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本传。”但在《灵裕传》中又说他是道凭的弟子。
四、道凭及其门下
释道凭(488—559年)，俗姓韩，平恩(今河北丘县西南)人。十二岁出家，投贵乡邵寺。《续高僧传·道凭传》记载：“初诵《维摩经》，自惟历览，日计四千四百言，一闻无忘，乃通数部。后学《涅槃》，略观远节。复寻《成实》，初听半文，便竖大义。聪明之誉，无羡昔人。致使遐迩闻风，咸思顶谒。”出家为沙弥后，道凭研习《维摩诘经》、《大涅槃经》和《成实论》。受具足戒之后七年(似乎是26岁)即“七夏，欲讲《涅槃》。惟曰“文一释异，情理难资，恐兼虚课，谤法诚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遍讨嘉猷。”在为比丘至少八年之后，他至邺城、洛阳等地参学。“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悟大乘，深副情愿。经停十载，声闻渐高。”道凭在慧光门下十年，“乃辞光，通法弘化，赵魏传灯之美，罕有斯焉。”道凭离开慧光时至少三十九岁，即527年之后的一二年，此时慧光尚在洛阳。从上引文字推理，道凭是先于其师慧光至“赵魏”之地弘化的。而其从外地至邺城的时间最迟在其师慧光圆寂之前。
根据《续高僧传·灵裕传》的记载，灵裕至邺都想拜慧光为师，“会已殁世，才经七日，独嗟无遇，戒约何依？乃回投凭师，听于《地论》，荏苒法席终于三年。”慧光圆寂于538年，而灵裕先在道凭门下学习《地论》三年，其后，又离师参学。“又以《地论》初兴，惠光开悟之元匠，流衍弘导。道凭即光师之所亲承，凭、光并有别传。裕依凭法席，晨夜幽通，发奇剖新者，皆共推揖。”从这一叙述看，灵裕离开道凭之后又回到其师身边，重新学习《地论》。由此可见，道凭至少于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即在邺都弘化《地论》，且在慧光门下以弘扬《地论》名世。
齐天保十年(559年)三月七日，道凭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二。道宣称道凭为“齐邺西宝山寺释”，现存的《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⑧]的题记称道凭为“宝山寺大论师”。这是河南省考古界于1983年在安阳县西南30公里的宝山东南麓发掘灵泉寺遗址时发现的。而著名的“大留圣窟”则位于灵泉寺东一里的岚峰山西麓断崖上。根据《安阳县志》记载，大留圣窟原有一题记：“题记在万佛沟洞侧，正“大留圣窟”四字。又有八分书“魏武定四年岁在丙寅四月八日凭法师造”。”可见，此窟乃道凭法师所造。此石窟现存，洞窟进深4.44米，面阔3.78米，高3.5米。内雕佛像3尊，头部均已毁失，皆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后有火焰纹背光。这也是宝山寺(灵泉寺)的最初形态。从其它记载可知，道凭法师及其弟子灵裕法师一直坚持不懈地在此山修造佛寺和各种石窟，至唐代形成一个巨大的石窟群和佛寺群。这些资料透露出两大信息：其一，道凭的传法核心区域是在宝山寺，他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开始就建造经营西山宝山寺。其二，以“大论师”称呼道凭，充分说明道凭是以宣讲论典而名世的，而此中所说的“大论”并非《大智度论》的缩略语，“大”乃“论师”之修饰语。《续高僧传·道凭传》说：“道凭讲《地论》、《涅槃》、《花严》、《四分》，皆览卷便讲，目不寻文，章疏本无，手不举笔，而开塞任情，吐纳清爽，洞会筌旨，有若证焉。故京师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斯言信矣。时人以其口辩方于身子也。”与慧光另一位高足法上相比，道凭的特色是“风度”，而法上为世所贵的是文句，时人也以佛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身子)来类比道凭的辩才，赞誉相当高。
道凭弟子见于史籍的不多，但现存的《大法师行记》有文字说：“……有其唯道凭法师之一人也。(阙十字)人也，(阙一字)成弟子廿余人。”从此来推测，道凭法师入门弟子有二十余人，法号不详。此文中也有“《十地秘论》……一人也”之文字，可知从地论学派的传承讲，灵裕法师最得其精髓。灵裕又有弟子慧休，而唐玄奘又曾经向慧休参学，因而道凭的法系很受古今重视。
五、昙衍及其门下
释昙衍(503—581年)，俗姓夏侯氏，南兖州人[⑨]。根据《续高僧传·昙衍传》记载，昙衍“七岁从学，聪敏绝伦。十五，擢为州都公事，有隙便听释讲。”青少年时期，昙衍应该是在故乡涡阳听闻佛法，“十八举秀才贡，上邺都，过听光公法席，即禀归戒，弃舍俗务，专功佛理，学流三载，绩邻前达。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为受戒，听涉无暇，乃捐食息，然于藏旨有疑，通谘硕学，并辞罔逮。”出家时间为526年，慧光正在洛阳协助勒那摩提、菩提流支翻译佛典，而此时《十地经论》已经译出有时，洛阳研习者也不少。从昙衍弟子所弘扬的内容看，昙衍在洛阳时期应该已经接触到《地论》。
在洛阳跟随慧光学习一段时间后，昙衍“遂开拓寰宇，置立规猷”，独立地创立自己的弘法阵地。昙衍对其徒说：“吾从师积年，心悟未决，赖因游意累日，豁然有据，其犹低目面墙，则冥无所解；延颈出户，则远近斯见。”这是说，多多听讲经论，多多参学，对于自己的成长非常有利。出于这一经验，昙衍“由是讲事无废，毗赞玄理，声辩雄亮，言会时机”，终身讲说经论不辍。
关于昙衍弘化的区域，《续高僧传·昙衍传》记载：“自齐郑燕赵，皆履神化。”弘法区域跨当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虽遭缘阻，安苦无倦。常随义学千僧有余，出家居士近于五百，并恢廓道志，戒禁居心。”由此可见，昙衍弘扬地论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
然而，昙衍最主要的弘法阵地还是邺都。根据《续高僧传·灵幹传》记载，灵幹“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推算可知，这一年是东魏武定七年(549年)。由此可见，应该是在东魏中晚期，昙衍回到邺都住锡于大庄严寺。“赵郡王高叡，上洛王高元海，胶州刺史杜弼，并齐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仆射祖孝征奏为国都，缉谐道政，不坠玄纲。”后来，昙衍经推荐成为北齐“国僧都”。推荐昙衍为国都的仆射祖孝征，名珽，字孝征，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二月，太上皇高湛以侍中祖珽为左仆射二月始任左仆射，第二年五月即被解职。由此可见，如果道宣所记确切，昙衍任国都是在武平三年之后。
《昙衍传》记载，昙衍以开皇元年(581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于时正中，旁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卒于洺州卢氏宅。”洺州在今河北省永年县，可见，昙衍晚年曾经离开邺都，最终卒于洺州卢氏之宅。至于为什么会至洺州以及为何会卒于卢氏之宅第，僧传未记载，但以事理推测，可能是因为北齐灭亡后周武帝于齐地灭佛的原因所致。
昙衍宣经讲论之外，还致力于撰述，而且颇有特色。《续高僧传·昙衍传》说：昙衍“披散词理，言尚寡要。故经文繁富者，则指摘一句，用摄广文，时人贵其通赡，镕裁而简衷矣。”看来，昙衍著述的风格是言简意赅。道宣文中未记载昙衍的著述名称，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二的昙衍小传基本照抄道宣文字，然添加了很重要的两句话。在叙述昙衍早年“遂开拓寰宇”之后，法藏增加“造《华严经疏》七卷”一句。法藏此书的关注点在于《华严经》，所以他仅仅叙述了昙衍早年的这一部著述，想必昙衍还有其它著述在当时流通。在叙述昙衍弘化各地之事后，法藏增加了“华严大教，于兹再盛也”一句。从法藏的评论看,昙衍在当时影响巨大。
昙衍法师的弟子史籍记载不多，道宣列出的也就灵幹一人而已。
释灵幹(535—612年)，俗姓李氏，本金城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后因祖为相而封于上党，于是迁至上党。灵幹即生于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等地)，此地离当时的佛教中心洛阳和邺城都不远。“年始十岁，乐闻法要，游寺观看情欣背俗，亲弗违之。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昼夜遵奉，无怠寸阴，每入讲堂想处天宫无异也。十八，覆讲《华严》、《十地》。初开宗本，披会精求，佥共怪焉。又酬抗群锋，无所踬碍，众益欣美。”所谓“覆讲”就是在其师讲毕之后，弟子又重新讲之。这是训练弟子的一种方法。在灵幹十四岁时，拜当时住锡邺都大庄严寺的昙衍为师，十八岁时就奉师命覆讲《华严经》和《十地经论》。二十岁受具之后，专志研习戒律，养成了严谨持律的作风。受戒时日为天保六年(555年)。
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于齐境灭法，灵幹“居家奉戒，仪体无失。”隋文帝复兴佛教，“有勅简入菩萨数中，官给衣盋，少林置馆。虽蒙厚供，而形同俗侣。开皇三年，于洛州净土寺方得落采。”洛阳净土寺本有海玉法师为主讲的“华严众”[⑩]，“四方追结，用兴此典，讲释《华严》，东夏众首，咸共褒美。”开皇七年(587年)，净土寺重修，文帝下勅令其住于大兴善寺，为译经证义沙门。
仁寿三年(603年)，灵幹被推举为大兴善寺的住持，“素非情望，因复俯从。其年奉勅，送舍利于洛州，便置塔于汉王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建大禅定寺，“有勅擢为道场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大业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大禅定寺，春秋七十八。
此外，沙门灵辩为灵幹的侄儿，十岁时丧父，由灵幹抚养长大，后拜昙迁为师，弘扬地论和摄论。——此下文再叙述。
从灵幹与灵辨法师的传记中，可以知道，昙衍法师的这一系是以《华严》与《十地》并重的，他们既继承了慧光法师地论系的思想体系。同时，在对《华严经》的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昙衍法师注疏《华严经》，后到灵幹时，依《华严经》作“莲华藏世界海观”，也许这就是最早的华严观法，因为在年代上其与华严初祖杜顺法师(557—640年)相比要稍早一点。而到了灵辨法师，不但作疏，又著《疏抄》，灵辨法师与华严二祖智俨法师(602—608年)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如此说明，在这个时候，《华严经》的研习，受地论系的影响，已经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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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僧达受大戒应在20岁，“年登二夏”即指受戒之后过两个夏安居。
[②] 《续高僧传》卷十六的原文为：“时兖州行台侯景为造二寺，山名天观。”经查，当时属于徐州的萧县有大观山，而于古兖州范围内尚未找到称之为大观山或天观山的地方。因此，笔者怀疑“天观”似乎应是“大观”之误写。
[③] 初读《北齐书》所载皇帝的赞语，很怀疑这一记载本是皇帝夸赞参与讲论的僧达等僧人的。但考虑到杜弼又是当时一位精通老学的大家，怀疑就减弱了。根据《北齐书·杜弼传》所记，杜弼有《道德经注》二卷、《庄子·惠施篇注》、《易上下系注》以及《新注义苑》，并行于世。北魏孝静帝曾经与杜弼就佛教教义有一段问答，说明杜弼也精通佛理。《北齐书》原文如下：“魏帝见之于九龙殿，曰：“朕始读《庄子》，便值秦名，定是体道得真，玄同齐物。闻卿精学，聊有所问。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弼对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诏又问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为一？”对曰：“性无不在，故不说二。”诏又问曰：“说者皆言法性宽，佛性狭，宽狭既别，非二如何？”弼又对曰：“在宽成宽，在狭成狭，若论性体，非宽非狭。”诏问曰：“既言成宽成狭，何得非宽非狭？若定是狭，亦不能成宽。”对曰：“以非宽狭，故能成宽狭，宽狭所成虽异，能成恒一。”上悦称善。乃引入经书库，赐《地持经》一部，帛一百匹。”
[④] 关于北魏、东魏时期的齐州，也有一说是指今河南省获嘉县。从道宣所记昙遵行化的历程讲，这一说更好解释上述史料。
[⑤] 此句有错误，依照出土慧光《墓志铭》，慧光圆寂于538年，但道宣写《慧光传》所依据的材料可能均将慧光说成北齐僧，因而才有上句。推测言之，智闰听讲《四分律》，跟从的应该是慧光的弟子辈。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84页上。
[⑦] 根据《魏书》记载，兴和二年(540年)，高澄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而《续高僧传·法上传》说“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二者参照则可推出，法上至邺都是在慧光圆寂之后。但也存在一种可能，即道宣所看到的材料记录这件事时，未能严格按照高澄当时的官职记录，而带有追记性质。
[⑧] 道凭法师双石塔位于安阳西南30公里灵泉寺基址东侧，寺已废没，塔尚完整，在门楣与檐部之间，镌刻有“宝山寺大论师道凭法师烧身塔”以及“大齐河清二年三月十七日”楷书塔铭。北齐河清二年为563年，而根据《续高僧传·道凭传》所记，道凭圆寂于559年。如此，则此塔铭上所记为建塔时间。参见《宝山灵泉寺》第315页图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 历史上的南兖州，治所叠有变迁。北魏太和年间(477—499)置南兖州于涡阳(今安徽蒙城县东北)，北魏正光年间(520一525)又移治谯城(今安徽亳州)，东魏改置南兖州于陈留。
[⑩] 从语义推测，应该是一种以研习《华严经》为主的佛教结社。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五节 地论师南道的传承》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