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地論師南道的傳承

　　現存史籍中，勒那摩提的大弟子無疑是慧光，其它的如僧達，雖曾經跟隨摩提學法叁年，但最後仍然跟從了慧光。

　　關于慧光的弟子，一直有“十哲”的說法。唐裴漼撰《嵩嶽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立)中說：“惠光弟子僧達、昙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唐初道宣《續高僧傳·慧光傳》中說：“時光諸學士，翹颕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馮衮，光乃將入數中。”從這句看，道宣似乎暗示“十英”的名單是慧光排定的，而道宣認爲馮衮沒有“入室”，僅僅是因爲當時有一定影響而已。慧光的著述很龐雜，講過的經典也很多。從影響上歸納，他在地論學派、涅槃學派和律宗都占據了重要地位，其弟子也相應地有所側重。在此，僅將被後世當作地論師看待的慧光弟子以及再傳弟子的生平和影響略述于後。

　　與地論學派有關的慧光弟子，現今知名者有僧達、法上、僧範、道憑、慧順、道慎、安廪、昙衍、昙隱、昙遵等。其中，法上、僧範、道憑、僧達四位在地論學派中最突出。也正由于這些弟子對慧光法師思想的承繼與弘揚，地論宗才會出現相州南道與北道的分野，而且從當時的聲勢以及後世的影響上，南道以絕對優勢超越了北道。

　　一、僧達、僧範、昙遵

　　慧光弟子中，僧達是最早開講《十地經論》的高僧，他實際是勒那摩提與慧光的共同弟子。

　　釋僧達(475—556年)，俗姓李，上谷(今河北懷來縣南)人，十五歲出家。《續高僧傳·僧達傳》記載：僧達爲沙彌後，“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沈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由此可見，僧達起先是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一帶遊學聽僧講經論，等到受具足戒之後，又專門研習戒律。在497年左右[①]，北魏孝文帝邀請僧達至某寺開講《四分律》。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已經遷都洛陽，孝文帝于此後幾年的大多數時間不在平城，然經查《魏書·高祖紀》得知，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元月開始“北巡”，二月到達平城，不久又南下至洛陽，《魏書·高祖紀》記載次年“夏四月庚申，幸龍門。”由此可以推測，僧達受孝文帝敕命講《四分律》就在此年二月或叁月。

　　僧達大概在平城弘法講律很長時間。根據《續高僧傳·僧達傳》的記載，他“尋複振錫洛都，因遇勒那叁歲，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谷，令望歸信，相次稱谒。”盡管現今不知摩提圓寂的時間，但如前文所推測，以北魏末年的可能性最大。從這個角度說，道宣以“尋”連接受孝文帝之命講《四分律》和于洛陽更摩提學習兩件事情，省略過多，極易引起誤解，似乎間隔很短。在摩提圓寂之後，僧達“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僧達不僅向慧光學習《地論》，也可能學習了律學。

　　大概在洛陽時，僧達聽說“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驸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降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梁。”根據這一記載，當時地屬北魏的徐州也流通《十地經論》，僧達便到了徐州傳播《地論》。崇信佛教的梁武帝對此論也很感興趣，僧達于是南下至建康請求面見梁武帝。在梁武帝的驸馬殷均的薦舉下，梁武帝在重雲殿接見了僧達。僧達爲梁武帝宣講了《地論》的大意，一直持續七天七夜。梁武帝因而跟從僧達受了菩薩戒。此後，僧達在同泰寺住了一年。僧傳說，僧達在建康很受尊重，當時南方高僧寶志遇到僧達，稱贊說：“達禅師是大福德人也。”梁武帝在僧達離開後還念念不忘，常對侍臣說：“北方鸾法師、達禅師，肉身菩薩。”梁武帝常常向北遙禮僧達。

　　僧達離開建康後，時任兖州(治所瑕丘)行臺的侯景在兖州(今山東兖州市)天觀山爲僧達造二寺[②]，僧達大概在此山住了一段時間。關于這一時間的起止，可以從侯景的職務變遷找到線索。查考《魏書》和《梁書》可知，東魏天平二年(535年)二月之前數年，侯景不可能任兖州行臺，而天平二年九月，曾任定州刺史侯景的兼尚書右仆射、南道行臺；興和叁年(541)秋八月，東魏朝廷任開府儀同叁司、吏部尚書侯景兼爲尚書仆射、河南道大行臺。而東魏武定五年(547年)，侯景叛東魏降梁。由此可見，侯景爲僧達建寺院應該在535至547年之間。

　　《續高僧傳·僧達傳》又記載：“末爲魏廢帝中山王勅仆射高隆之召入邺都，受菩薩戒。”此中所說的魏廢帝即孝靜帝元善見。公元550年5月，高洋將元善見轟下臺，自己稱帝，改封元善見爲中山王，第二年十二月高洋又將其殺死，至此東魏滅亡。高隆之爲北魏、東魏、北齊的權臣，北齊天保五年(554年)被皇帝處死。如果單從僧傳的稱名推測，僧達受邀至邺可能是在551年左右。然《北齊書·杜弼傳》記載：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敕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缁林之英，問難鋒至，往複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③]由此可見，至少在武定六年(548年)之前，僧達已經到達邺都並且就任僧都。

　　進入邺都的僧達受到了建立北齊的文宣帝的禮遇，高洋前後六度皈依僧達。然而，“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于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舍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高洋專門爲僧達在林慮山黃華嶺下建造洪谷寺，而將神武皇帝高歡的舊廟改造成佛寺，供僧達住錫。洪谷寺在山中，定寇寺在邺都。《僧達傳》有文記載：“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邺京。”可見，定寇寺爲僧達在京都的住寺。

　　僧達于北齊天保七年(556)六月七日圓寂于洪谷山寺，春秋八十二。僧達曾經出任“國都”(國統的副手)，道宣稱贊說：“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幸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僧達一生主講《華嚴經》、《四分律》、《十地經論》、《地持經》。“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禅法一門，開世殊廣。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僧達弟子不詳，僅從《僧達傳》中知曉有一弟子叫道爽，曾爲山神讀《金光明經》和《維摩诘經》。

　　釋僧範(476—555年)，河北平鄉人，俗姓李，名洪範，即《續高僧傳·道寵傳》所說的李範。二十叁歲時，他已經“備通流略，至于七曜、九章、天竺呪術，谘無再悟。徒侶方千，指掌解頤，誇矜折角。”當時有“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邺下張賓生，領悟無遺”的贊語。後來，洪範“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信仰佛法很是虔誠。“年二十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辄試一聽，開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秘極也，遂投邺城僧始而出家焉。”此中“下邑”爲古縣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砀山縣。北魏孝昌元年(525年)移治今河南夏邑，明初改夏邑縣。從僧範在夏邑聽寺僧講《涅槃經》之事發生的時間言之，應指今安徽砀山縣。“初學《涅槃經》，頓盡其致。又棲心林慮，靜其浮情。”由此可見，僧範在下邑學習《涅槃經》之外，還修習了禅法。

　　此後，僧範“複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徙轍光師而受道焉。耽味慮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雜。”此中的語句說明了僧範所學方向轉變的過程。至洛陽，先聽習《法華經》和《華嚴經》。其後，“徙轍光師”也就是改變車迹而跟隨慧光法師的意思。其後所說“慮宗”應指禅法，也就是說，僧範跟隨慧光習禅一年，後來則堅定地確定了弘揚義學的志向。

　　在慧光門下出師之後，僧範“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余。逮旋趾邺都。”此中的“齊魏”應該是指齊地和魏地，即現今山東和河北等地。

　　僧範圓寂于天保六年(555年)叁月二日，“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誡而卒于邺東大覺寺，時春秋八十。”

　　與僧達不同，僧範“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複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一部獨名述也。”依據此說，僧範著述的名稱應是《華嚴經疏》、《十地經論疏》、《地持經述》、《維摩疏》、《勝鬘疏》以及《涅槃(經)論》、《大品般若(經)論》等。可惜，這些著述早已散失不存。

　　釋昙遵，俗姓程氏，河北人，生卒年未見于《續高僧傳》等史籍記載，但可以依據道宣在《昙遵傳》及其弟子《智閏傳》中所提及的幾件事情推出其大致的生存年代。

　　根據《續高僧傳·昙遵傳》記載，昙遵少年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淨戒，還返俗焉。資學既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員外郎。二十有叁，情背朝官，複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舊事，舍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歸依，遠崇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叁寶。”光審其情至，即度而授戒。”由此，昙遵正式皈依于慧光，成爲其大弟子之一。

　　關于昙遵的生卒年，道宣《續高僧傳·昙遵傳》記載：“年余七十，舉爲國都，尋轉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于邺下，時年八十有五。”而同書《智閏傳》記載：“承邺下盛宗佛法，十統欝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閏不勝其喜，踴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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