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于经论的研习，因此，名声远播。“年虽弱冠”一句暗示其已经受具足戒。道宣此传跳跃性太大，此句后就直接接续“开皇十年，文皇广访英贤，遂与昙迁禅师同入魏阙，奉勅慰问，令住胜光。”——这一句话对于当今的学者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从中推出昙迁与智正之间具有师徒关系。笔者以为未必如此。
上述引文中的“开皇十年”(590年)不能轻易否定而改换为开皇七年[38]。开皇七年秋天，隋文帝下诏，应征“徐州昙迁法师”并带“闲解法相、能转梵音”的弟子十人一起入京，“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其实，隋文帝下诏应征高僧不仅这一次，如《续高僧传》卷十《法瓒传》记载：“开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访名德。人有述其清旷者，乃下勅延之。与帝同归，达于京邑，住胜光寺。”《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宝积传》记载：“开皇十四年，隋高东巡，候驾请谒。一见便悦，下勅入京，住胜光寺，讲扬《智论》及《摄大乘》。”同书同卷又有释法性，“开皇十四年，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召入京，住胜光寺。”可见，隋文帝到一地巡幸，有搜访当地高僧并选择性地招入京师的习惯。而《续高僧传·昙迁传》也记载说：开皇十年春，“帝幸晋阳，勅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可见，开皇十年，昙迁跟从隋文帝至晋阳，隋文帝并于晋阳宫中召集僧众行道。如此，则二僧有于此时此地相见的很大可能。《昙迁传》也记载：开皇十年，“寻下勅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勅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另外，由上述引证可知，开皇七年那次征召六大德，敕六大德及其弟子住于大兴善寺，而胜光寺是开皇十年新建寺院。如果将开皇十年改为开皇七年，后面的叙述即与事实不合[39]。
总之，智正很大可能是开皇十年于晋阳随昙迁一同入京城，然后入住胜光寺。说智正师从昙迁缺乏证据，纯属揣测之辞。然而，智正佩服昙迁并且从其短暂学习是可能的，但这与古代严格的师徒传承是不同的。
仁寿元年(601年)，“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厚礼设御。”智正有可能在仁觉寺住了几年。他又以为“深惟苦本，将捐此务，归静幽林。承终南至相有渊法师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从焉。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因留同住。”这一叙述，又被一些人解读为智正又成为渊法师的弟子。笔者以为，证据不足。因为上述引文明确讲，智正之所以离开仁觉寺，是想归于幽林，远离城市以及都市寺院的喧嚣，文中的“道味江湖，不期而会”是说二人趣味相投，未曾暗示是归其座下学习。而且这时的智正已经五十二岁，渊法师年长其五岁，应该说早已过了正式皈依为某僧弟子的年龄。总之，智正与渊法师是同道关系，即如当时的净影慧远与昙迁的关系一样。由于当时渊法师年资和学问略高于智正法师，因此，智正受到渊法师的较深影响是符合实际的。
道宣所写《智正传》在“不期而会，因留同住”后面接着说：“二十八年，静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请便讲，详论正理，无请便止，安心止观。世情言晤，不附其口。贞梗自课，六时无憩。”有学者将二十八年与“因留同住”连缀起来，成为智正与渊法师同住于至相寺二十八年。实际上，二十八年应该连缀于下文，成为二十八年以来，智正“不涉人世”，游走于宣经讲论和修行止观之间。智正于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二十八日圆寂于至相寺，春秋八十一。如果以圆寂之年逆推则可知，至611年，智正即远离人世纷扰。如此，是否暗示，智正于大业七年(611年)始住于至相寺呢？而渊法师恰恰是于此年四月圆寂的。笔者经过考辨，初步认定可能性不大。
道宣《续高僧传》以及法藏《华严经传记》记载了智正几位弟子的事迹，如智现、灵辨、智俨等。
首先是释智现。道宣于《智正传》的“附传”中写道：智现，“少出家，谘承法教，正之箴诫，略无乖绪，致所著诸疏，并现笔受。故正之制作也，端坐思微，现执纸笔，承颜立侍。随出随书，终于毕部。乃经累载初，不赐坐也。或足疼心闷，不觉倒仆。正呵责曰：“昔人翘足七日，尚有传扬。今尔才立颠坠，心轻致也。其翘仰之极，复何得而加焉？””这故事足见智正法师教诲弟子的风格，后来的佛教文献中引述评论者亦多。智正“凡讲《华严》、《摄论》、《楞伽》、《胜鬘》、《唯识》等不纪其遍，制《华严疏》十卷，余并为抄记，具行于世。”其《华严经疏》于唐代还传入日本。
释灵辨(586—663年)，姓李氏，陇西犾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南)人。灵辨生于洛阳。根据《华严经传记》卷三记载：“年十丧父，哀毁过礼。伯父幹法师愍之，亲自抚育，教以义方。”此中的幹法师即慧光大弟子昙衍的高足灵幹。灵辨十三(599年)岁，得以出家，住于京师胜光寺。灵幹平时与昙迁禅师“芝兰允洽，因令亲侍，谘受异闻，辨宿夜研精，俄升堂奥。”[40]昙迁此时住于大兴善寺，因而灵辨从胜光寺至大兴善寺跟随昙迁法师学习。十八岁，灵辨即讲《唯识论》、《起信论》、《胜鬘经》、《维摩经》等经论。受具足戒之后，又讲《仁王经》、《十地经论》、《地持经》、《摄大乘论》等。昙迁圆寂于大业三年(607年)十二月六日，时灵辨二十一岁。
法藏《华严经传记·灵辨传》又写道：灵辨“以为一乘妙旨无越《华严》，遂废敷扬，于终南山至相寺智正法师所，研味兹典。”灵辨转投至相寺智正，很大可能是因为昙迁圆寂的缘故。因此，灵辨到至相寺的时间应该在大业三年后不久。灵辨“既卒师资之功，备举传灯之业，并采众经，傍求异义。”可见，灵辨继承的是智正的事业。他撰《华严经疏》十二卷，《华严经抄》十卷，《华严章》三卷，并行于代。唐代，慈恩寺建毕，妙选高僧，灵辨“以鹤誉闻天，遂当斯举。然其怀望贞峻，中外式瞻，每于崇圣宫、鹤林寺、德业寺、百福殿等，而行受戒法。京城及诸州僧尼，从受归戒者，一千余人。”灵辨共讲《华严经》四十八遍。最后，于菩提寺讲《华严经》时，便觉不适，寻返慈恩寺，未久圆寂，春秋七十八，即龙朔三年(663年)九月五日。
灵辨也写作灵辩。如《续高僧传》卷十二《灵幹传》记载：“沙门灵辩，即幹之犹子也。少小鞠育，诲以义方，携在道位，还通大典。今住胜光寺，众议业行，擢知纲任，扬导《华严》，擅名帝里云。”道宣的记载，核心部分与法藏所记述一致，但关于其住寺有差别。道宣说，灵辩现在住于长安胜光寺，并且为胜光寺的“纲任”即“三纲”之一。道宣所说的“今”也即《续高僧传》主体部分完稿的时间贞观十九年(645年)，因为灵幹为隋代僧人，按照常理，这一传记应该是道宣首先写成的，在叙述完灵幹的事迹之后，顺便提及其侄儿灵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将此记载与法藏的叙述联系起来，即可知，灵辩在贞观十九年之前，长时期住于胜光寺，因他就是从胜光寺出家的，因此，学成回到胜光寺，后来成为其寺的“纲任”。而慈恩寺建成于贞观十九年，依照法藏的记载，灵辩在此寺刚建成时就被征选进入，并且最后圆寂于慈恩寺。
由渊法师开创的至相寺华严学中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智俨法师入至相寺学习。通过他的弘扬，地论思想被后来的华严宗所继承，成为华严宗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之故，至相寺也被看作华严宗的祖庭。
释智俨(602—668年)，俗姓赵，天水(属今甘肃省)人。其父赵景任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录事参军。炀帝大业九年(613年)，即智俨十二岁时，法顺到赵景的家里，请求把智俨给他作弟子，赵景夫妇欣然应允。法顺就把智俨交给其高足弟子达法师，“令其顺诲。晓夜诵持，曾无再问。后属二梵僧来游至相，见俨精爽非常，遂授以梵文，不日便熟。”可见，这位达法师当时住于至相寺。十四岁，智俨出家为沙弥。智俨“后依常法师，听《摄大乘论》，未盈数岁，词解精微。常因龙象盛集，令其竖义。时有辨法师，玄门准的，欲观其神器，躬自击扬。往复征研，辞理弥王。咸叹其慧悟，天纵哲人。”[41]此处的“常法师”即法常，“辨法师”应该是僧辨。
释法常(567—645年)，是昙延法师的弟子。《续高僧传·法常传》记载：法常从二十二岁起，于“秦齐赵魏，靡不周行”，研习《摄论》五年。“至于《成实》、《毗昙》、《华严》、《地论》，博考同异，皆为轨辙。”当时佛教界认为其以弘扬《摄论》见长，而其志之所尚为《涅槃》。可见，法常是一个以《摄论》、《地论》、《涅槃经》为研习核心的博学之僧。唐朝初年，法常住于长安大禅定寺，后住普光寺，均以宣讲《摄论》为务。从法藏《华严经传记》的叙述看，从十四岁至受具足戒的这一段时间，智俨主要是跟随法常学习《摄论》。
释僧辩(568—645年)，也是隋唐之际著名的《摄论》学者。大业初年也住于大禅定道场，唐初“武德之始，步出关东，蒲虞陕虢，大弘法化”[42]，其后即回京师。《续高僧传》有记载说法常与僧辩是好友。由此可见，智俨是从法常学《摄论》，也得到另一位《摄论》大师僧辩的赞扬。
武德五年(622年)，智俨二十岁时，受具足戒。其后，“听《四分》、《迦延毗昙》、《成实》、《十地》、《地持》、《涅槃》等经。后于琳法师所，广学征心，索隐探微，时称得意。”[43]此处的“琳法师”[44]应该是位精通禅定者。
根据《续高僧传》卷二《静琳传》记载，静琳先投昙猛法师为师五年，“犹事沙弥，未敢受具”。受大戒后，“又于觉法师所听受《十地》，回趾邺都炬法师所，采听《华严》、《楞伽》、《思益》”。后来，“即舍讲业，专习禅门。初学不净念处等法，又嫌其琐小…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