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菩提留支传本，勒那、扇多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访问。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勅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见宝唱等录。所以，《法华》、《宝积》、《宝性》等论，各有两本耳。

　　智升在此所说，除“勅三处各翻”之“三处”外，其余内容与费长房所记一致。费长房尽管也提及开始译经是三僧合作的，但文中只涉及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分歧，他可能是暗示佛陀扇多是置身事外的。而“勅三处各翻”的说法来自于道宣《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勅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见宝唱等录。”[42]一般认为，《宝唱录》至唐代已经失传，道宣的文字大多来自于费长房等人的转录。从这个角度考虑，“三处各翻”可能出于道宣的臆改。智升采纳道宣的说法，即便是在上引文字中也不能自洽。智升明确说，《法华》、《宝积》、《宝性》等论各有两本，不是三本也不是一本。然而，对于智升的上述文字，今人谈锡永质问道：“如上所记，似觉混乱，既云后来各自翻译，何以勒那的“第二译”竟又会跟菩提流支“同本”？然则今传的译本，到底是第一译抑第二译？”其实，如上文所分析，此中的“与菩提留支出者同本”是指梵文原本之“同”而非其它，而至今流传的本子自然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两种译本的综合。而谈先生的下属推论则纯属臆测，无任何根据：“其实这记载混乱很容易弄清。所谓第一译，应即指今本卷一，亦即根本论；第二译，则为今本卷二以下，亦即释论。这样说来，即根本论为勒那摩提独力翻译，释论则跟菩提留支合作翻译(所谓“同本”)。”[43]

　　经过上述考辨，可以肯定，北魏时期，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合作主译出了《十地经论》和《究竟一乘宝性论》等经典。

　　上述三位僧人的卒年记载不详，但经过考辨，其大致活动年限可初步断定：勒那摩提圆寂最早，最晚在北魏分裂之前。主要依据是：一是没有其在东魏译经的记载，二是于皇帝在场宣讲《华严经》时圆寂的说法，三是《续高僧传·僧达传》的记载。菩提流支于东魏初年圆寂，史籍记载的最晚翻译活动是天平二年(535年)在邺都般舟寺译出《伽耶顶经论》二卷。史籍记载，佛陀扇多从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8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昧》等十部佛典，他与菩提流支一样都是跨北魏、东魏两朝而单独主持译场的僧人。

　　东魏建都邺城，译经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新国都。菩提流支、佛陀扇多是从洛阳迁移而来的大师。然后《开元释教录》卷六记载，瞿昙般若流支和毗目智仙以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来到洛阳，其后同至东魏的邺都。然后，现存史籍中都未有其在洛阳译经的记载，而且至邺都后译经的起始时间也是从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年)开始的。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如果了解北魏朝廷对待译经的一贯做法(尽量撮合外来僧人合作翻译)即可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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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大正藏》第51卷，第1017页中。

　　[②]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页下。

　　[③]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4页上—46页上。

　　[④]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页下—86页中。

　　[⑤]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菩提流支翻译有《文殊问菩提经》一卷和《文殊问菩提经论》二卷，并且在“《伽耶顶经论》二卷”项下注曰：“天平二年，在邺城般舟寺出。一云《文殊师利问菩提心经论》，僧辩、道湛笔受。”(《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上。)同书卷三则在梁大同元年(535年)、西魏大统元年项下记载：“《文殊问菩提经》二卷，菩提流支出。”(《大正藏》第49卷，第46页上。)现存几种经录都记载《文殊问菩提经》为一卷，现存的罗什译本也是一卷。而从《开元释教录》来看，至智升时期，菩提流支的译本还存在且标为一卷。因此，菩提流支所翻译的《文殊问菩提经》确实是一卷。在此情况下，《历代三宝纪》卷九的这几条资料仍然有两种可能：一是卷三所记《文殊问菩提经》为《文殊问菩提经论》之误。二是承认卷三所记正确而卷九所记《文殊问菩提经》一卷为二卷之误。由于卷三在出现《文殊问菩提经》之后未再提及《文殊文菩提经论》，因此，笔者怀疑现在流传的版本在此有脱漏，也许应该为：“《文殊问菩提经》一卷、《论》二卷，菩提流支出。”

　　[⑥]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页上。

　　[⑦]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5页上。

　　[⑧]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大正藏》第50卷，第274页上。

　　[⑨] 唐裴漼《皇唐嵩岳少林寺碑》，《金石萃编》卷七十七。

　　[⑩]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5页下。

　　[1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大正藏》第49卷，第45页上。

　　[12]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页下。

　　[13] 《大正藏》第16卷，第665页上—中。

　　[14] 《广弘明集》卷二十二《金刚般若经集注序》(唐李俨撰)说：“然流支翻者兼带天亲释论三卷，又翻《金刚仙论》十卷。”

　　[1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644页上—中。

　　[16] 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4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7]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中。

　　[1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上。

　　[1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上。

　　[2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552页下—553页上。

　　[2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中。

　　[22]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页下。

　　[23] 《大正藏》第12卷，第223页中—下。

　　[24]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页下。

　　[25]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藏》第55卷，第540页中。

　　[26] 现今通行的《大正藏》版本作“元年”，而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和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四均作“六年”。

　　[27]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依据日本境野黄洋《支那佛教史讲话》所说推论说：“少林寺寺主之佛陀禅师，固亦地论师之佛陀扇多也”，并且认为，是道宣“误认一人为二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55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目前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的两位作者意见不一，在叙述地论师时以《续高僧传·慧光传》为依据，认为跋陀与勒那摩提是一人(第448页)，而在另一处叙述禅法时说“跋陀与佛陀扇多应是两人”(第513页)。徐庆束先生在《〈魏书·释老志〉所记僧人略考》(《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中对此提出了怀疑。慧光卒年的确定，可以结束这一公案了。由出土的碑文可知，道宣的《慧光传》有严重失误。

　　[28]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上。

　　[29] 《大正藏》第26卷，第123页中。

　　[30]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4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31]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页上。

　　[3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上。关于勒那摩提到洛阳的时间，《全唐文》卷九〇四《大法师行记》碑有文说：“暨大魏太和廿二年，中天竺优迦城有大法师名勒那么提(阙二字)宝意，兼(阙二字)乘，备照五明，求道精勤，圣凡未简。而悲矜苦海，志存传化。遂从彼中(阙一字)《持十地论》，振斯东夏。”太和二十二年为498年。此石碑立于贞观六年(632年)，按理应该更可信。然此碑文的主旨是为突出地论南道灵裕一系的正统地位，一些记载与其它文献严重不合，姑且从疑。

　　[33]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下。

　　[34]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中。

　　[35]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628页上。

　　[36]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上。

　　[37]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下。

　　[38]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49卷，第86页中。

　　[39]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8页下。

　　[40]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2页下。

　　[41] 释恒清《佛性思想》，第78页，三民书局，1997年2月初版。

　　[42]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29页上。

　　[43] 参见谈锡永《〈究竟一乘宝性论〉新译》，香港出版。

《第一章 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 第一节 《十地经论》的翻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