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北两道的形成

　　隋唐以来的文献传说，地论师分为南、北两道，但关于具体原由、地点则有不同说法，遂引起今人的争论。古代基本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发生于洛阳，菩提流支在御道北译经，勒那摩提在御道南译经，二人因义解分歧而分别授徒，因而形成南道、北道的说法。二是说发生于相州，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分别在道北、道南教授徒众，因而形成了北道、南道两派。在古代两种说法的基础上，现代学者又衍生出几种解释，然缺乏基本的根据，大多属于臆测。

　　依据我们解读，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说法是：地论师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辈间于相州形成的。具体事态可能是在道宠及其弟子和慧光(包括慧光师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间展开的。下文我们先依据道宠和慧光的生平资料管窥二位大师之弟子间可能发生的事态，然后在引述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以考辨出的几个基本事实尝试对南北二道的形成真相作一说明。

　　一、道宠行历

　　道宣于《续高僧传》卷七为道宠立了小传，可惜语焉不详，连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没有记载。道宣说：“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雄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鏕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副。年将壮室，领徒千余。”此中说，道宠原本为当时大儒雄(也写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为老师的副手，其后于“壮室”(即三十与四十余岁之间)统领教化徒众一千余人。

　　道宠出家的因缘也有传奇色彩。根据《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这位儒士张宾带领其弟子浩浩荡荡行走，到达赵州元氏县(今属河北省)堰角寺的旁边。张宾去寺院讨水喝，沙弥给了他们。但却问道：“具几尘方可饮之？”张宾平时不了解佛教，罔然无对。沙弥于是将水浇在张宾的脸上。张宾大为震惊，然后对其徒属说：“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当日，张宾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历试。以宾聪明大博，不可拘于常制，即日便与具戒。遂入西山，广寻藏部，神用深拔，慨叹晚知。”道宠出家的堰角寺，也叫应觉寺。应觉寺，位于飞龙山(封龙山)山脚。东晋高僧道安早年曾与其师弟法汰、僧光一起隐居于此山弘传佛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又记载灵裕、明赡都是于此寺出家而成为高僧的[①]，其中灵裕为慧光的第三代弟子。

　　关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之事，《续高僧传·道宠传》说：“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从这几句推理，道宠开讲《十地经论》是在邺都，尽管此文未曾交待道宠到底是在洛阳还是在邺都拜师。然而，即便道宠是在洛阳拜菩提流支为师，因未曾出师，也就不存在与慧光分立为两道的问题，何况在邺城的前一年，慧光还在菩提流支译场参与译经呢？在听闻菩提流支三年传授之后，道宠自己撰著了《十地经论疏》，其中应该包含了其师的独特解释。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后，道宠于邺都开讲《十地经论》，引起轰动。

　　本传又记载了东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三人与道宠的对话，其文如下：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初聆声相，寔等昔师，容仪顿改，致此无悟。于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庆相循，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

　　这一段对话是说，当朝的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杨休之等出仕前都曾经向张宾(道宠)问过学。张宾(道宠)出家之后几人一直未曾相见，而且他们三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宠师就是昔日的老师，而道宠认出了他们三人。师徒相认，悲喜交集。三位高官将此缘由报告给当朝，朝廷给予道宠很高的礼遇。由于这三位的生卒年有线索可考，因而可以借此大致界定道宠生年的范围。

　　经查考，魏收生于506年，最初凭借其父功，任北魏太学博士，在当时享有文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北齐时，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奉命开始撰写《魏书》，四年后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学上与魏收齐名，《颜氏家训》称赞他为邺地最值得称道的大儒。邢邵，卒年不详，生年为公元496年，比魏收年长十岁。杨休之，也作阳休之，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卒于洛阳，年七十四，则生年为509年。魏收、邢邵都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而休之则历北魏、东魏、北周、隋四朝。三人之中，邢邵最长，休之最少。这三位出仕都较早，入张宾之门学习儒学，应该是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已经38岁，以投身张宾门下十余岁计，此时的道宠应该至少五十岁左右。道宠壮年出家，此时也应该已经十年左右了。由此可见，道宠于西山“广寻藏部”的时间也不算短。

　　道宠于邺都的弘法活动是很成功的，“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②]从《续高僧传·志念传》所记载，志念(535—608年)，“爰至受具，问道邺都”，先是从道长法师学习《智论》，“荷箱从听，经于数载”，其后“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③]从这一记载看，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年龄应该很大了。

　　从上述考辨可知，道宠是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

　　二、慧光行历

　　道宣在《续高僧传·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中将创立地论南道的慧光说成北齐高僧，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但说慧光卒世于北齐之时，并且在本传和论中还提到“齐代名贤重之如圣”以及“魏末齐初，慧光宅世”等词句，认为慧光在北齐仍然在世并活跃于佛教界。而于同书《灵裕传》又记载，灵裕“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经七日。”灵裕卒世的时间是隋大业元年(605)正月，其寿数是88岁，其出生时间应该是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也即518年，如此则灵裕“年始弱冠”的时间当是538年。由于道宣这种不同记载，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前者，将慧光当作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然而2002年在河南安阳出土了《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④]，其中明确地记录慧光圆寂于东魏元象元年(538)三月十七日，享年70岁。由此，原本困扰很久的地论学派分“道”的历史真相也许可以稍微清晰一些。

　　道宣在《续高僧传·慧光传》中记载：“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光执卷览文，曾若昔习，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兼以剧谈谲，诡态新奇，变动物情，时谈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在《佛陀传》中又记载：“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门街井栏上，反蹋蹀[堶-土+金]，一连五百，众人諠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惟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昧。”意欲引度，权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这两处记载，细节有所不同。但其出家系受佛陀禅师的度化是一致的，需要澄清的是慧光出家为沙弥的年龄和地点。

　　关于慧光出家年龄，《墓志铭》记载：慧光“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栖心妙境，奉禁持律，犹护眀珠。”而前引道宣的记载，一是十二岁，一是十三岁，学者以为有错误，但也是事出有因。古人对于年龄的说法很多，整岁、虚岁上下差一年很正常。看来是道宣所依据立传的资料的差别造成的。重要的是，依照出土地的《墓志铭》所记载的慧光出生年月推算，慧光十二或十三岁时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或五年。而此时佛陀禅师还在平城北台(今山西大同)，少林寺尚没有创建。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孝文帝迁都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或二十年。在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不能因慧光出家时间、地点的记载而改变的话，我们只能认为是道宣记载的佛陀与慧光的相见地点是错误的，慧光应该是在平城跟随佛陀禅师出家的。

　　慧光跟随佛陀禅师“所习经诰便为人说，辞既清靡，理亦高华，时人号之圣沙弥也。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师为掌之，寻用复尽。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便纵而不禁。谘请教诫，敬而异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节，赞毁得失，声色不渝。众益器之，而美其远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检。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及年登冠肇，学行略周，甞闻“言不通华，发戒便阻”。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随文奉行。四夏将登，讲《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词理精玄，渐染津流。未遂听徒云合。光知学功之所致也。”从此记述可知，在佛陀禅师的指点下，慧光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学习了《四分律》。当时尽管传闻有道覆律师撰著的《四分律疏》六卷，但仅是“科文”(即提纲条目)，慧光只能凭借口传而学习。受具足戒后，博听律部，又登台讲《僧祇律》。——这是慧光学习律学的基本情况。

　　慧光在讲律之时，虽词理精玄然曲高和寡。他由此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于是进一步广寻群部，参学经论。《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乃从辩公参学经论，听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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