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重建，改今额。有碑，乃唐乡贡明经牛元撰并书。”依据此说，清化寺似乎是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改名后才有的。然2001年6月，高平市档案局工作人员于羊头山神农城下五谷畦旁护林院内发现北齐“天保二年”(551年)残碑一通，碑额残存“羊头山清化寺”等字。碑文残存400余字，多漫漶不清，可辨析者有“地处唐公，山号羊头，环以琅障，萦以丹流”，“神农圣灵所托，远瞻太行”等内容。[⑥]依据这一残碑，至迟在北齐时期，羊头山已有清化寺存在。根根考古发掘，清化寺原位于现高平市神农镇境内，有上、中、下之分。上清化寺即《羊头山新记》中所说的清化寺，在羊头山正东稍南1.5里。中清化寺又名六名寺，位于羊头山半山腰处，相传建于唐贞观六年(623年)，此寺距上清化寺约200多米。下清化寺原位于现神农镇政府院内。此外，羊头山山顶还有北魏时期始建的石窟群，现有北魏四面造像塔一座，底座为伏羊，是此山之标志，另有唐代石塔2座。将上述材料联系起来综合考虑，现在考古工作者所说的三座寺院，应该是不同的寺院。在北齐时期，至少于此山存在两所寺院，一是清化寺，一是定国寺。前者在山顶，应该与石窟为一整体。慧远回故乡后，主要是居于此寺。
唐代道宣《续高僧传》记载了在清化寺皈依慧远学习的两位弟子。
首先是释智徽，年十三(572年)时，“志乐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岛清化寺，依随远法师听涉经论，于《大涅槃》偏洞幽极”等等。从道宣的记载考察，智徽跟随慧远离开泽州，后来又回到清化寺。
第二位是释玄鉴，“十九，发心投诚释种，爱重松林，终日庇其下，忘遗食息。后住清化寺，依止远公听采经论，于《大涅槃》深得其趣。”道宣在其传中说：“于今神志贞亮，每讲《涅槃》、《十地》、《维摩》，四时不辍，春秋八十有三。”由此可知，道宣作传之时，玄鉴尚在人间。依据道宣的自序，其最初所撰截止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如以贞观十九年玄鉴八十三岁尚健在来计算，则玄鉴十九岁后前往清化寺依慧远学习《大涅槃经》、《十地经论》的时间为581年。依据后文考释可知，慧远此年并不在清化寺。而且，《续高僧传·静藏传》的记载，也证实早在北齐末年，慧远就已经离开清化寺了。
释静藏(570—626年)，九岁(579年)出家，“投清化寺诠禅师而为师主，训诲之至，极附大猷，进戒已后，乐思定业，通微尽相，宗徒有归。年二十三，发弘誓曰：“丈夫出俗，绍释为氏，岂不欲义流天下名贯玄班者乎？”承乡壤大德远法师勅召在京弘化为务，便往从之。未至值迁，果非本遂。”静藏以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圆寂，春秋五十有六。推算下来，静藏二十三岁(虚岁)时恰为慧远圆寂的592年。由此可知，581年时，慧远确实不在清化寺。由此可知，上述《玄鉴传》所载玄鉴皈依慧远的年龄有误，或者写作此篇传记的时间要早于贞观十九年好几年。但不管如何，慧远在高都所住锡的寺院确实叫清化寺，而且至少收了两位高徒，并且都以弘扬《十地经论》和《大涅槃经》为要务。
尤其是，道宣在《续高僧传·玄鉴传》中还记载了清化寺的毁坏与重建情况。文中说：“隋运末龄，贼徒交乱，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侣分散，颠仆沟壑。”而“及至年谷丰熟，还返故乡，招集缁素，崇建法席，劝诸信识，但故伽蓝皆得营复，有故塔庙，并令涂扫，遂使合境庄严，赫然荣丽，奉信归向十室其九。”这是说，隋末战乱中，泽州许多寺院都毁于战火，清化寺也不例外。在唐朝初年，经济恢复之后，玄鉴回故土大规模地修复泽州的佛寺塔庙。文中又说：“时清化寺修营佛殿，合境民庶，同供崇建。泽州官长长孙义，素颇奉信，闻役工匠其数甚众，乃送酒两舆以致之。鉴时检校营造，见有此事，又破酒器狼藉地上。”经过查考史籍，此中所说的泽州长官长孙义有可能是长孙顺德。长孙顺德为唐王朝立国的功臣，唐太宗皇后长孙氏的本家叔父。《旧唐书》卷六十二《长孙顺德传》中说：长孙顺德“坐与李孝常交通除名。岁余，太宗阅功臣图，见顺德之像，闵然怜之，遣宇文士及视其所为，见顺德颓然而醉，论者以为达命。召拜泽州刺史，复其爵邑。召拜泽州刺史，复其爵邑。”李孝常谋反案发生在贞观元年(627年)十二月，推算则知，长孙顺德出任泽州刺史应在贞观三年初。《旧唐书·长孙顺德传》又说：“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顺德任泽州刺史最多不过两年，被免去泽州刺史不久就病死了，时间大致是贞观五年左右。由此记载可知，玄鉴重修清化寺的时间也应在贞观三年至贞观五年左右。这与方志所说“中清化寺”修建的时间——贞观六年也很接近。
根据方志和碑石记载，净影慧远在泽州还曾经住锡于硖石寺。此寺后来名青莲寺，位于泽州县硖石山腰。[⑦]此山摩崖上刻有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题记。《全唐文》收有《硖石寺惠远法师遗迹志》一文，此碑为薛重元所撰，立于唐宝历元年(825年)，其碑石已经出土。其文有曰：“硖石岩岩，灵气应候，千载之口不口详其志。自北齐、周、隋，物接耳目，远公之居，以成其道。既修《涅槃》藏疏，绝笔石巅，掷上太虚，得以明真契示其同。法师称号惠远，生敦煌李氏之族。家数世居霍秀里，本宅犹存。……验掷笔故处，丹流中贯，危石最峭。后之人实目曰“掷笔台”。邑里时朝礼之，想在容声。有唐宝历元年夏四月，傅学沙门紫羽请刻石台上，河东薛重元刊录故志云。”由此可知，净影慧远《大涅槃经义记》确实是在此寺完成的。
至于慧远在高都弘法的起讫时间，从道宣的叙述看，应该是离开其师法上后随即离开邺都。依照当时僧籍管理制度言之，僧人首先应该隶名于一个固定的寺院(也有同时主事二所甚至数所寺院者)。从这个角度考虑，在北周灭北齐之前的较长时间内，慧远无疑是以泽州清化寺为弘法根据地的。当时的高僧或者名僧游化各地讲经说法很频繁，因而洪遵律师尽管多在邺京、青州(今山东省淄博市)和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活动，他“常与慧远等名僧通宵造尽”[⑧]也并不难做到。因此，笔者同意日本学者所说的净影慧远于三十二岁时(556年)离开邺都至相州西南的故乡泽州弘法，至北齐末年，慧远离开泽州又回到相州。
时人和后世公认，净影慧远在行持上的壮举就是在周武帝宣布废除佛法时当庭抗辩。
《续高僧传·净影慧远传》记载：“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克齐，便行废教，勅前修大德并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序废立义。”在周武帝以“真佛无像”为理由认定，偶像崇拜非真佛法，佛教靡费资财，沙门不孝不敬等。由此，武帝宣布废除佛教，逼迫在场僧人表态接受。“于时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难从，佥各默然。下勅频催答诏，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远顾以佛法之寄，四众是依，岂以杜言，情谓理伏。”于是慧远出列，就第一、二项作了反驳。慧远甚至大声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周武帝勃然大怒，盯视着慧远说：“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慧远回答说：“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周武帝理屈辞穷，更无所答，只得说：“僧等且还，后当更集。”
关于此事发生的背景，道宣叙述说：“当斯时也，齐国初殄，周兵雷震，见远抗诏，莫不流汗，咸谓粉其身骨，煮以鼎镬。而远神气嵬然，辞色无挠。”北周军队攻破邺城，武帝在邺城停留近月余。道宣叙述说，在慧远顶撞周武帝时，在场的北周兵众都喊：“粉其身骨，煮以鼎镬”，而慧远依然“神气巍然，辞色无扰”。集会结束，北齐大统法上以及国都昙衍等执慧远手泣而谢曰：“天子之威如龙火也，难以犯触。汝能穷之，《大经》所云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慧远回答：“正理须申，岂惟顾此形命？”慧远又说：“时运如此，圣不能遣。恨不奉侍目下，以为大恨。法实不灭，大德解之，愿不以忧恼。”法上为慧远之师，昙衍为其师叔。尽管慧远此举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其不畏死、不畏帝王的护法精神，得到了当时和后世僧俗的崇敬。
《续高僧传·慧远传》最后在讲到其禅定功夫时说：“既而勤业，晓夕用心大苦，遂成劳疾，十五日内觉观相续，不得眠睡。气上心痛，状如刀切，食弱形赢，殆将欲绝。忆昔林虑巡历名山，见诸禅府，备蒙传法，遂学数息，止心于境，克意寻绎经于半月，便觉渐差，少得眠息，方知对治之良验也。因一夏学定，甚得静乐，身心怡悦，即以己证用问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调摄，堪为观行。”远每于讲际，至于定宗，未尝不赞美禅那，盘桓累句，信虑求之可得也。自恨徇于众务，无暇调心，以为失耳。”这里说，净影慧远由于研习经义、讲经说法过于用力，积劳成疾，后来以昔日曾经在林虑山所修的禅定功夫治愈了疾患。其后，又以一年的时间专门修习禅定。僧稠是当时北方影响最大的禅师，生于北魏太和四年(480年)，于乾明元年(560年)四月圆寂于相州云门寺，年八十一。天保元年(550年)，齐文宣帝高洋征请僧稠从定州至邺都传播禅法。由僧稠的卒年可推知，净影慧远重新修习禅定一年的时间不应晚于北齐天保末年(559年)。然而，上引文字中所说的慧远两次习禅的时间都难于准确排定。只能简单地确定净影慧远在师从法上之前或者期间曾经至林虑山短暂习禅，而在邺都开始讲经说法之后，针对其所患疾病，他又习禅一年。
在周武帝灭北齐后于齐地推行灭法政策之后，慧远“遂潜于汲郡西山，勤道无倦。三年之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遗法。既而…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