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探幽致。”根據下文卒年及其年壽計算，此說有誤。應爲開皇九年(689年)，要不，此年代連至下文，即開皇十二年至邺城禮靜洪律師兩年。“又詣衛州淋落泉詢禅師所，朝授夕悟，經曆歲余。于詢所得，略貫終始。”此中的“衛州淋落泉詢禅師”即僧稠禅師弟子昙詢。《續高僧傳》卷十六《昙詢傳》記載：釋昙詢(516—600年)，年二十二“方舍俗事，遠訪岩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昙准禅師而蒙剃發。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禀心學，而專志決烈。”後來，“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津。” [59]昙詢可能後來又一度回到白鹿山落泉寺修禅授徒。在昙詢門下，“禅侶叁百，嗟詠聲馳。詢摩其頂，堪傳燈法，令往山西啓諸未悟。真以學日既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60]至開皇十八年(598年)，真慧離開其師，在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禅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棲岩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年(604年)，真慧曾住棲岩寺，大業十一年(615年)十月七日圓寂于麻谷禅坊。
根據《續高僧傳·道傑傳》記載：道傑先至麻谷跟隨真慧修禅，真慧感歎說：“常爲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其後，道傑回到棲岩寺，與神素法師切磋，並且結合《成實論》“安般念處”而修習。“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
武德元年(618年)，徒衆請求道傑弘揚《十地經論》。道傑笑曰：“息駕修禅，但名自利凡法。講揚法化，誠爲利他。至于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于是又開始宣講《地論》，共叁十余遍。“常隨門學，百有余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此後，又被推舉爲棲岩寺僧主。貞觀元年(627年)七月二十八日，道傑因疾卒于山，春秋五十五，夏臘叁十六。
對唐代唯識宗來說，棲岩寺的地論傳統很重要，玄奘門下的神泰、行友、道卓或出于此寺，或與其有密切關系。
其實，見于《續高僧傳》和其它史籍，特別是碑石資料中的地論師，還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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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魏皇帝本來在洛陽承位，後因孝武帝西奔而于西邊的長安承位，所以叫“西位”。
[②] 《周書》卷五《武帝紀上》。
[③] 參見李會智、師煥英《淨影慧遠生平小考》，《五臺山研究》2002年第2期。此處所說的“古賢谷寺”也許是一個泛指。道宣《續高僧傳·靈璨傳》有文說：“仁壽末年，又勅送于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由此可知，慧遠生于古賢谷。現存《大金澤州陵川縣古賢谷禅林院重修彌勒殿記》(金趙安時撰文)中說：“太行之間，山靈而水秀，地幽而勢阻，峰巒缭繞，岩谷深邃，中有平原，傳記稱爲“古賢谷”，蓋古賢聖之所居也。傍有九仙臺、齊雲峰、參園洞、清涼泉，真靈聖之福地也。自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于此，更周曆隋，名景淨寺，殿閣峥嵘，廊庑岑寂，前代高僧惠遠、靈璨相繼居之。至唐太宗興崇釋教，貞觀叁年，賜熟田五十頃，以爲常住。逮宋太平興國叁年，賜名禅林院。”此碑立于正隆四年(1159)四月八日。由此可知，景淨寺始建于北齊天保二年(551年)，此時慧遠在邺都隨法上學習。
[④] 馮煥珍《回歸本覺——淨影寺慧遠的真識心緣起思想研究》第9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⑤] 此文依據的是唐武則天天授二年(691年)所立《澤州高平縣羊頭山清化寺碑》。此碑已于2001年8月在羊頭山頂清化寺遺址發掘中出土，但字迹模糊。
[⑥] 劉金堆《羊頭山發現北齊古碑，神農遺迹又添新物證》，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2004年。
[⑦] 參見李會智、高天《山西晉城青蓮寺史考》，《文物世界》2003年第1期。
[⑧]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611頁中。馮煥珍以此句爲據，主張慧遠此時不一定完全隸屬于澤州清化寺。
[⑨]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91頁上。另外，《全隋文》卷二十九有《比丘惠遠等造象銘》一文，其文曰“開皇叁年歲次癸卯五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邑師比丘法□、邑師比丘惠遠”。從“邑師比丘惠遠”的署名看，似乎不是淨影慧遠所爲。
[⑩]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50卷，第491頁上。
[11] 依照此文的敘述，伊婁謙的爵位爲濟陽縣伯——濟陽侯——濟陽公。漢代濟陽縣在今河南蘭考東北，西晉在此曾置濟陽郡，晉南遷後廢。濟陽縣在唐初並入冤句縣。漢朝分梁國置濟陽國，改爲濟陽郡，治所在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隋唐時爲曹州濟陰郡。一般以爲範蠡離開越國後隱居于曹州，《史記》說範蠡“止于陶”，“老死于陶”，《水經注》說“寓于陶”，《元和郡縣志》也說範蠡“居于陶”。濟陽作爲縣名，《史記》出現3次，《漢書》出現了9次，是指曹州冤朐縣境內的濟陽故城(現已不存)。因這些原因，將“濟陽”這一爵位名稱與其地域中的曆史名人相聯系而稱“濟陽公”爲“千金公”應該是順理成章的。
[12] 從地理方位上說，定州位于澤州的東北方向。由上文所敘述可知，開皇七年(587年)慧遠又應召前往長安，因而沒有時間達到定州弘法。現今幾種佛教研究著作講到淨影慧遠曾經于定州講經、住錫，依據不足。
[13] 隋文帝當時征召“六大德”入長安，令各位大德精選十位弟子跟隨入京師，並且都允許其住入大興善寺。道宣在記敘淨影慧遠時說，常隨二百大士同時跟隨慧遠進入京師。然而，道宣又在記敘慧遠弟子時提及十大弟子的說法。
[14] 現存《慈潤寺古大論師慧休法師刻石記德文》中記載，慧休“又續遠法師《華嚴疏》”。可見，慧遠此疏未曾完成。
[15] 關于淨影慧遠著述的最新考證成果見馮煥珍《回歸本覺》第82—102頁。此著在當代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列出淨影慧遠著述十六種，並且對若幹重要著述的編述時間作了一些考證，頗便參照。特別是，此著就《大乘起信論義記》非淨影慧遠撰著之說的批駁很懇切。筆者上文僅羅列淨影慧遠著述十五種，是省略了《仁王經疏》的結果。馮君沿襲了日本學者佐藤哲英《淨影寺慧遠とその無我義》(日本《佛教學研究》第32—33號，1977年)提出的S.2502號敦煌抄本是淨影慧遠所撰的觀點。而筆者經過研究則認爲此說證據不足，S.2502號敦煌抄本《仁王經疏》殘卷屬于其師爺慧光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淨影慧遠。參見拙文《S.2502號敦煌抄本〈仁王經疏〉的作者考辨》，《覺群佛學》(2006)，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16] 如上文所敘述，清化寺後來形成上、中、下寺的規模，此次擴建也許與此相關。
[17] 隋文帝開皇七年在全國征召“六大德”僧入京城傳法，道宣在敘述這一事時都提及“十弟子”一同進京，且住于大興善寺。在敘述淨影慧遠時，道宣卻說“常隨學士二百余人，創達帝室”。不過在敘述慧遠最著名的弟子事迹時，又提及十弟子之選等。在此，筆者從史籍中對“十弟子”人選作些考辨敘述。
[18] 從道宣的表述看，淨影慧遠出家的寺院可能與其出生地距離很近。
[19] 道宣在敘述完仁壽初奉送舍利之事後說“末住大禅定寺”，從上下文語義推測作上述補充說明。
[20] 《鄧州舍利塔下銘》，載《全隋文》卷二十九。
[21] 《大正藏》本《續高僧傳·辯相傳》作“武德初年”，而注釋中說宋、元本作“武德平年”。筆者以爲宋、元本是對的，這是指武德四年秦王平定了鄭國。
[22] 此寺的建立不早于開皇九年(589年)，也許應在開皇十二年慧遠圓寂之後。目前有些著述稱其爲開皇初建造，是錯誤的。或者籠統地寫爲開皇年建造，也有失道宣原意。
[23] 此文後還有一句“相從講說百一十遍”等，筆者以爲這是說的行等自己宣說《大涅槃經》一百一十遍。因爲慧遠至京師五年後就圓寂了，似乎不會在京師宣講如此多遍《涅槃經》。
[2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521頁上。
[25] 此一解讀應當無任何問題。將《續高僧傳·靈璨傳》與《靈潤傳》比照可知，靈璨正是靈潤根隨的至懷州安奉舍利的興善寺沙門。
[2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50卷，第498頁上。
[27] 與《續高僧傳》中南北朝時期的其他人的傳記相比較，道宣所寫《靈裕傳》很詳盡，誇贊之語也很多。道宣曾經親自前往相州以及寶山寺考察，而且道宣著錄靈裕撰有《十德傳》記載慧光十大弟子的行曆。可見，道宣所寫根據充足。
[28] 參見《寶山靈泉寺》第376頁圖版。
[29] 曆史上有上曲陽和下曲陽之分。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裏，此處所說“定州曲陽”，筆者以爲是指上曲陽。漢置上曲陽縣，屬恒山郡。後漢屬中山國。晉屬常山郡。後魏屬中山郡。北齊改爲曲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曰石邑。開皇七年，改爲恒陽，屬定州。唐因之。下曲陽位于今河北省晉州市西。
[30] 有學者推測明禅師“或許就是僧稠曾經從學過的趙州道明禅師”(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學思想史》第111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唯未講出理由。經過筆者考證，這一推測是不正確的。《續高僧傳·僧稠傳》記載：僧稠…
《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六節 隋代地論叁大師及其學派發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