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论师北道的传承与转向

　　从现有资料看，地论北道的积弱不振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道宣记载为菩提流支唯一及门弟子的道宠，一直在邺都弘法。而且，如前文所考证，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此时慧光早已经圆寂近二十年，而南道系的再传弟子也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了。北道是否弱到后继乏人，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寄希望于如慧光《墓志铭》般的考古发现来揭示了。从目前所见的资料解释，道宠的大弟子僧休、志念后来的弘法重点分别转向了“大论”和毗昙学，再加之唐代文献所说《摄论》出而助“北道”，二者叠加，北道之衰落似乎是必然的了。

　　一、道宠弟子概观

　　《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道宠“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不过，此五人，牢宜、儒果二人唯见于道宠法师传，法继、诞、礼三师除在《道宠传》中可见外，也仅仅在《志念传》中有提及。道宣唯一设本传的道宠弟子是志念。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意谓解非满抱，终于盖棺，乃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依据此中所说，当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时，诞礼、僧休、法继三僧在邺都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了，而此时道宠仍在邺都弘扬《地论》。

　　《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乃旋踵本乡，将弘法泽。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任城王于武平元年(570年)出为冀州刺史。而“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武平年前后，法继离开邺都至冀州传播《地论》，并出任州都，上述引文称赞法继为“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可以见出他所具的崇高声望。

　　二、僧休及门下弟子

　　关于僧休法师，现存史籍中有零星记载，从中可以见出其成就和声望都很高，至隋初，成为隋文帝立的“六大德”之一。

　　《续高僧传·宝袭传》称僧休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可见，僧休的籍贯是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宝袭传》又补充说：“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岛。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此外，《续高僧传·昙迁传》有“清河僧休”的提法。将这些记载联系起来可知，僧休于邺都在道宠门下学习之后，在北齐末年，至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传播佛教，名声远扬。北周灭齐并且于齐地毁灭佛法之后，僧休潜行于“本州岛”即清河。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宣帝即位，恢复佛教，僧休应召以“菩萨僧”的身份在陟岵寺弘法。

　　关于“菩萨僧”的来源，《广弘明集》卷十记载，天元皇帝(周宣帝)于大象元年(579年)四月二十八日下诏：“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惟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可见，周宣帝虽着手恢复佛教，但武帝时期被迫着俗服的僧人此时并未允许剔除须发重着僧服。此事最终实行的时间是大象二年，僧休在此年应召入住的应该是洛阳的陟岵寺。《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及宣政搜扬，被举住于嵩岳，德不孤峙，众复屯归。”《续高僧传·慧远传》记载：“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由此可知，前文所讲的与僧休同住于陟岵寺的“遵、远”就是洪遵、慧远，而洛阳陟岵寺也就是北周武帝毁掉、此时才恢复嵩山少林寺。

　　僧休是隋初文帝下诏征选的“六大德”之一。《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记载：“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勅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开皇七年，下勅追诣京阙，与五大德同时奉见。特蒙劳引，令住兴善，并十弟子四事供养。”由此可知，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在各地征召“六大德”至京师，文帝并于大兴殿召见，然后敕命六大德及所带弟子住锡大兴善寺。从“清河僧休”的说法推测，此前僧休曾长期住锡于清河郡弘扬佛法。

　　与洪遵带十位弟子入京师一样，僧休也应该带若干弟子随行。《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

　　僧休在大兴善寺曾经参加过达摩崛多的译场。《历代三宝纪》卷十二记载：开皇十二年(592年)，“仍勅崛多专主翻译，移法席就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沙门达摩笈多并遣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翻，又增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始末，诠定旨归。”几年之后，僧休就圆寂了。《续高僧传·灵幹传》记载，灵幹于开皇十七年遇疾闷绝，醒来后叙述说： 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俛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幹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幹，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

　　搁置这一传闻的真实与否勿论，单从道宣将其写入传中，即可知晓僧休一定于此前已经圆寂。净影慧远圆寂于开皇十二年，而隋文帝于开皇十六年设立“五众主”时立了僧休弟子宝袭为“大论众主”，如《宝袭传》所言“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由此可知，僧休圆寂于开皇十三年至开皇十六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僧休是道宠的高足，但他及其弟子在当时更多地是以宣讲《大智度论》名世的。《续高僧传》卷十五末尾的“论”中明确地说“僧休洞精于《大论》”。而僧休的两位弟子宝袭、无碍也是以精通《大智度论》而闻名。

　　释宝袭(545—626年？)，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续高僧传·宝袭传》记载，“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勅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勅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至文帝升遐，起大禅定，以名称普闻，召而供养。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宝袭十八岁就皈依僧休，后来博听经论而以《大智度论》为重点。开皇七年(587年)随僧休入京，住大兴善寺，在其师圆寂之后的开皇十六年“补为《大论》众主”[①]，住锡于通法寺。

　　释无碍(552—645年)，姓陈氏。《续高僧传·无碍传》记载：“有晋永嘉，中原丧乱，南移建业。父旷，梁元帝征蕃学士。以承圣元年碍生成都，神姿特异，知有济器。九岁便能应对，十岁入学随闻不忘。入长安遇姚秦道安法师，安与语，怪其意致，劝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诵《太子瑞应经》。思寻圣迹，哀泣无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虽有弱冠，戒操逾严。”此中所说的“姚秦道安法师”，因其俗姓姚且是凭翊胡城人，因而称之为“姚秦”。《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有传。道安“进具已后，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更互谈诲，无替四时。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其后，在周武帝灭佛之前，撰写《二教论》与道士辩论。无碍在道安启发下，于天河三年(568年)出家。“建德三年，法门大坏，随缘陆沉，乃值泥涂，情逾冰王。开皇开法，即预搜扬，便住永宁。于齐大德超法师所听《智度论》，一闻教义，神思豁然，财食顿清，形心俱遣。”道宣称无碍为“秦州永宁寺释”，秦州即今甘肃省天水市。

　　无碍“又入长安学《十地》、《阿毗昙》等，时休法师于兴善寺命讲《大论》，辩析分明，义端无拥，然于文句颇滞弘通，因诵本文获六十卷。”这一段语意不是特别清楚。无碍在长安听《十地经论》是否跟从的是僧休法师，文中并无特别交待，倒是说无碍在僧休的安排下宣讲《大智度论》，因感到《大论》原文艰涩而改编为六十卷本。无碍圆寂于贞观十九年(626年)二月二十八日，春秋九十四。从这一段文字看，无碍同时学习了《地论》和《大论》，宣讲的重点侧重于《大论》。这也是僧休的做派。

　　从上述叙述看，僧休及其弟子弘法趋向已经明显转向，尽管不能确定是否一点都不关注《地论》，但他们以《大论》为重心是当时佛教界的一惯看法。道宣在《宝袭传》中继续写道：宝袭“有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恭少而机辩，见解有名，屡讲经论，京室称善，护法匡弼，颇存圣言。贞观初年，勅征为济法上座，纲维僧务，传芳季绪，后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为时须，故轮转无定，卒于任所。洪亦以荣望，当时绍宗师业，召入普光，时复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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