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山棲谷飲，禅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舍。”此中須明確的是“汲郡西山”的所指。現代許多學者不加辨析地將此解釋爲今河南省汲縣(1988改爲衛輝市)。其實，“汲郡西山”就是指安陽市的林慮山，在史籍及出土碑銘中屢見“相州汲郡”以及“汲郡林慮縣”的提法。這是因爲北魏曾經在邺設置行臺，以經營黃河中下遊地區，道武帝天興四年(401年)于邺行臺管轄的六郡(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置相州，以取河亶甲居相爲州名，是爲相州之始。其轄區大致相當于曹操時代的魏郡。其後，雖然相州轄區屢變，汲郡很多時候也不再屬于相州，但“相州汲郡”的稱呼則延續未絕。此稱呼的另外一個來源當與安陽縣有關。晉始置安陽縣，屬魏郡。後魏又並入邺，後複置，屬汲郡。後周末，自故邺城移相州治此，也稱邺縣。隋開皇十年(590年)，又恢複安陽縣之名。相州城外有西山和林慮山。林慮山屬于林慮縣，叁國魏時屬朝歌郡，晉時屬汲郡，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省入邺縣。太和二十一年(497年)，複置。永安初(528年)，又置林慮郡。北齊郡廢，北周複置林慮郡。由此可見，淨影慧遠于北齊承光二年(578年)周武帝于齊地滅佛之後，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之間，避難的地方是相州外的西山。
北周于大象二年(580年)恢複佛教，于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各立大陟岵寺，置“菩薩僧”，淨影慧遠被安置于少林寺。楊堅代周立隋之後，慧遠重新剃發恢複比丘身份。慧遠在洛陽大開講會，“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阙，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隋文帝聽聞慧遠之聲名，任命慧遠爲洛州“沙門都”。慧遠“立性質直，榮辱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染，正氣孤雄，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漉水護淨，或分衛乖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余墮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衆式有罰無赦。故徒侶肅穆，容止可觀。”[⑨]隋初的洛州統縣十八個，不限于今日的洛陽。慧遠擔當這一廣大區域的地方僧官，從律儀、講說唱導之法等等方面整頓管理，使僧侶的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觀。
開皇五年(585年)，慧遠受“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⑩]，再次回到故鄉傳法。此中所說的澤州刺史千金公即北周、隋朝重臣伊婁謙。《隋書》卷五十四《伊婁謙傳》記載：“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骠騎大將軍。”周武帝伐北齊前夕奉命出使，獲武帝信任，“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楊堅受禅立隋之後，“以彥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裏不絕。卒于家。”此中說，伊婁謙于隋初任澤州刺史。而《隋書·于顗傳》則記載：于顗于隋初因事被“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澤州刺史。數年，免職，卒于家。”根據道宣記載，淨影慧遠恰好于開皇七年春離開澤州打算前往定州。《隋書·伊婁謙傳》說，伊婁謙于立國初進封爲“公”[11]，並出任澤州刺史，後因病辭職，一般都認爲他卒于隋初。綜合這些資料可知，伊婁謙隋開皇初年任澤州刺史，開皇七年辭職，其空缺由于顗接任。而淨影慧遠則在伊婁謙辭職隨即離開澤州，准備前往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在途經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時，于此地“留連夏講，遂阙東傳。”從“遂阙東傳”一語推知，慧遠停留于上黨而未能到達定州[12]。
慧遠在上黨停留數月，隋文帝就“下玺書，殷勤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勅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余人，創達帝室。親臨禦筵，敷述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勞問豐華，供事隆倍。”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爲廣弘佛法，于長安設立“六大德”，慧遠爲其中之一。慧遠帶領常隨學士二百余人到達京師[13]，特蒙文帝禮敬，敕住于大興善寺。
慧遠在大興善寺住錫未久，隋文帝下诏爲其另建佛寺供其弘講。《續高僧傳·淨影慧遠傳》記載：“又以興善盛集，法會是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沖要，遊聽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敘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于是四方投學，七百余人皆海內英華。*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蘧蒢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複興善諸德英名一期，至于歸學師尋，千裏繼接者，莫高于遠矣。”這一段文字很准確傳神地敘述了慧遠初至淨影寺講說經論的情形。在皇帝下诏建寺而寺院殿堂未完成的情況下，各地投奔慧遠的信徒就達七百余人。生活環境雖然簡陋，但在慧遠的督促帶領下，研習經義，未曾松懈。與當時仍然住于大興善寺的名僧相比較，來往于淨影寺的高官顯貴不一定多，但千裏投奔就師者之數，沒有超過慧遠的。
慧遠在淨影寺的幾年，是他一生弘法的高峰期。後世于長安以至關中弘揚《十地經論》和《大涅槃經》的最重要的僧人，幾乎都出自慧遠門下。開皇十二年(592年)春，文帝“下勅，令知翻譯，刊定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呼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而喪，故動帝心。”隋文帝令于其住錫過的大興善寺、淨影寺分別立碑紀念，“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镌之，時號叁絕。”
2．淨影慧遠的著述
淨影慧遠被後世稱爲“隋朝叁大師”之一。將其與創立宗派的天臺智顗、叁論吉藏並列，已足以說明其曆史地位。淨影慧遠總其一生著力弘揚的是《十地經論》和《大涅槃經》。從現存史料看，淨影慧遠以《十地經論》和《大涅槃經》爲核心，在吸收《大乘起信論》和《攝大乘論》之精粹的基礎上，建構出了獨立的佛教教義體系。
淨影慧遠一生宣講經論不倦，勤于著述。道宣說他自從受大戒七夏，于邺城開講《十地經論》之後，“一舉榮問，衆傾余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余，意存弘獎，隨講出疏。”並且“自遠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于深文隱義，每丁甯頻複提撕其耳。唯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于齊朝至于關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余卷，二千叁百余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道宣評價說，慧遠“四十年間曾無痾疹，傳持教導”，在其所弘宣過的地方，至今“並皆成誦在心，于今未絕”。
關于慧遠的著述，道宣記載十種：《大般涅槃經義記》十卷、《地持經義記》五卷、《十地經論義記》十卷、《華嚴疏》七卷[14]、《維摩诘經義記》八卷、《勝鬘經義記》二卷、《無量壽經義疏》一卷、《觀無量壽經義疏》二卷、《溫室經義記》一卷以及《大乘義章》十四卷。另外，日本《東域傳燈目錄》中記載有《法華經疏》、《金剛般若經疏》、《金光明經義疏》、《大乘起信論義疏》四卷、《金剛般若論疏》叁卷等五種。[15]其中，現存十種。對淨影慧遠所撰的《大乘義章》十四卷，道宣評價說：“又撰《大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于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後世大多認同道宣的評價。
淨影慧遠最重要的弘法地點是高都清化寺和長安淨影寺。對這兩個時期慧遠的授徒盛況，道宣分別作了評述。在《續高僧傳·淨影慧遠傳》中，道宣說：“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余，領徒者叁十，並大唐之稱首也。”在同書卷十五的“論”中，道宣又說：“沙門慧遠，齊余開士，隋運高僧，首達帝城，即陳講議，服勤請益七百余人，道化天下，叁分其二。”前者說，慧遠之弟子，在大唐都是首屈一指的；後者說，慧遠弟子在弘揚佛教方面的貢獻占據“叁分其二”地位。這樣的評價，並不多見。
3．慧遠清化寺時期的弟子智徽和玄鑒
淨影慧遠弟子中，現今可以明確知曉的清化寺時期皈依的弟子是智徽和玄鑒。
釋智徽(560—638年)，俗姓焦，澤州高平(即山西省高平市)人，年十叁(572年)時，志樂出家，“住本州島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論，于《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受具足戒之後，“歆慕弘道，歲常講《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被，遠近追風。”大業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延請入于東都內道場，“但專講誦，倡導爲先。”七年之後即618年，隋炀帝被殺于江都，王世充奉越王楊侗爲帝。第二年，王世充廢楊侗，自立爲帝，國號“鄭”。這時，智徽離開洛陽，回到故鄉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難，饑餒相委，乃遺以糧粒，拯濟寔多，皂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即四時長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米食不豐。”在戰亂與饑荒中，智徽一邊想法設法赈濟災民，一邊講法不辍。由于常住僧人超越過去幾倍，“徽以聽侶不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無時甯舍。”爲了使更多的信衆能夠聽聞講法，智徽另建“別院”以處之。[16]
《續高僧傳·智徽傳》又記載：“懷州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抱德教，遠延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爲菩薩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根據史書記載，張亮任懷州總管始于貞觀元年(626年)，貞觀五年就入長安任禦史大夫、光祿卿。可見，智徽受張亮邀請至懷州(今河南沁陽市)、住錫于河陽(今河南省孟縣一帶)應在這一時間段內。數年之後，貞觀十二年(638年)叁月二十日，智徽圓寂于河陽，春秋七十九，懷州僧俗送葬歸…
《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六節 隋代地論叁大師及其學派發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