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地论师南道的传承

　　现存史籍中，勒那摩提的大弟子无疑是慧光，其它的如僧达，虽曾经跟随摩提学法三年，但最后仍然跟从了慧光。

　　关于慧光的弟子，一直有“十哲”的说法。唐裴漼撰《嵩岳少林寺碑》(开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立)中说：“惠光弟子僧达、昙隐、法上法师等十大德，亦号十英。”唐初道宣《续高僧传·慧光传》中说：“时光诸学士，翘颕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冯衮，光乃将入数中。”从这句看，道宣似乎暗示“十英”的名单是慧光排定的，而道宣认为冯衮没有“入室”，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一定影响而已。慧光的著述很庞杂，讲过的经典也很多。从影响上归纳，他在地论学派、涅槃学派和律宗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弟子也相应地有所侧重。在此，仅将被后世当作地论师看待的慧光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生平和影响略述于后。

　　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慧光弟子，现今知名者有僧达、法上、僧范、道凭、慧顺、道慎、安廪、昙衍、昙隐、昙遵等。其中，法上、僧范、道凭、僧达四位在地论学派中最突出。也正由于这些弟子对慧光法师思想的承继与弘扬，地论宗才会出现相州南道与北道的分野，而且从当时的声势以及后世的影响上，南道以绝对优势超越了北道。

　　一、僧达、僧范、昙遵

　　慧光弟子中，僧达是最早开讲《十地经论》的高僧，他实际是勒那摩提与慧光的共同弟子。

　　释僧达(475—556年)，俗姓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人，十五岁出家。《续高僧传·僧达传》记载：僧达为沙弥后，“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沉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由此可见，僧达起先是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一带游学听僧讲经论，等到受具足戒之后，又专门研习戒律。在497年左右[①]，北魏孝文帝邀请僧达至某寺开讲《四分律》。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已经迁都洛阳，孝文帝于此后几年的大多数时间不在平城，然经查《魏书·高祖纪》得知，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元月开始“北巡”，二月到达平城，不久又南下至洛阳，《魏书·高祖纪》记载次年“夏四月庚申，幸龙门。”由此可以推测，僧达受孝文帝敕命讲《四分律》就在此年二月或三月。

　　僧达大概在平城弘法讲律很长时间。根据《续高僧传·僧达传》的记载，他“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岁，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尽管现今不知摩提圆寂的时间，但如前文所推测，以北魏末年的可能性最大。从这个角度说，道宣以“寻”连接受孝文帝之命讲《四分律》和于洛阳更摩提学习两件事情，省略过多，极易引起误解，似乎间隔很短。在摩提圆寂之后，僧达“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遂从受菩萨戒焉，因从请业有名学众。”僧达不仅向慧光学习《地论》，也可能学习了律学。

　　大概在洛阳时，僧达听说“南会徐部，随通《地论》，梁武皇帝拨乱弘道，衔闻欣然，遂即济江，造宫请见，勅驸马殷均引入重云殿。自昼通夜，传所未闻，连席七宵，帝叹嘉瑞，因从受戒，誓为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礼供奉。旬别入殿，开示弘理。年移一纪，道怀有据，请辞还魏。乃经七启方许背梁。”根据这一记载，当时地属北魏的徐州也流通《十地经论》，僧达便到了徐州传播《地论》。崇信佛教的梁武帝对此论也很感兴趣，僧达于是南下至建康请求面见梁武帝。在梁武帝的驸马殷均的荐举下，梁武帝在重云殿接见了僧达。僧达为梁武帝宣讲了《地论》的大意，一直持续七天七夜。梁武帝因而跟从僧达受了菩萨戒。此后，僧达在同泰寺住了一年。僧传说，僧达在建康很受尊重，当时南方高僧宝志遇到僧达，称赞说：“达禅师是大福德人也。”梁武帝在僧达离开后还念念不忘，常对侍臣说：“北方鸾法师、达禅师，肉身菩萨。”梁武帝常常向北遥礼僧达。

　　僧达离开建康后，时任兖州(治所瑕丘)行台的侯景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天观山为僧达造二寺[②]，僧达大概在此山住了一段时间。关于这一时间的起止，可以从侯景的职务变迁找到线索。查考《魏书》和《梁书》可知，东魏天平二年(535年)二月之前数年，侯景不可能任兖州行台，而天平二年九月，曾任定州刺史侯景的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兴和三年(541)秋八月，东魏朝廷任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兼为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而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侯景叛东魏降梁。由此可见，侯景为僧达建寺院应该在535至547年之间。

　　《续高僧传·僧达传》又记载：“末为魏废帝中山王勅仆射高隆之召入邺都，受菩萨戒。”此中所说的魏废帝即孝静帝元善见。公元550年5月，高洋将元善见轰下台，自己称帝，改封元善见为中山王，第二年十二月高洋又将其杀死，至此东魏灭亡。高隆之为北魏、东魏、北齐的权臣，北齐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处死。如果单从僧传的称名推测，僧达受邀至邺可能是在551年左右。然《北齐书·杜弼传》记载：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邵、秘书监魏收等并侍法筵。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昭玄都僧达及僧道顺并缁林之英，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贤若生孔门，则何如也？””[③]由此可见，至少在武定六年(548年)之前，僧达已经到达邺都并且就任僧都。

　　进入邺都的僧达受到了建立北齐的文宣帝的礼遇，高洋前后六度皈依僧达。然而，“达性爱林泉，居闲济业。帝为达于林虑山黄华岭下立洪谷寺，又舍神武旧庙，造定寇寺，两以居之。”高洋专门为僧达在林虑山黄华岭下建造洪谷寺，而将神武皇帝高欢的旧庙改造成佛寺，供僧达住锡。洪谷寺在山中，定寇寺在邺都。《僧达传》有文记载：“初，达经营山寺，将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灵。若相许者，可为避道。”言讫寻去。及造寺竟，安众综业，达反邺京。”可见，定寇寺为僧达在京都的住寺。

　　僧达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六月七日圆寂于洪谷山寺，春秋八十二。僧达曾经出任“国都”(国统的副手)，道宣称赞说：“自季世佛法，崇尚官荣。侥幸之夫，妄生朋翼。而达为国都，眇然无顾，昭玄曹局曾不经临。斯乃圣达之所轻，寔世福之嘉相矣。”

　　僧达一生主讲《华严经》、《四分律》、《十地经论》、《地持经》。“虽无疏记，而敷扬有据。特善论议，知名南北。禅法一门，开世殊广。其为时君所重，无有加焉。”僧达弟子不详，仅从《僧达传》中知晓有一弟子叫道爽，曾为山神读《金光明经》和《维摩诘经》。

　　释僧范(476—555年)，河北平乡人，俗姓李，名洪范，即《续高僧传·道宠传》所说的李范。二十三岁时，他已经“备通流略，至于七曜、九章、天竺呪术，谘无再悟。徒侣方千，指掌解颐，夸矜折角。”当时有“相州李洪范，解彻深义；邺下张宾生，领悟无遗”的赞语。后来，洪范“思附法门，烧指而修供养”，信仰佛法很是虔诚。“年二十九，栖迟下邑，闻讲《涅槃》，辄试一听，开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经之秘极也，遂投邺城僧始而出家焉。”此中“下邑”为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砀山县。北魏孝昌元年(525年)移治今河南夏邑，明初改夏邑县。从僧范在夏邑听寺僧讲《涅槃经》之事发生的时间言之，应指今安徽砀山县。“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又栖心林虑，静其浮情。”由此可见，僧范在下邑学习《涅槃经》之外，还修习了禅法。

　　此后，僧范“复向洛下，从献公听《法华》、《华严》。宗匠前修，是非衢术，后徙辙光师而受道焉。耽味虑宗，岁纪迁贸，既穷筌相，学志无杂。”此中的语句说明了僧范所学方向转变的过程。至洛阳，先听习《法华经》和《华严经》。其后，“徙辙光师”也就是改变车迹而跟随慧光法师的意思。其后所说“虑宗”应指禅法，也就是说，僧范跟随慧光习禅一年，后来则坚定地确定了弘扬义学的志向。

　　在慧光门下出师之后，僧范“乃出游开化，利安齐魏，每法筵一举，听众千余。逮旋趾邺都。”此中的“齐魏”应该是指齐地和魏地，即现今山东和河北等地。

　　僧范圆寂于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至终，僧事私缘，竟无说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将终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触而已。时当正午，遗诫而卒于邺东大觉寺，时春秋八十。”

　　与僧达不同，僧范“讲《华严》、《十地》、《地持》、《维摩》、《胜鬘》，各有疏记。复变疏引经，制成为论，故《涅槃》、《大品》等并称论焉。《地持》一部独名述也。”依据此说，僧范著述的名称应是《华严经疏》、《十地经论疏》、《地持经述》、《维摩疏》、《胜鬘疏》以及《涅槃(经)论》、《大品般若(经)论》等。可惜，这些著述早已散失不存。

　　释昙遵，俗姓程氏，河北人，生卒年未见于《续高僧传》等史籍记载，但可以依据道宣在《昙遵传》及其弟子《智闰传》中所提及的几件事情推出其大致的生存年代。

　　根据《续高僧传·昙遵传》记载，昙遵少年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净戒，还返俗焉。资学既明，允当时寄，有魏擢为员外郎。二十有三，情背朝官，复请光公，以为师保。光以旧事，舍而不度。遵跪启曰：“今没命归依，远崇至道。如不允副，必从邪见，坏及三宝。”光审其情至，即度而授戒。”由此，昙遵正式皈依于慧光，成为其大弟子之一。

　　关于昙遵的生卒年，道宣《续高僧传·昙遵传》记载：“年余七十，举为国都，寻转为统。后少觉有疾，便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而同书《智闰传》记载：“承邺下盛宗佛法，十统欝兴，令响滂流，洋溢天壤，闰不胜其喜，踊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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