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师，听《十地》、《地持》。其法师也，道讳道(阙十一字)，季在从(阙十六字)之威巍巍自住，薄有四王之德。”《大法师行记》的最后又有一句说：“师时十八家，求学造此结门(阙十四字)，二十有一，南游邺京。”如前文所引道宣所写《灵裕传》所说“年始登冠”，二者参照可知，元象元年(538年)三、四月间，灵裕至邺城已经年满二十岁或二十一岁。《大法师行记》接着记载：“师于夏日辄患曰：(阙十二字)此(阙十六字)还向定州而受具戒。受已，连翩复返上原。年廿(阙二十八字)亦讫。季廿六，从隐律师学于《四分》。其律师也，业想清高(阙三十字)。”——此段叙述灵裕跟从“大法师”道凭学习《十地经论》和《地持经》。其后，前往定州受戒。受戒后又回到邺都。二十六岁时，他又跟从昙隐律师研习律学达三年，当时昙隐在邺东大衍寺。“年廿九，向彼白鹿李潜下寺，首尾一周，时造《十口疏》(阙二十九字)。”至二十九岁(546年)时，他离开昙隐所在的寺院至另外的寺院造《疏》。此后，又“更还邺，更访名师”，重新回到道凭身边，其时间应在天保元年(550年)之前。当时，道凭在邺城宝山寺。

　　将道宣《灵裕传》所写与《大法师行记》相对比，一致者如上。但有一个差别，就是灵裕第一次师从道凭的持续时间。道宣说：“师听于《地论》，荏苒法席，终于三年。二十有二，方进具戒……后南游漳滏，于隐公所偏学《四分》，随闻寻记。”但以“年始登冠”以及二十有一至邺都来计算，以年头计算也就是两年，实际上仅仅一年而已。然而，《大法师行记》于此不巧有较多缺文，其文是：“受已，连翩复返上原，年廿(阙二十八字)亦讫。”其后则是二十六岁跟随昙隐学律。如此一来，灵裕法师在二十二岁至二十六岁之间作何事，便缺失载记。我们推测，他受戒归来，很大可能是重新回到道凭法师座下研习经论。

　　从上述疏解可知，灵裕起先两次间断地至道凭门下学习。第一次为538年至539年，身份是沙弥；第二次是外出受戒数月后返回。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灵裕跟随昙隐学习律学。二十九岁(546年)的某时之后，大概一直系籍于道凭法师住持的宝山寺。如前文所叙述，道凭于北齐天保十年(559年)三月七日圆寂于邺城西南宝山寺，而现存的《凭法师烧身塔》立于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可知，此碑应该是包括灵裕在内的弟子们共同树立的。

　　在叙述完灵裕重回道凭所在的寺院之后，《续高僧传·灵裕传》接着说：“自此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皆博寻旧解，穿凿新异。唯《大集》、《般若》、《观经》、《遗教》等疏，拔思胸襟，非师讲授。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嵩、林二师学《成实论》，功将一纪，解贯二乘，纲领有存，皆备科举，而精爽弘赡，理相兼通。曾与诸僧共谈儒教，旁有讲席，参涉间闻，两听同散，竟以相闻覆述句义，并无一遗。由此邺下擅名，遐迩驰誉，且而刚梗严毅，守节自专。”依据此文所说，灵裕真正博通了大小二乘，其中对《华严经》、《涅槃经》、《十地经论》以及律部，都在博寻旧解的基础上，做了叠有新意的解释。而《大集经》、《般若经》、《观经》、《遗教经》等疏，则是自己师心独悟而成。此外，灵裕又跟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论》，跟从嵩、林二师学《成实论》。

　　道宣在《灵裕传》中说过，灵裕“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维摩》、《波若疏》各两卷”。又说：“故十夏初登，而为领袖倾敬。”灵裕三十岁即548年，“十夏”即受具足戒十年，为550年，此年恰好为天保元年。而《大法师行记》有文记载：“年廿九，向彼白鹿李潜下寺，首尾一周，时造《十口疏》(阙二十九字)。”现存的碑石在“十”与“疏”之间有一缺字。此碑的前文延伸，似乎此疏应该与律学有关。但是，《大法师行记》后文又记载：“齐天保元年冬，在邺京讲《十地论》，(阙三十字)旨(阙一字)一卷合十三卷矣。”因此，此缺字为“地”字。几种记载是一致的。由此可知，灵裕开讲的第一部经论是《十地经论》，而且在讲之前的两年，就已经写好了《十地经论疏》四卷。

　　关于灵裕宣讲经论，道宣还写道：“至于都讲、覆述，励怀非任，世供道望，销声避隐，有事不获已者，让而受之。夏居十二，邺京创讲，名节既著，言令若新，预听归依，遂号为裕菩萨也，皆从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广焉。因以导物为恒务矣，意存纲领不在章句，致有前后重解，言义不同，亡筌者会其宗归，循文者失其宏趣。”此文说，灵裕本来不以“都讲”[35]为己任，而对于著述兴致更高。但在众人的请求下，也就当仁不让了。特别是在夏腊十二年(552年)开始独立宣讲经论，一举成名，世人称之为“裕菩萨”。此后，多次讲解同样一部经论，因此其著述的文句就略有不同。此后，“会齐后染患，愿讲《华严》，昭玄诸统举裕以当法主，四方一会，雅为称先。时有雄鸡一头，常随众听。逮于讲散，乃大鸣高飞西南树上，经夜而终。俄尔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应也。内宫由是施袈裟三百领，裕受而散之。”

　　灵裕为学以广博为务，为人则清高而淡泊名利。北齐文宣帝于邺都修建了不少大寺，“勅召德望，并处其中，国俸所资，隆重相架。裕时欝为称首，令住官寺，乃固让曰：“国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灵裕拒绝接受朝廷所给予的当时一般名僧所具有的特殊待遇，但“有善生法供，则受而无惮”，对于民间有利于佛教发展的供养，无论数量多大，都毫无顾虑地接受。“故其所行藏，不为世情之所同测矣。”在此，道宣之文又涉及到他与法上的关系。道宣说：“有齐宣帝盛弘释典，大统法上势覆群英，学者望风向附，用津侥幸，唯裕仗节专贞，卓然不偶伦类，但虑未闻所闻，用为翘结耳。后上统深委高亮，钦而敬之。”理解这一段文字，需要回顾前文所说的法上在地论师特别是在东魏、北齐所具有的佛教领袖地位这样的事实。以慧光门下十大弟子而言，由于法上接替慧光长期担任朝廷的最高僧官——大统的职务，因此，法上实际上是地论师第二代的核心人物。道凭年长于法上，但道凭很早就至邺都之外的宝山修行，而法上住于邺城内的大觉寺。道宣此段文字的要义在于，在其师道凭圆寂之后，灵裕坚持独立发展，不卑不亢，受到大统法上的尊敬。

　　灵裕在四十七(565年)岁时，“将邻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禅虑岩阿，未盈炎溽，范阳卢氏，闻风远请。”在灵裕打算谢绝干扰，专修禅定之时，范阳卢氏请法师至范阳宣讲经论，“裕乘时弘济，不滞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讲供，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迭。”道宣的这一记载，在《大法师行记》中也有记载：“年七，赴请范阳，随宜阐说，三智博流。”可知，灵裕的声名已经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论师。

　　灵裕法师“后还邺下，与诸法师连座谈说。齐安东王娄叡，致敬诸僧，次至裕前，不觉怖而流汗。退问知其异度，即奉为戒师。宝山一寺，裕之经始，叡为施主，倾撒金贝，其潜德感人又此类也。”灵裕法师继承其师道凭的事业，继续营造宝山寺，而当时的权臣娄睿是其最大的檀越。娄睿，鲜卑人，本姓匹娄，简改称娄。从《北齐书·武成纪》、《北齐书·娄睿传》及出土的《墓志》来看，他的姑母娄昭君是高欢的嫡妻，他即为北齐武明皇太后的内侄。自随高欢“信都起义”，先为帐内都督，曾平定叛乱，收复炽关，为北齐建立军功，先后封东安王、司空、司徒、太尉，天统二年(566年)封为大司马统领全军，天统三年为太傅、太师，兼录并省尚书事、并省尚书令，成为“坐而论道”、“总领帝机”的宰辅重臣。在东魏，北齐之世，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以外戚而贵幸，也有纵情声色、敛财无厌，滥杀无辜等劣迹，史书都有记载。他卒于武平元年(570)二月五日。从道宣文字表述看，娄睿成为宝山寺的大檀越，是从灵裕从范阳回来后开始的，应在天统二年娄睿被封为大司马之后。

　　周武帝灭齐毁佛，灵裕潜形世壤，穿着孝服，如丧考妣，誓得佛法。在此期间，灵裕“引同侣二十余人，居于聚落，夜谈正理，书读俗书，学既探幽，随览缀述。各有部类，名如后列。”这是道宣《续高僧传·灵裕传》中的句子。此段文字中可知，灵裕法师即便是在如此艰难险境中仍然带领弟子二十余人，研习经论不辍，并且著述不断。尤其是，依照灵裕法师的教诲，这二十人各有重点。从此可见，灵裕对于法系的代代相承以及弘法方向至少于此时已经有自己独特的安排。

　　隋朝立国，佛教复兴，灵裕出山弘法。开皇三年(583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创办讲经法会，邀请灵裕讲经论，“一期影向，千计盈门”，听讲者数以千计。在隋初，灵裕具有很高的声望，隋文帝“有勅令立僧官，略乃举为都统。”灵裕对刺史说：“统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统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难从。”刺史手下的人说：“舍于此人，则荐失纲要。”刺史又多次邀请，灵裕“乃潜游燕赵，五年行化，道振两河。”灵裕这次外出弘法，至开皇九年(589年)才回到邺城。因为有题记显示，这一年他在宝山寺主持修建了一座石窟。

　　《续高僧传·灵裕传》记载：“又营诸福业，寺宇灵仪，后于宝山造石龛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鑴法灭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游山之僧，皆往寻其文理，读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而现存的“大住圣窟”有题记如下：

　　大隋开皇九年乙酉岁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用工九百：卢舍那世尊一龛、阿弥陀世尊一龛、弥勒世尊一龛、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龛、七佛世尊七龛、傅法圣大法师廿四人。叹三宝偈言：如来(智)慧无边际，神通广大妙难思…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