍爲國都的仆射祖孝征，名珽，字孝征，北齊後主武平叁年(572年)二月，太上皇高湛以侍中祖珽爲左仆射二月始任左仆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職。由此可見，如果道宣所記確切，昙衍任國都是在武平叁年之後。
《昙衍傳》記載，昙衍以開皇元年(581年)“叁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于時正中，旁僧同觀，顔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于洺州盧氏宅。”洺州在今河北省永年縣，可見，昙衍晚年曾經離開邺都，最終卒于洺州盧氏之宅。至于爲什麼會至洺州以及爲何會卒于盧氏之宅第，僧傳未記載，但以事理推測，可能是因爲北齊滅亡後周武帝于齊地滅佛的原因所致。
昙衍宣經講論之外，還致力于撰述，而且頗有特色。《續高僧傳·昙衍傳》說：昙衍“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贍，镕裁而簡衷矣。”看來，昙衍著述的風格是言簡意赅。道宣文中未記載昙衍的著述名稱，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二的昙衍小傳基本照抄道宣文字，然添加了很重要的兩句話。在敘述昙衍早年“遂開拓寰宇”之後，法藏增加“造《華嚴經疏》七卷”一句。法藏此書的關注點在于《華嚴經》，所以他僅僅敘述了昙衍早年的這一部著述，想必昙衍還有其它著述在當時流通。在敘述昙衍弘化各地之事後，法藏增加了“華嚴大教，于茲再盛也”一句。從法藏的評論看,昙衍在當時影響巨大。
昙衍法師的弟子史籍記載不多，道宣列出的也就靈幹一人而已。
釋靈幹(535—612年)，俗姓李氏，本金城狄道(今甘肅臨洮)人，後因祖爲相而封于上黨，于是遷至上黨。靈幹即生于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等地)，此地離當時的佛教中心洛陽和邺城都不遠。“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邺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佥共怪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踬礙，衆益欣美。”所謂“覆講”就是在其師講畢之後，弟子又重新講之。這是訓練弟子的一種方法。在靈幹十四歲時，拜當時住錫邺都大莊嚴寺的昙衍爲師，十八歲時就奉師命覆講《華嚴經》和《十地經論》。二十歲受具之後，專志研習戒律，養成了嚴謹持律的作風。受戒時日爲天保六年(555年)。
577年，周武帝滅北齊後于齊境滅法，靈幹“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文帝複興佛教，“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盋，少林置館。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叁年，于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采。”洛陽淨土寺本有海玉法師爲主講的“華嚴衆”[⑩]，“四方追結，用興此典，講釋《華嚴》，東夏衆首，鹹共褒美。”開皇七年(587年)，淨土寺重修，文帝下勅令其住于大興善寺，爲譯經證義沙門。
仁壽叁年(603年)，靈幹被推舉爲大興善寺的住持，“素非情望，因複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于洛州，便置塔于漢王寺。”隋炀帝于大業叁年(607年)建大禅定寺，“有勅擢爲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敘。”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大禅定寺，春秋七十八。
此外，沙門靈辯爲靈幹的侄兒，十歲時喪父，由靈幹撫養長大，後拜昙遷爲師，弘揚地論和攝論。——此下文再敘述。
從靈幹與靈辨法師的傳記中，可以知道，昙衍法師的這一系是以《華嚴》與《十地》並重的，他們既繼承了慧光法師地論系的思想體系。同時，在對《華嚴經》的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昙衍法師注疏《華嚴經》，後到靈幹時，依《華嚴經》作“蓮華藏世界海觀”，也許這就是最早的華嚴觀法，因爲在年代上其與華嚴初祖杜順法師(557—640年)相比要稍早一點。而到了靈辨法師，不但作疏，又著《疏抄》，靈辨法師與華嚴二祖智俨法師(602—608年)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人。如此說明，在這個時候，《華嚴經》的研習，受地論系的影響，已經蔚然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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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僧達受大戒應在20歲，“年登二夏”即指受戒之後過兩個夏安居。
[②] 《續高僧傳》卷十六的原文爲：“時兖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經查，當時屬于徐州的蕭縣有大觀山，而于古兖州範圍內尚未找到稱之爲大觀山或天觀山的地方。因此，筆者懷疑“天觀”似乎應是“大觀”之誤寫。
[③] 初讀《北齊書》所載皇帝的贊語，很懷疑這一記載本是皇帝誇贊參與講論的僧達等僧人的。但考慮到杜弼又是當時一位精通老學的大家，懷疑就減弱了。根據《北齊書·杜弼傳》所記，杜弼有《道德經注》二卷、《莊子·惠施篇注》、《易上下系注》以及《新注義苑》，並行于世。北魏孝靜帝曾經與杜弼就佛教教義有一段問答，說明杜弼也精通佛理。《北齊書》原文如下：“魏帝見之于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诏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诏問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④] 關于北魏、東魏時期的齊州，也有一說是指今河南省獲嘉縣。從道宣所記昙遵行化的曆程講，這一說更好解釋上述史料。
[⑤] 此句有錯誤，依照出土慧光《墓志銘》，慧光圓寂于538年，但道宣寫《慧光傳》所依據的材料可能均將慧光說成北齊僧，因而才有上句。推測言之，智閏聽講《四分律》，跟從的應該是慧光的弟子輩。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頁上。
[⑦] 根據《魏書》記載，興和二年(540年)，高澄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而《續高僧傳·法上傳》說“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邺”。二者參照則可推出，法上至邺都是在慧光圓寂之後。但也存在一種可能，即道宣所看到的材料記錄這件事時，未能嚴格按照高澄當時的官職記錄，而帶有追記性質。
[⑧] 道憑法師雙石塔位于安陽西南30公裏靈泉寺基址東側，寺已廢沒，塔尚完整，在門楣與檐部之間，镌刻有“寶山寺大論師道憑法師燒身塔”以及“大齊河清二年叁月十七日”楷書塔銘。北齊河清二年爲563年，而根據《續高僧傳·道憑傳》所記，道憑圓寂于559年。如此，則此塔銘上所記爲建塔時間。參見《寶山靈泉寺》第315頁圖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 曆史上的南兖州，治所疊有變遷。北魏太和年間(477—499)置南兖州于渦陽(今安徽蒙城縣東北)，北魏正光年間(520一525)又移治谯城(今安徽亳州)，東魏改置南兖州于陳留。
[⑩] 從語義推測，應該是一種以研習《華嚴經》爲主的佛教結社。
《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五節 地論師南道的傳承》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