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

　　地论学派的兴盛发生于东魏和北齐。尽管有僧达、安廪等地论师于南方梁陈统治区域宣讲《十地经论》，但影响有限。迨隋王朝统一了南北，隋文帝先后几次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佛教大德，原先于北齐辖境活动的地论师陆续被征召到首都长安，于是地论学派的活动中心由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转移到了长安。前文在逐一叙述重要的地论师的弘教情形时，已经将其活动区域以及被隋王朝征召到长安的情况作了说明。在此，我们将对隋朝影响最大的三位地论师的生平、贡献及其弟子等方面的内容作一叙述说明，然后，再比较全面地叙述隋朝时期仍然活跃的地论师的弘教情况，以期借此管窥地论学派在隋朝至唐初的兴盛情况。

　　一、僧猛

　　隋王朝继承的是西魏、北周的政权，政治、经济中心和佛教的中心自然是一致的。然而，地论学派发源于北魏、东魏，在东、西魏对峙的情形下，将《地论》扩展到关中的僧人寥寥无几。成名于西魏、北周的僧猛是关中最主要的弘扬《十地》的高僧。

　　僧猛(507—588年)，俗姓段氏，京兆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人。《续高僧传·僧猛传》记载：僧猛“竟孺出家，素知希奉，聪慧利根，幽思通远，数十年间躬事讲说，凡有解悟，靡不通练。”从这一叙述可知，僧猛幼年时期即出家，成年之后，致力于“讲说”佛教经论。可惜，传文未列出其师承。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后被宇文泰杀掉，另立元宝矩为帝，是为西魏文帝，时为535年。《僧猛传》记载：“昔魏文西位[①]，勅猛在右寝殿阐扬《般若》，贵宰咸仰，味其道训。”西魏文帝登基不久，令僧猛宣讲《般若经》，后来，宇文氏篡位，“周明嗣历，诏下屈住天宫，永弘《十地》。”“周明”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天宫”一词语意不详，似乎应该是天宫寺。僧猛此时已经五十多岁了，一改以前所着力弘扬的《般若》为“永弘《十地》”，其中的转折多少有些奇怪。僧猛所弘扬的《十地》学，有无明确的师承，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很讲究师承的背景下，周明帝下这样的诏书令其转弘《十地》，僧猛似乎应该不是师心独悟而致。在《十地经论》翻译出来之前，鸠摩罗什翻译的《十地经》也有较为广泛的流通，关中地区也有不少传承者。如此，则僧猛“永弘”的是《十地经》还是《十地经论》，真不好确定。

　　《续高僧传·僧猛传》又说：“又勅于紫极、文昌二殿，更互说法。当时旨延问对，酬答无穷，黄巾之徒，纷然构聚。猛乃徐摇谈柄，引敌深涡，方就邪宗一一穷破。故使三生四见之语，并屈当时，元始真文之经纷碎。曩日天师徒侣，瓦解乖张，道俗肃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齐三教，猛分为九十五门，后退一乘，更进三十有生之善，词甚崇粹，学观所归。既不预帝览，遂沦俗侣。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此中记载了两件大事，一是僧猛参与三教讲论之事，二是僧猛撰文评议三教。从文中所说“既不预帝览，遂沦俗侣”等语推测，此中的“帝”是指周武帝，文中暗示，僧猛所撰文并未被皇帝看到，僧猛于是混同于“俗人”。这一描述，是道宣对周武帝灭法时期被迫以穿着俗人衣服而行沙门之事的“僧人”的惯常用语。由此可见，僧猛撰写上文，是在周武帝对佛教有所反感的情况下，挺身所作的护法行为。这一点，在《续高僧传·静蔼传》中可得证实。

　　《静蔼传》记载说，“属周武之世，道士张宾谲诈罔上，冒增荣宠，潜进李氏，欲废释宗。既纵幸紫宸，蝇飞黄屋，与前僧卫元嵩唇齿相副”，提出毁灭佛教的主张。“有猛法师者，气调高拔，躬抗帝旨，言颇激切。众恐祸及其身，帝但述怀，曾无赧退。”大概在面谏无效的情况下，僧猛法师写了上述论文。然而并未奏效，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五月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②]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在这种情形下，僧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

　　《续高僧传·僧猛传》又说：“隋文作相，佛日将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凑集，追访至京，令崇法宇。于大象二年，勅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声望尤著，殊悦天心。”隋文帝杨坚于北周任左大丞相是在大象二年(680年)五月。杨坚在上任不久就令僧猛住于大兴善寺宣讲《十地》，“寻振为隋国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未足以长威权，固亦光辉释种。”杨坚在作丞相的第二年就强迫周静帝禅让，自己做了皇帝。文中说，隋文帝任命僧猛为隋王朝“大统三藏法师”。不过，隋朝的“大统”已经不同于北齐时期的“大统”。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年间连续下达诏书，重建了统管全国僧务的昭玄寺及其地方僧官。在中央，隋文帝将北齐时期“掌诸佛教”的昭玄寺与鸿胪寺主管外国僧人的职能合并，设置崇玄署。具体方案是在鸿胪寺下设典客、司仪、崇玄三署，每署各置令一人。崇玄署是中央政权的正式衙司，是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崇玄署令为“从八品”，是有品级的朝廷官员。这与由僧人担任的“昭玄寺”中的僧官是不同的。这样，隋代便建立起了由崇玄署和昭玄寺组成的两重中央佛教事务机构。僧猛仅仅是昭玄寺的“大统”，而并非佛教界最高职官，因而道宣文中才说“未足以长威权，固亦光辉释种”。关于此事的时间，《佛祖统纪》将其系于开皇元年(581年)，《释氏稽古略》卷二将其系于开皇二年。

　　隋初，僧猛“移都南顿寺，亦同迁于遵善里，今之兴善是也。名虽居隶，而恒住云花，勖徒课业。”《续高僧传》中的这几句，交待了僧猛于隋代住寺的变迁情况。北周时期，僧猛住于陟岵寺，大概在其任大统后移住南顿寺，后迁移至遵善寺。隋文帝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将陟岵寺与遵善寺合并建成大兴善寺，因而僧猛名义上属于大兴善寺，而实际上常住于长安城的另一寺院——云华寺。僧猛于开皇八年(588年)四月四日，卒于云华寺，春秋八十二。

　　总之，僧猛是隋王朝敕命专弘《十地》的第一高僧。尽管依据现有文献无法考证出其师承，甚至此《十地》是指《十地经论》还是《十地经》也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僧猛于北周以及隋初在长安对《十地》的弘扬，对于地论学派在关中地区，特别是隋王朝的首都的传播，起了预热作用。从上述叙述已经可以见出，在整个北朝，地论学派主要的传播区域是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关中地区几无波及。然而，这一局面在隋文帝征召各地高僧进京之后，很快得到了改观。

　　二、净影慧远及其门下弟子

　　无论从当时朝野僧俗的看法还是当代学界的看法来讲，净影慧远都是隋代佛教足以与天台智顗、三论吉藏比肩的佛教大师。净影慧远不仅着力于弘扬《地论》，而且是隋代最重要的涅槃师之一，他对《大乘起信论》的重视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他首先是一位地论学派的大师。

　　1．净影慧远行历

　　释慧远(523—592年)，俗姓李，祖籍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后迁居于上党高都(今山西省泽州县东北)。慧远幼年丧父，由叔父代养，颇感其仁孝之教，“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七岁在学，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见称明智。十三，辞叔，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③]。时有华阴沙门僧思禅师，见而度之。思练行高，世众所宗仰。语远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爱之。”初令诵经，随事训诲。六时之勤，未劳呼策。”慧远皈依僧思出家为沙弥不久，当地屡发生战乱，僧思于是携慧远南下至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市)北山丹谷修学，僧思禅师每以经中大义考问慧远，他都能对答如流，僧思深知其必成大器。

　　慧远跟随僧思禅师受学三年，在慧远十六岁时，僧思令其跟随阇梨湛律师前往邺城，“大小经论，普皆博涉，随听深隐，特蒙赏异。而偏重大乘，以为道本。年满进具，又依上统为和上，顺都为阇梨，光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时以为声荣之极者也。”依照仪轨，授受具足戒须“三师七证”，由文中所说“光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可知，当时为慧远受戒者全为慧光的大弟子。其中，法上在光统门下为统领者，为其“得戒和尚”；“顺都”一般认为是指慧顺国僧都，为其羯摩阿阇梨。从这一阵容看，早在此时慧远已被诸师看好。后来的结果也证明，净影慧远确实是第三代地论师中最为杰出者。

　　受具足戒之后，慧远随即跟随昙隐律师研求《四分律》。道宣记载说，慧远于其门下“流离请诲，五夏席端”，长达五年，即542—546年。对于《四分律》，慧远“淘简精麁，差分轨辙。灭诤揵度，前后起纷，自古相传，莫晓来意。远乃剖析约断，位以单重，原镜始终，判之即离，皆理会文合，今行诵之。”从道宣称赞可知，慧远对《四分律》的这一问题的解释，在后世仍然颇受重视。

　　受具足戒五年之后，慧远“专师上统，绵笃七年，逈洞至理，爽拔微奥。负笈之徒，相諠亘道。讲悟继接，不略三余。沐道成器，量非可算。乃携诸学侣，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众缘欢庆，叹所未闻，各出金帛，为之兴会，讲堂寺宇，一时崇敞。韩魏士庶，通共荣之。”此中蕴含三层重要事实：一是慧远跟随法上研习经论七年。其二，在师从法上期间，慧远已经开始讲说经论。《续高僧传·净影慧远传》说：“七夏在邺，创讲《十地》，一举荣问，众倾余席，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此语与上述语句参照，可知“慧远在受具足戒七年、从学法上三年后(549)首次讲《十地经论》。”[④]时为东魏末年。其三，在法上处受学七年之后，慧远回到了故乡高都清化寺弘法。根据从地方志以及考古资料中获得的线索，慧远在高都住锡的寺院有清化寺和硖石寺。

　　关于清化寺，根据明代朱载堉撰《羊头山新记》[⑤]的记载，清化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之岁，初名定国寺，北齐改名宏福，隋末寺废。唐武则天天授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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