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之始，终于墓丛。”大业元年(605年)，灵达圆寂于墓冢。
释行等(570—642年)，姓吉氏，冯翊(即陕西省大荔县)人。《续高僧传·行等传》记载：“十二出家，与会公同事总师为弟子，服章麁素，立性铿卓。”此中宗所说的“会公”即玄会，“总师”即法总。
《续高僧传》卷十有《法总传》，“开皇中年，勅召为涅槃众主，居于海觉。”法总于大业年中卒于海觉寺，春秋七十，门人行等、玄会继承其业。《续高僧传·行等传》中说：“登听净影远公《涅槃》，伏读文义，时以荣之”[23]，显示出二者仅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其听慧远《大涅槃经》是其受具足戒之前所为。行等“又与玄会同住慈悲，弘法之时，等必先登。会随后赴，时以为相成之道也。”行等于贞观十六年(642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终，春秋七十三。
此外，道宣还说，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开义寺尚有两僧“俱名智达，远公门人，善解当世，武德之初，京邑称美。”[24]
慧远一生宣讲的经论部类很多，但以《华严经》、《地论》、《大涅槃经》、《观无量寿佛经》为重点。其弟子主要的弘扬方向是《地论》和《大涅槃经》，至于有几位弟子转向《摄论》，也可能受慧远晚年所学扩张至《摄论》的影响，但其学另有来源，下文再论。
5．慧远法孙灵润及其弟子
灵璨也属于随净影慧远入长安的十大弟子之一。灵璨有弟子灵润，在唐初很知名，属于将涅槃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合一的重要人物。由于他曾经师从道奘，精通《摄论》，因此被当代学者当作摄论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看待。灵润后来参与玄奘译场，而且与玄奘弟子神泰就佛性问题进行过论争，因此，留存资料较多。但从严格的师承关系角度看，灵润无疑应该属于净影慧远的法孙。
释灵润(580—？)，俗姓梁，河东虞乡(今山西省虞乡县西)人。《续高僧传》卷十五《灵润传》记载：灵润“昆季十人，秀美时誉。中间三者，齐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诵观音，先度即当许也。”润执卷便诵，一坐不起，从旦至中，文言遂彻，便预公度。依止灵粲法师，住兴善寺。”此中所说的“灵粲法师”即灵璨法师[25]，灵润此时年十三岁。出家之后，第一次听《涅槃经》，妙通文旨。“将及志学，销会前闻，括悟新理，便登讲座，宣释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诸僧，咸欣其德。”这是说，灵润十五岁时，就登座宣讲《涅槃经》。“加又钦重行禁，动静惟安，不妄游从，常资规矩”，所以，兴善寺的大德以及海内名僧都说：“此沙弥发踪能尔，堪住持矣。”此后，他“深心至道，通赡群师”，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见闻。
仁寿二年(602年)，灵润随从其师灵璨前往怀州奉安舍利。尽管一路上，“官供驿乘，随师东赴，乞食徒行，独无受给。既达河内，道俗服其精通，敬其行范，所有归戒，并从于润。当即名厉河北，誉满京师。”灵润“又闻泰岳灵岩寺，僧德肃清，四方是则，乃杖策寻焉。既覩副师，遂从谘训，习般舟行定，无替晨昏，初经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后，顿忘眠倦。身心精励，遂经夏末，于时同侣五百余人，各奉行之，互相敦励。至于解坐，同行无几。惟润独节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谋同词，敬称徽绩。”此中的“夏末”，应该是指夏安居。灵润在泰山灵岩寺先是做了二十一日的禅修，然后于此寺坐夏。此后，他下山又前往青州道藏寺拜访道奘法师。当时的道奘“擅名海岱，讲《摄大乘》”，他向其学习《摄论》。这一次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灵润法师的弘法道路。
关于灵润在道奘门下的情况，《续高僧传·灵润传》记载：“时未具戒，早飞声采，周流法席，文义圆通。问难深微，称传元宰。预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师有本，即奉奘以为和上，大戒已后，方诣律司。《十地》诸经，略观文体。年二十三，还返京室。”这一段话很重要，但也有歧义。此段文字给人的直观理解是灵润在道奘门下学习三年。因为僧人一般二十岁即可正式受具足戒，而灵润十三岁之前就出家为沙弥，因此，有人据此推断他二十岁时于道奘门下受具足戒，二十三岁回长安，似乎是合于情理的。但是，如果将前述引文后面所接的“值志念法师正弘小论，将欲博观智海，预在听徒”连起来考虑，灵润受具足戒的具体年代可能是另外的情形。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仁寿二年，献后背世，有诏追王入辅。王乃集僧曰：“今须法师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拟抗论京华，传风道俗。”众皆相顾，未之有对。王曰：“如今所观，念法师堪临此选。”遂与同行。既达京师，禅林创讲，王自为檀越，经营法祀。念登座震吼，四答氷消，清论徐转，群疑潜遣。由是门人慕义，千计盈堂，遂使义窟经笥，九衢同轨。百有余日，盛启未闻，王又与念同还并部。”文帝献后于仁寿二年(602年)八月驾崩，冬十月，葬献皇后于太陵。汉王杨谅于十一月离开长安。如此看来，灵润如果是在长安听到志念所讲《毗昙》，则他须最迟在此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回到京师。我们须考察有无这种可能性。
《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了怀州安奉舍利的过程：“怀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长寿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时，有一雄雉飞来函侧，心闲从容，质羽鲜华，自飞自止，曾无惊畏。……勅使沙门灵璨即与受戒。……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回数匝，晖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隐乍出。”依照惯例，灵润作为灵璨的随从，应该参加整个活动。但四月八日安奉完毕之后，可以自由安排行程。如上文所叙述，灵润在泰山灵岩寺“遂经夏末”即度过了夏安居的最后一段，“至于解坐”即到了七月十五日后离开泰山前往青州。如此计算，从七月至十月，灵润先至青州道藏寺，然后又回到长安，听志念法师宣讲《毗昙》，时间紧是紧一些，然而是可以做得到的。
总而言之，从现有资料看，灵润在青州道藏寺停留的时间仅仅一、两个月，尽管从后来弘法的内容看，似乎受道奘传授的《摄论》学的影响很大。但以目前的证据将其归于道奘门下似乎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本著认定灵润为灵璨法师的弟子，净影慧远大师的法孙。他与辩相法师一样，代表了慧远门下自觉地融汇《摄论》的发展方向。《续高僧传·灵润传》正好记载了二僧互动的情形：
有辩相法师，学兼大小，声闻于天，《摄论》初兴，盛其麟角，在净影寺创演宗门，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华，听众五百余僧，竖义之者，数登二百。润初从关表，创预讲筵，祖习异闻，遂奋奇论，一座惊异，侧目嘉之。登有辩行法师，机论难拟，处众高谢而敬惮焉。虽则负誉帝京，而神气自得。
此段文字说明，灵润是在辩相法师“讲筵”上一举成就摄论师之名的。此文也暗示，灵润也曾经听闻辩相法师宣讲《摄论》，而文中的辩行法师似乎是与灵润在辩相法席上问难之人。
大业初年，灵润身患风疾，“又恐报倾旦夕，不守本怀，讲导世流，往还烦杂，遂脱略人事，厌俗归闲，遂往南山之北，西极澧鄠，东渐玉山，依寒林头陀为业。”由文中的描述可见，灵润当时是去长安郊外的终南山隐修的。“属大业末年，不许僧出，遂亏此行。乃还兴善，托于西院，独静资业，一食入净，常讲《涅槃》众经。有慧定禅师等，归依受业，相率修课，不出院宇，经于三年。结侣渐多，行清动众。时僧粲法师，一寺顶盖，锐辩无前，抗衡京国，乃率诸翘望五十余僧，来至法会，详其神略。人并投问，玄隐之义，润领宗酬，答位判泠然，咸共欣赏，妙符经旨。”僧粲当时为大兴善寺寺主，大业九年(613年)圆寂于大兴善寺，春秋八十五。由僧粲领衔的五十余僧来到灵润法会旁听，实际上是鉴定其水平。灵润的表现当然获得这些高僧的赞许，“尔后誉传光价，众聚相从。既懿业内传，将流法味。”大业十年(614年)，他“被召入鸿胪教授三韩，并在本寺翻新经本，并宗辖有承，不亏风采。”
隋末战乱，灵润隐潜于蓝田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载，“足不垂世。离经专业，众请便讲，以示未闻，春秋入定，还遵静操。”在战乱环境中，“化感一寺，独延宾侣，磨谷为饭，菽麦等均，昼夜策勤，弘道为任，故四方慕义归者云屯，周赡精麁，无乖僧法，共餐菜果，遂达有年。”灵润在化感寺一直住到唐初。《灵润传》记载：武德七年(624年)，灵润“时住化感。寺主智信为人所告，勅使围寺，大显威权。润曰：“山居行道，心不负物，贤圣所知，计非所告。”使人逾怒。忽有大风雷震，山崩树折，吹其巾帽坐席，飘落异处。人众丧胆，遂求悔过。润曰：“檀越有福，能感幽灵。斯之祥征，昔来未有。”使者深愧，释然事解。贞观年中，与诸法侣登山游观，野烧四合，众并奔散。惟润安行，如常顾陟，语诸属曰：“心外无火，火实自心。谓火可逃，无由免火。”及火至，润熸余自敛。”由此可见灵润法师修行之一斑。
《灵润传》又记载：“兴善本寺，敬奉芳尘，上陈勅使，请充寺任，便不守专志，就而维之。”关于此事，《续高僧传》卷十三《昙藏传》记载：“贞观译经，又召为证义。时以藏威烈气远，容止清肃，可为兴善寺主。藏深怀礼让，用开贤路。乃荐蓝田化感寺闰法师焉。即依其言，举称斯目。”此处所说的“贞观译经”是指贞观三年(628年)三月朝廷为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在大兴善寺组织的译场。在此年，灵润又入长安城弘法。由此逆推，灵润至感化寺的时间为大业十五年(615年)前后。
贞观八年(634年)，灵润又被征召至新建的弘福寺。玄奘归来，贞观十九年，太宗为玄奘在弘福寺设置译场，灵润受命为证义。在译场，灵润与神泰就佛性问题发生争论。后来玄奘译场迁移至慈恩寺，灵润未再跟随。
在贞观年间，“有僧因事奉勅还俗，复经恩荡，情愿出家，大德连名，同举得度。上闻天听，下勅深责，投诸南裔驩州行道。于…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六节 隋代地论三大师及其学派发展的盛景》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