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菩提留支傳本，勒那、扇多參助。其後叁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訪問。帝以弘法之盛，略敘曲煩，勅叁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所以，《法華》、《寶積》、《寶性》等論，各有兩本耳。
智升在此所說，除“勅叁處各翻”之“叁處”外，其余內容與費長房所記一致。費長房盡管也提及開始譯經是叁僧合作的，但文中只涉及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分歧，他可能是暗示佛陀扇多是置身事外的。而“勅叁處各翻”的說法來自于道宣《續高僧傳·菩提流支傳》：“勅叁處各翻訖，乃參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42]一般認爲，《寶唱錄》至唐代已經失傳，道宣的文字大多來自于費長房等人的轉錄。從這個角度考慮，“叁處各翻”可能出于道宣的臆改。智升采納道宣的說法，即便是在上引文字中也不能自洽。智升明確說，《法華》、《寶積》、《寶性》等論各有兩本，不是叁本也不是一本。然而，對于智升的上述文字，今人談錫永質問道：“如上所記，似覺混亂，既雲後來各自翻譯，何以勒那的“第二譯”竟又會跟菩提流支“同本”？然則今傳的譯本，到底是第一譯抑第二譯？”其實，如上文所分析，此中的“與菩提留支出者同本”是指梵文原本之“同”而非其它，而至今流傳的本子自然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兩種譯本的綜合。而談先生的下屬推論則純屬臆測，無任何根據：“其實這記載混亂很容易弄清。所謂第一譯，應即指今本卷一，亦即根本論；第二譯，則爲今本卷二以下，亦即釋論。這樣說來，即根本論爲勒那摩提獨力翻譯，釋論則跟菩提留支合作翻譯(所謂“同本”)。”[43]
經過上述考辨，可以肯定，北魏時期，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合作主譯出了《十地經論》和《究竟一乘寶性論》等經典。
上述叁位僧人的卒年記載不詳，但經過考辨，其大致活動年限可初步斷定：勒那摩提圓寂最早，最晚在北魏分裂之前。主要依據是：一是沒有其在東魏譯經的記載，二是于皇帝在場宣講《華嚴經》時圓寂的說法，叁是《續高僧傳·僧達傳》的記載。菩提流支于東魏初年圓寂，史籍記載的最晚翻譯活動是天平二年(535年)在邺都般舟寺譯出《伽耶頂經論》二卷。史籍記載，佛陀扇多從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8年)，于洛陽白馬寺及邺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昧》等十部佛典，他與菩提流支一樣都是跨北魏、東魏兩朝而單獨主持譯場的僧人。
東魏建都邺城，譯經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新國都。菩提流支、佛陀扇多是從洛陽遷移而來的大師。然後《開元釋教錄》卷六記載，瞿昙般若流支和毗目智仙以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來到洛陽，其後同至東魏的邺都。然後，現存史籍中都未有其在洛陽譯經的記載，而且至邺都後譯經的起始時間也是從孝靜帝元象元年(538年)開始的。這似乎有些奇怪。但如果了解北魏朝廷對待譯經的一貫做法(盡量撮合外來僧人合作翻譯)即可解惑。
--------------------------------------------------------------------------------
[①] 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四，《大正藏》第51卷，第1017頁中。
[②]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下。
[③]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叁，《大正藏》第49卷，第44頁上—46頁上。
[④]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頁下—86頁中。
[⑤]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記載菩提流支翻譯有《文殊問菩提經》一卷和《文殊問菩提經論》二卷，並且在“《伽耶頂經論》二卷”項下注曰：“天平二年，在邺城般舟寺出。一雲《文殊師利問菩提心經論》，僧辯、道湛筆受。”(《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上。)同書卷叁則在梁大同元年(535年)、西魏大統元年項下記載：“《文殊問菩提經》二卷，菩提流支出。”(《大正藏》第49卷，第46頁上。)現存幾種經錄都記載《文殊問菩提經》爲一卷，現存的羅什譯本也是一卷。而從《開元釋教錄》來看，至智升時期，菩提流支的譯本還存在且標爲一卷。因此，菩提流支所翻譯的《文殊問菩提經》確實是一卷。在此情況下，《曆代叁寶紀》卷九的這幾條資料仍然有兩種可能：一是卷叁所記《文殊問菩提經》爲《文殊問菩提經論》之誤。二是承認卷叁所記正確而卷九所記《文殊問菩提經》一卷爲二卷之誤。由于卷叁在出現《文殊問菩提經》之後未再提及《文殊文菩提經論》，因此，筆者懷疑現在流傳的版本在此有脫漏，也許應該爲：“《文殊問菩提經》一卷、《論》二卷，菩提流支出。”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上。
[⑦]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叁，《大正藏》第49卷，第45頁上。
[⑧]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九，《大正藏》第50卷，第274頁上。
[⑨] 唐裴漼《皇唐嵩嶽少林寺碑》，《金石萃編》卷七十七。
[⑩]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頁下。
[11]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叁，《大正藏》第49卷，第45頁上。
[12]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13] 《大正藏》第16卷，第665頁上—中。
[14]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金剛般若經集注序》(唐李俨撰)說：“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叁卷，又翻《金剛仙論》十卷。”
[1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644頁上—中。
[16] 參見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叁卷，第46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17]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18]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19]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20]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552頁下—553頁上。
[21]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22]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23] 《大正藏》第12卷，第223頁中—下。
[24]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下。
[25] 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頁中。
[26] 現今通行的《大正藏》版本作“元年”，而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和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四均作“六年”。
[27] 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依據日本境野黃洋《支那佛教史講話》所說推論說：“少林寺寺主之佛陀禅師，固亦地論師之佛陀扇多也”，並且認爲，是道宣“誤認一人爲二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559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目前學界大多贊同此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叁卷的兩位作者意見不一，在敘述地論師時以《續高僧傳·慧光傳》爲依據，認爲跋陀與勒那摩提是一人(第448頁)，而在另一處敘述禅法時說“跋陀與佛陀扇多應是兩人”(第513頁)。徐慶束先生在《〈魏書·釋老志〉所記僧人略考》(《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中對此提出了懷疑。慧光卒年的確定，可以結束這一公案了。由出土的碑文可知，道宣的《慧光傳》有嚴重失誤。
[28]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29] 《大正藏》第26卷，第123頁中。
[30]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叁卷，第44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3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上。
[32]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關于勒那摩提到洛陽的時間，《全唐文》卷九〇四《大法師行記》碑有文說：“暨大魏太和廿二年，中天竺優迦城有大法師名勒那麼提(阙二字)寶意，兼(阙二字)乘，備照五明，求道精勤，聖凡未簡。而悲矜苦海，志存傳化。遂從彼中(阙一字)《持十地論》，振斯東夏。”太和二十二年爲498年。此石碑立于貞觀六年(632年)，按理應該更可信。然此碑文的主旨是爲突出地論南道靈裕一系的正統地位，一些記載與其它文獻嚴重不合，姑且從疑。
[33]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下。
[34]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3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628頁上。
[36]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上。
[37]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下。
[38] 隋費長房《曆代叁寶紀》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頁中。
[39]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頁下。
[40]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2頁下。
[41] 釋恒清《佛性思想》，第78頁，叁民書局，1997年2月初版。
[42]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頁上。
[43] 參見談錫永《〈究竟一乘寶性論〉新譯》，香港出版。
《第一章 地論學派與唯識學的傳播 第一節 《十地經論》的翻譯》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