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隋代地論叁大師及其學派發展的盛景

　　地論學派的興盛發生于東魏和北齊。盡管有僧達、安廪等地論師于南方梁陳統治區域宣講《十地經論》，但影響有限。迨隋王朝統一了南北，隋文帝先後幾次在全國範圍內征召佛教大德，原先于北齊轄境活動的地論師陸續被征召到首都長安，于是地論學派的活動中心由東魏、北齊時期的邺城轉移到了長安。前文在逐一敘述重要的地論師的弘教情形時，已經將其活動區域以及被隋王朝征召到長安的情況作了說明。在此，我們將對隋朝影響最大的叁位地論師的生平、貢獻及其弟子等方面的內容作一敘述說明，然後，再比較全面地敘述隋朝時期仍然活躍的地論師的弘教情況，以期借此管窺地論學派在隋朝至唐初的興盛情況。

　　一、僧猛

　　隋王朝繼承的是西魏、北周的政權，政治、經濟中心和佛教的中心自然是一致的。然而，地論學派發源于北魏、東魏，在東、西魏對峙的情形下，將《地論》擴展到關中的僧人寥寥無幾。成名于西魏、北周的僧猛是關中最主要的弘揚《十地》的高僧。

　　僧猛(507—588年)，俗姓段氏，京兆泾陽(今陝西泾陽縣)人。《續高僧傳·僧猛傳》記載：僧猛“竟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從這一敘述可知，僧猛幼年時期即出家，成年之後，致力于“講說”佛教經論。可惜，傳文未列出其師承。北魏孝武帝西奔長安，後被宇文泰殺掉，另立元寶矩爲帝，是爲西魏文帝，時爲535年。《僧猛傳》記載：“昔魏文西位[①]，勅猛在右寢殿闡揚《般若》，貴宰鹹仰，味其道訓。”西魏文帝登基不久，令僧猛宣講《般若經》，後來，宇文氏篡位，“周明嗣曆，诏下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周明”即北周明帝宇文毓，“天宮”一詞語意不詳，似乎應該是天宮寺。僧猛此時已經五十多歲了，一改以前所著力弘揚的《般若》爲“永弘《十地》”，其中的轉折多少有些奇怪。僧猛所弘揚的《十地》學，有無明確的師承，也是一個問題。在當時很講究師承的背景下，周明帝下這樣的诏書令其轉弘《十地》，僧猛似乎應該不是師心獨悟而致。在《十地經論》翻譯出來之前，鸠摩羅什翻譯的《十地經》也有較爲廣泛的流通，關中地區也有不少傳承者。如此，則僧猛“永弘”的是《十地經》還是《十地經論》，真不好確定。

　　《續高僧傳·僧猛傳》又說：“又勅于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構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叁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之經紛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叁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叁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既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棲待旦。”此中記載了兩件大事，一是僧猛參與叁教講論之事，二是僧猛撰文評議叁教。從文中所說“既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等語推測，此中的“帝”是指周武帝，文中暗示，僧猛所撰文並未被皇帝看到，僧猛于是混同于“俗人”。這一描述，是道宣對周武帝滅法時期被迫以穿著俗人衣服而行沙門之事的“僧人”的慣常用語。由此可見，僧猛撰寫上文，是在周武帝對佛教有所反感的情況下，挺身所作的護法行爲。這一點，在《續高僧傳·靜藹傳》中可得證實。

　　《靜藹傳》記載說，“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谲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幸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提出毀滅佛教的主張。“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赧退。”大概在面谏無效的情況下，僧猛法師寫了上述論文。然而並未奏效，周武帝于建德叁年(574年)五月下诏“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②]诏令發布之後，立即實施。在這種情形下，僧猛“退屏人事，幽棲待旦”。

　　《續高僧傳·僧猛傳》又說：“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湊集，追訪至京，令崇法宇。于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隋文帝楊堅于北周任左大丞相是在大象二年(680年)五月。楊堅在上任不久就令僧猛住于大興善寺宣講《十地》，“尋振爲隋國大統叁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楊堅在作丞相的第二年就強迫周靜帝禅讓，自己做了皇帝。文中說，隋文帝任命僧猛爲隋王朝“大統叁藏法師”。不過，隋朝的“大統”已經不同于北齊時期的“大統”。隋文帝楊堅于開皇年間連續下達诏書，重建了統管全國僧務的昭玄寺及其地方僧官。在中央，隋文帝將北齊時期“掌諸佛教”的昭玄寺與鴻胪寺主管外國僧人的職能合並，設置崇玄署。具體方案是在鴻胪寺下設典客、司儀、崇玄叁署，每署各置令一人。崇玄署是中央政權的正式衙司，是管理佛教事務的最高機構。崇玄署令爲“從八品”，是有品級的朝廷官員。這與由僧人擔任的“昭玄寺”中的僧官是不同的。這樣，隋代便建立起了由崇玄署和昭玄寺組成的兩重中央佛教事務機構。僧猛僅僅是昭玄寺的“大統”，而並非佛教界最高職官，因而道宣文中才說“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關于此事的時間，《佛祖統紀》將其系于開皇元年(581年)，《釋氏稽古略》卷二將其系于開皇二年。

　　隋初，僧猛“移都南頓寺，亦同遷于遵善裏，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勖徒課業。”《續高僧傳》中的這幾句，交待了僧猛于隋代住寺的變遷情況。北周時期，僧猛住于陟岵寺，大概在其任大統後移住南頓寺，後遷移至遵善寺。隋文帝于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將陟岵寺與遵善寺合並建成大興善寺，因而僧猛名義上屬于大興善寺，而實際上常住于長安城的另一寺院——雲華寺。僧猛于開皇八年(588年)四月四日，卒于雲華寺，春秋八十二。

　　總之，僧猛是隋王朝敕命專弘《十地》的第一高僧。盡管依據現有文獻無法考證出其師承，甚至此《十地》是指《十地經論》還是《十地經》也無法確定。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僧猛于北周以及隋初在長安對《十地》的弘揚，對于地論學派在關中地區，特別是隋王朝的首都的傳播，起了預熱作用。從上述敘述已經可以見出，在整個北朝，地論學派主要的傳播區域是東魏、北齊統治區域，關中地區幾無波及。然而，這一局面在隋文帝征召各地高僧進京之後，很快得到了改觀。

　　二、淨影慧遠及其門下弟子

　　無論從當時朝野僧俗的看法還是當代學界的看法來講，淨影慧遠都是隋代佛教足以與天臺智顗、叁論吉藏比肩的佛教大師。淨影慧遠不僅著力于弘揚《地論》，而且是隋代最重要的涅槃師之一，他對《大乘起信論》的重視更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從總體上看，他首先是一位地論學派的大師。

　　1．淨影慧遠行曆

　　釋慧遠(523—592年)，俗姓李，祖籍敦煌(今甘肅省敦煌市)，後遷居于上黨高都(今山西省澤州縣東北)。慧遠幼年喪父，由叔父代養，頗感其仁孝之教，“年止叁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叁，辭叔，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③]。時有華陰沙門僧思禅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雲：“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慧遠皈依僧思出家爲沙彌不久，當地屢發生戰亂，僧思于是攜慧遠南下至懷州(今河南省沁陽市)北山丹谷修學，僧思禅師每以經中大義考問慧遠，他都能對答如流，僧思深知其必成大器。

　　慧遠跟隨僧思禅師受學叁年，在慧遠十六歲時，僧思令其跟隨阇梨湛律師前往邺城，“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聽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阇梨，光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也。”依照儀軌，授受具足戒須“叁師七證”，由文中所說“光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可知，當時爲慧遠受戒者全爲慧光的大弟子。其中，法上在光統門下爲統領者，爲其“得戒和尚”；“順都”一般認爲是指慧順國僧都，爲其羯摩阿阇梨。從這一陣容看，早在此時慧遠已被諸師看好。後來的結果也證明，淨影慧遠確實是第叁代地論師中最爲傑出者。

　　受具足戒之後，慧遠隨即跟隨昙隱律師研求《四分律》。道宣記載說，慧遠于其門下“流離請誨，五夏席端”，長達五年，即542—546年。對于《四分律》，慧遠“淘簡精麁，差分軌轍。滅诤揵度，前後起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誦之。”從道宣稱贊可知，慧遠對《四分律》的這一問題的解釋，在後世仍然頗受重視。

　　受具足戒五年之後，慧遠“專師上統，綿笃七年，逈洞至理，爽拔微奧。負笈之徒，相諠亘道。講悟繼接，不略叁余。沐道成器，量非可算。乃攜諸學侶，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通共榮之。”此中蘊含叁層重要事實：一是慧遠跟隨法上研習經論七年。其二，在師從法上期間，慧遠已經開始講說經論。《續高僧傳·淨影慧遠傳》說：“七夏在邺，創講《十地》，一舉榮問，衆傾余席，自是長在講肆，伏聽千余。”此語與上述語句參照，可知“慧遠在受具足戒七年、從學法上叁年後(549)首次講《十地經論》。”[④]時爲東魏末年。其叁，在法上處受學七年之後，慧遠回到了故鄉高都清化寺弘法。根據從地方志以及考古資料中獲得的線索，慧遠在高都住錫的寺院有清化寺和硖石寺。

　　關于清化寺，根據明代朱載堉撰《羊頭山新記》[⑤]的記載，清化寺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之歲，初名定國寺，北齊改名宏福，隋末寺廢。唐武則天天授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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