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山栖谷饮，禅诵无歇，理窟更深，浮囊不舍。”此中须明确的是“汲郡西山”的所指。现代许多学者不加辨析地将此解释为今河南省汲县(1988改为卫辉市)。其实，“汲郡西山”就是指安阳市的林虑山，在史籍及出土碑铭中屡见“相州汲郡”以及“汲郡林虑县”的提法。这是因为北魏曾经在邺设置行台，以经营黄河中下游地区，道武帝天兴四年(401年)于邺行台管辖的六郡(魏郡、阳平、广平、汲郡、顿丘、清河)置相州，以取河亶甲居相为州名，是为相州之始。其辖区大致相当于曹操时代的魏郡。其后，虽然相州辖区屡变，汲郡很多时候也不再属于相州，但“相州汲郡”的称呼则延续未绝。此称呼的另外一个来源当与安阳县有关。晋始置安阳县，属魏郡。后魏又并入邺，后复置，属汲郡。后周末，自故邺城移相州治此，也称邺县。隋开皇十年(590年)，又恢复安阳县之名。相州城外有西山和林虑山。林虑山属于林虑县，三国魏时属朝歌郡，晋时属汲郡，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省入邺县。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复置。永安初(528年)，又置林虑郡。北齐郡废，北周复置林虑郡。由此可见，净影慧远于北齐承光二年(578年)周武帝于齐地灭佛之后，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之间，避难的地方是相州外的西山。
北周于大象二年(580年)恢复佛教，于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各立大陟岵寺，置“菩萨僧”，净影慧远被安置于少林寺。杨坚代周立隋之后，慧远重新剃发恢复比丘身份。慧远在洛阳大开讲会，“远近归奔，望气成津，奄同学市，所以名驰帝阙，皇上闻焉。下勅授洛州沙门都，匡任佛法，远辞不获免，即而位之。”隋文帝听闻慧远之声名，任命慧远为洛州“沙门都”。慧远“立性质直，荣辱任缘，不可威畏，不可利染，正气孤雄，道风齐肃，爱敬调柔，不容非滥。至治犯断约，不避强御；讲导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资助有亏，或不漉水护净，或分卫乖法，或威仪失常，并不预听徒。自余堕眠失时，或后及法席，并依众式有罚无赦。故徒侣肃穆，容止可观。”[⑨]隋初的洛州统县十八个，不限于今日的洛阳。慧远担当这一广大区域的地方僧官，从律仪、讲说唱导之法等等方面整顿管理，使僧侣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观。
开皇五年(585年)，慧远受“泽州刺史千金公请赴本乡”[⑩]，再次回到故乡传法。此中所说的泽州刺史千金公即北周、隋朝重臣伊娄谦。《隋书》卷五十四《伊娄谦传》记载：“伊娄谦，字彦恭，本鲜卑人也。……仕周，累迁宣纳上士、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周武帝伐北齐前夕奉命出使，获武帝信任，“寻赐爵济阳县伯，累迁前驱中大夫。大象中，进爵为侯，位开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总管。”杨坚受禅立隋之后，“以彦恭为左武候将军，俄拜大将军，进爵为公。后出为泽州刺史，清约自处，甚得人和。以疾去职，吏人攀恋，行数百里不绝。卒于家。”此中说，伊娄谦于隋初任泽州刺史。而《隋书·于顗传》则记载：于顗于隋初因事被“贬为开府，后袭爵燕国公，邑万六千户，寻以疾免。开皇七年，拜泽州刺史。数年，免职，卒于家。”根据道宣记载，净影慧远恰好于开皇七年春离开泽州打算前往定州。《隋书·伊娄谦传》说，伊娄谦于立国初进封为“公”[11]，并出任泽州刺史，后因病辞职，一般都认为他卒于隋初。综合这些资料可知，伊娄谦隋开皇初年任泽州刺史，开皇七年辞职，其空缺由于顗接任。而净影慧远则在伊娄谦辞职随即离开泽州，准备前往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在途经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时，于此地“留连夏讲，遂阙东传。”从“遂阙东传”一语推知，慧远停留于上党而未能到达定州[12]。
慧远在上党停留数月，隋文帝就“下玺书，殷勤重请，辞又不免，便达西京。于时勅召大德六人，远其一矣。仍与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创达帝室。亲临御筵，敷述圣化，通孚家国。上大悦，勅住兴善，劳问丰华，供事隆倍。”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为广弘佛法，于长安设立“六大德”，慧远为其中之一。慧远带领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到达京师[13]，特蒙文帝礼敬，敕住于大兴善寺。
慧远在大兴善寺住锡未久，隋文帝下诏为其另建佛寺供其弘讲。《续高僧传·净影慧远传》记载：“又以兴善盛集，法会是繁。虽有扬化，终为事约。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因置寺焉，名为净影。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于是四方投学，七百余人皆海内英华。*轮前辙，望京趣寺，为法道场。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蘧蒢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习，成器相寻。虽复兴善诸德英名一期，至于归学师寻，千里继接者，莫高于远矣。”这一段文字很准确传神地叙述了慧远初至净影寺讲说经论的情形。在皇帝下诏建寺而寺院殿堂未完成的情况下，各地投奔慧远的信徒就达七百余人。生活环境虽然简陋，但在慧远的督促带领下，研习经义，未曾松懈。与当时仍然住于大兴善寺的名僧相比较，来往于净影寺的高官显贵不一定多，但千里投奔就师者之数，没有超过慧远的。
慧远在净影寺的几年，是他一生弘法的高峰期。后世于长安以至关中弘扬《十地经论》和《大涅槃经》的最重要的僧人，几乎都出自慧远门下。开皇十二年(592年)春，文帝“下勅，令知翻译，刊定辞义。其年卒于净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为之罢朝。帝呼嗟曰：“国失二宝也。”时远与李德林同月而丧，故动帝心。”隋文帝令于其住锡过的大兴善寺、净影寺分别立碑纪念，“薛道衡制文、虞世基书、丁氏镌之，时号三绝。”
2．净影慧远的著述
净影慧远被后世称为“隋朝三大师”之一。将其与创立宗派的天台智顗、三论吉藏并列，已足以说明其历史地位。净影慧远总其一生着力弘扬的是《十地经论》和《大涅槃经》。从现存史料看，净影慧远以《十地经论》和《大涅槃经》为核心，在吸收《大乘起信论》和《摄大乘论》之精粹的基础上，建构出了独立的佛教教义体系。
净影慧远一生宣讲经论不倦，勤于著述。道宣说他自从受大戒七夏，于邺城开讲《十地经论》之后，“一举荣问，众倾余席。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意存弘奖，随讲出疏。”并且“自远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于深文隐义，每丁宁频复提撕其耳。唯恨学者受之不速，览者听之不尽，一无所惜也。是以自于齐朝至于关辅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余卷，二千三百余纸，纸别九百四十五言。”道宣评价说，慧远“四十年间曾无痾疹，传持教导”，在其所弘宣过的地方，至今“并皆成诵在心，于今未绝”。
关于慧远的著述，道宣记载十种：《大般涅槃经义记》十卷、《地持经义记》五卷、《十地经论义记》十卷、《华严疏》七卷[14]、《维摩诘经义记》八卷、《胜鬘经义记》二卷、《无量寿经义疏》一卷、《观无量寿经义疏》二卷、《温室经义记》一卷以及《大乘义章》十四卷。另外，日本《东域传灯目录》中记载有《法华经疏》、《金刚般若经疏》、《金光明经义疏》、《大乘起信论义疏》四卷、《金刚般若论疏》三卷等五种。[15]其中，现存十种。对净影慧远所撰的《大乘义章》十四卷，道宣评价说：“又撰《大乘义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为五聚，谓教法、义法、染、净、杂也，并陈综义差，始近终远，则佛法纲要，尽于此焉。学者定宗，不可不知也。”后世大多认同道宣的评价。
净影慧远最重要的弘法地点是高都清化寺和长安净影寺。对这两个时期慧远的授徒盛况，道宣分别作了评述。在《续高僧传·净影慧远传》中，道宣说：“本住清化，祖习《涅槃》。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在同书卷十五的“论”中，道宣又说：“沙门慧远，齐余开士，隋运高僧，首达帝城，即陈讲议，服勤请益七百余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前者说，慧远之弟子，在大唐都是首屈一指的；后者说，慧远弟子在弘扬佛教方面的贡献占据“三分其二”地位。这样的评价，并不多见。
3．慧远清化寺时期的弟子智徽和玄鉴
净影慧远弟子中，现今可以明确知晓的清化寺时期皈依的弟子是智徽和玄鉴。
释智徽(560—638年)，俗姓焦，泽州高平(即山西省高平市)人，年十三(572年)时，志乐出家，“住本州岛清化寺，依随远法师听涉经论，于《大涅槃》偏洞幽极，故齿年学稔，为诸沙弥之卓秀者也。”受具足戒之后，“歆慕弘道，岁常讲《涅槃》、《十地》、《地持》、《维摩》、《胜鬘》，用为恒业，声务广被，远近追风。”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延请入于东都内道场，“但专讲诵，倡导为先。”七年之后即618年，隋炀帝被杀于江都，王世充奉越王杨侗为帝。第二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这时，智徽离开洛阳，回到故乡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难，饥馁相委，乃遗以粮粒，拯济寔多，皂素赖之，皆餐法味。便即四时长讲，屡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讲众，频值俭岁米食不丰。”在战乱与饥荒中，智徽一边想法设法赈济灾民，一边讲法不辍。由于常住僧人超越过去几倍，“徽以听侣不安，为营别院。四方学士，同萃其中。财法两施，无时宁舍。”为了使更多的信众能够听闻讲法，智徽另建“别院”以处之。[16]
《续高僧传·智徽传》又记载：“怀州都督郧国公张亮，钦抱德教，远延讲说，道俗屯赴，又结河阳，乃请为菩萨戒师。珍敬道风，誓为善友。”根据史书记载，张亮任怀州总管始于贞观元年(626年)，贞观五年就入长安任御史大夫、光禄卿。可见，智徽受张亮邀请至怀州(今河南沁阳市)、住锡于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一带)应在这一时间段内。数年之后，贞观十二年(638年)三月二十日，智徽圆寂于河阳，春秋七十九，怀州僧俗送葬归…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