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南北兩道的形成
隋唐以來的文獻傳說，地論師分爲南、北兩道，但關于具體原由、地點則有不同說法，遂引起今人的爭論。古代基本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發生于洛陽，菩提流支在禦道北譯經，勒那摩提在禦道南譯經，二人因義解分歧而分別授徒，因而形成南道、北道的說法。二是說發生于相州，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寵和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分別在道北、道南教授徒衆，因而形成了北道、南道兩派。在古代兩種說法的基礎上，現代學者又衍生出幾種解釋，然缺乏基本的根據，大多屬于臆測。
依據我們解讀，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說法是：地論師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輩間于相州形成的。具體事態可能是在道寵及其弟子和慧光(包括慧光師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間展開的。下文我們先依據道寵和慧光的生平資料管窺二位大師之弟子間可能發生的事態，然後在引述古代文獻的基礎上，以考辨出的幾個基本事實嘗試對南北二道的形成真相作一說明。
一、道寵行曆
道宣于《續高僧傳》卷七爲道寵立了小傳，可惜語焉不詳，連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沒有記載。道宣說：“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鏕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副。年將壯室，領徒千余。”此中說，道寵原本爲當時大儒雄(也寫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爲老師的副手，其後于“壯室”(即叁十與四十余歲之間)統領教化徒衆一千余人。
道寵出家的因緣也有傳奇色彩。根據《續高僧傳·道寵傳》記載：這位儒士張賓帶領其弟子浩浩蕩蕩行走，到達趙州元氏縣(今屬河北省)堰角寺的旁邊。張賓去寺院討水喝，沙彌給了他們。但卻問道：“具幾塵方可飲之？”張賓平時不了解佛教，罔然無對。沙彌于是將水澆在張賓的臉上。張賓大爲震驚，然後對其徒屬說：“非爲以水辱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當日，張賓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叁年曆試。以賓聰明大博，不可拘于常製，即日便與具戒。遂入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道寵出家的堰角寺，也叫應覺寺。應覺寺，位于飛龍山(封龍山)山腳。東晉高僧道安早年曾與其師弟法汰、僧光一起隱居于此山弘傳佛法。道宣在《續高僧傳》又記載靈裕、明贍都是于此寺出家而成爲高僧的[①]，其中靈裕爲慧光的第叁代弟子。
關于道寵拜菩提流支爲師之事，《續高僧傳·道寵傳》說：“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叁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邺下榮推。”從這幾句推理，道寵開講《十地經論》是在邺都，盡管此文未曾交待道寵到底是在洛陽還是在邺都拜師。然而，即便道寵是在洛陽拜菩提流支爲師，因未曾出師，也就不存在與慧光分立爲兩道的問題，何況在邺城的前一年，慧光還在菩提流支譯場參與譯經呢？在聽聞菩提流支叁年傳授之後，道寵自己撰著了《十地經論疏》，其中應該包含了其師的獨特解釋。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後，道寵于邺都開講《十地經論》，引起轟動。
本傳又記載了東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叁人與道寵的對話，其文如下：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既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氏，厭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此無悟。于是同敦叁大，罄此一心，悲慶相循，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叁兩，盡于身世。
這一段對話是說，當朝的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楊休之等出仕前都曾經向張賓(道寵)問過學。張賓(道寵)出家之後幾人一直未曾相見，而且他們叁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寵師就是昔日的老師，而道寵認出了他們叁人。師徒相認，悲喜交集。叁位高官將此緣由報告給當朝，朝廷給予道寵很高的禮遇。由于這叁位的生卒年有線索可考，因而可以借此大致界定道寵生年的範圍。
經查考，魏收生于506年，最初憑借其父功，任北魏太學博士，在當時享有文名。東魏時任中書侍郎，轉秘書監。北齊時，官至尚書右仆射。齊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奉命開始撰寫《魏書》，四年後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學上與魏收齊名，《顔氏家訓》稱贊他爲邺地最值得稱道的大儒。邢邵，卒年不詳，生年爲公元496年，比魏收年長十歲。楊休之，也作陽休之，于隋開皇二年(582年)卒于洛陽，年七十四，則生年爲509年。魏收、邢邵都曆仕北魏、東魏、北齊叁朝，而休之則曆北魏、東魏、北周、隋四朝。叁人之中，邢邵最長，休之最少。這叁位出仕都較早，入張賓之門學習儒學，應該是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于東魏天平元年(534年)已經38歲，以投身張賓門下十余歲計，此時的道寵應該至少五十歲左右。道寵壯年出家，此時也應該已經十年左右了。由此可見，道寵于西山“廣尋藏部”的時間也不算短。
道寵于邺都的弘法活動是很成功的，“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②]從《續高僧傳·志念傳》所記載，志念(535—608年)，“爰至受具，問道邺都”，先是從道長法師學習《智論》，“荷箱從聽，經于數載”，其後“遊諸講肆，備探沖奧，務盡幽赜。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同先覽。”[③]從這一記載看，道寵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年齡應該很大了。
從上述考辨可知，道寵是跨北魏、東魏、北齊叁代的高僧。
二、慧光行曆
道宣在《續高僧傳·齊邺下大覺寺釋慧光傳》中將創立地論南道的慧光說成北齊高僧，沒有明確記載其生卒年，但說慧光卒世于北齊之時，並且在本傳和論中還提到“齊代名賢重之如聖”以及“魏末齊初，慧光宅世”等詞句，認爲慧光在北齊仍然在世並活躍于佛教界。而于同書《靈裕傳》又記載，靈裕“年始弱冠，聞慧光律師英猷邺下，即往歸禀。會已殁世，才經七日。”靈裕卒世的時間是隋大業元年(605)正月，其壽數是88歲，其出生時間應該是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也即518年，如此則靈裕“年始弱冠”的時間當是538年。由于道宣這種不同記載，大多數的學者相信前者，將慧光當作跨北魏、東魏、北齊叁代的高僧。然而2002年在河南安陽出土了《魏故昭玄沙門大統墓志銘》[④]，其中明確地記錄慧光圓寂于東魏元象元年(538)叁月十七日，享年70歲。由此，原本困擾很久的地論學派分“道”的曆史真相也許可以稍微清晰一些。
道宣在《續高僧傳·慧光傳》中記載：“釋慧光，姓楊氏，定州盧人也。年十叁隨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師所從受叁歸。陀異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谲，詭態新奇，變動物情，時談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在《佛陀傳》中又記載：“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門街井欄上，反蹋蹀[堶-土+金]，一連五百，衆人諠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惟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這兩處記載，細節有所不同。但其出家系受佛陀禅師的度化是一致的，需要澄清的是慧光出家爲沙彌的年齡和地點。
關于慧光出家年齡，《墓志銘》記載：慧光“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歲，童齡踐法，棲心妙境，奉禁持律，猶護眀珠。”而前引道宣的記載，一是十二歲，一是十叁歲，學者以爲有錯誤，但也是事出有因。古人對于年齡的說法很多，整歲、虛歲上下差一年很正常。看來是道宣所依據立傳的資料的差別造成的。重要的是，依照出土地的《墓志銘》所記載的慧光出生年月推算，慧光十二或十叁歲時爲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或五年。而此時佛陀禅師還在平城北臺(今山西大同)，少林寺尚沒有創建。少林寺的創建時間一般認爲是在孝文帝遷都後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或二十年。在少林寺的創建時間不能因慧光出家時間、地點的記載而改變的話，我們只能認爲是道宣記載的佛陀與慧光的相見地點是錯誤的，慧光應該是在平城跟隨佛陀禅師出家的。
慧光跟隨佛陀禅師“所習經诰便爲人說，辭既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尋用複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谘請教誡，敬而異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贊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舉宏宗，無聞于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略周，甞聞“言不通華，發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文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從此記述可知，在佛陀禅師的指點下，慧光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學習了《四分律》。當時盡管傳聞有道覆律師撰著的《四分律疏》六卷，但僅是“科文”(即提綱條目)，慧光只能憑借口傳而學習。受具足戒後，博聽律部，又登臺講《僧祇律》。——這是慧光學習律學的基本情況。
慧光在講律之時，雖詞理精玄然曲高和寡。他由此認爲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于是進一步廣尋群部，參學經論。《續高僧傳·慧光傳》記載：慧光“乃從辯公參學經論，聽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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