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勅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勅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而这位佛陀禅师其实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说的“西域沙门跋陀”：“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引起今人误解的是道宣《续高僧传·慧光传》中所说的一句话：“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有学者以此为据认为少林寺寺主佛陀禅师就是与勒拿摩提共译《十地经论》的佛陀扇多。[27]然从上文叙述可知，佛陀扇多迟至东魏元象二年(539年)仍然在邺城翻译佛典。而新近发现的碑石证明，慧光已于元象元年圆寂，享年七十岁。道宣又说，佛陀禅师度化慧光时，慧光年十二。如果佛陀扇多真的就是少林寺的佛陀禅师，则此时应该至少有九十岁高龄。此外，佛陀扇多独立译经地点于北魏时期在洛阳白马寺，东魏时期在邺都金华寺。

　　总之，佛陀扇多应该是一位精通瑜伽行派经典的大师，僧传说其长于禅定，应该是指其精通瑜伽派的修行方法。说白了，瑜伽行派的“唯识观”实际上也属于“定”。

　　在瑜伽行派经典的翻译方面，佛陀扇多的最大贡献是翻译出《摄大乘论》二卷。这是此论的第一个汉语译本，分上、下二卷而不分章，现存。

　　四、《十地经论》、《宝性论》的翻译

　　从现有资料看，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先后来到北魏首都，起先是被朝廷敕令共处同一译场，其后则因意见不合而分开设立译场。如道宣所说：“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流支传本，余僧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勅三处各翻讫乃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28]此中明确描述了三位西来高僧由合作译经到单独建译场翻译同一部经论，最后由后人合成一部流通的过程。以下的分析考证说明，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十地经论》和《宝性论》其实是三人合译的产物，但也许由于佛陀扇多的历史影响远逊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因而后世及今日的学界往往只注重二人合作的事宜。

　　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合作译经的具体情况已经难得其详，现存资料的记述，当代学者公认为是地论师南、北两道改造过的。依照学术界的一般见解，隋费长房、唐道宣所看到的材料已经被改编过，就连时人侍中崔光所写的《十地经论序》也不一定完全真实。关于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的分歧，论者一般以为是从《十地经论》的翻译开始的。

　　关于《十地经论》的翻译，现存最早也最权威的资料就是由当时笔受者、侍中崔光所撰写的《序》，其文说：

　　以永平元年岁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师北天竺菩提留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及传译沙门北天竺伏陀扇多，并义学缁儒一十余人，在太极紫庭，译出斯论十有余卷。斯二三藏并以迈俗之量，高步道门，群藏渊部，罔不研揽，善会地情，妙尽论旨，皆手执梵文，口自敷唱，片辞只说，辩诣蔑遗。于时皇上，亲纡玄藻，飞翰轮首，臣僚僧徒，毗赞下风。四年首夏，翻译周讫。[29]

　　此文中，有三个关注点：其一是开始翻译的时间是永平元年(508年)四月(实际上是正始五年四月)。其二是完成的时间是永平四年。其三是参与翻译的天竺僧有三位，且未提及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四是天竺僧人中菩提留支、勒那摩提并称主译而佛陀扇多称为“传译沙门”，但菩提流支的名字在前。“崔光是北魏重臣，文士领袖，是这次翻译的直接参与者，所记当是可靠的。但是，《十地经论》全文不足十二万字，竟费时近四个年头，这其中或许有某些隐情，崔光没有讲出来。”[30]这里的隐情可能是什么呢？尽管要完全恢复历史的真实几乎不可能，但依据现有的资料所隐含的蛛丝马迹似乎也可窥见其一角。

　　首先是，究竟是谁先开始翻译的？谁是初始的带头者？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是同一年来洛阳的。《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说：菩提流支“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31]而在讲到勒那摩时则说：“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32]。正始五年(508年)八月，宣武帝改元永平。此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先到达洛阳，在先至者为王的情形下，先到者最有可能优先成为主译。费长房说：勒那摩提“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33]这是说，勒那摩提在正始五年(508年)就开翻译工作了。耐人寻味的是，在叙述菩提流支译经的概况时，费长房说：“从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其间凡历二十余载，在洛及邺译。”[34]这是否可以简单地看作费长房的笔误呢？费长房暗示，在菩提流支来洛阳之前，勒那摩提已经开始翻译活动了，而且在最初的合作中，主译是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则是助译。然而，这一情形到了道宣《菩提流支传》中就变成了：“宣武皇帝下勅引劳，供拟殷华。处之永宁大寺，四事将给，七百梵僧，勅以留支为译经之元匠也。”[35]如前所述，洛阳永宁寺是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所修建，因此，后一分句的主语应该是胡太后，因此，下敕以菩提流支为七百梵僧中的“译经之元匠”者并非宣武帝。如果将崔光《十地经论·序》中所说在翻译《十地经论》时二者同为“主译”联系起来，似乎构成了菩提流支的地位逐渐上升，而勒那摩提的地位则相对下降的发展趋势。如果道宣所依据的材料可靠，则有可能在永宁寺设立译场之后，菩提流支的地位已经稳固地超过勒那摩提。

　　其二，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最初合作翻译的经典是哪一部呢？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三具足经论》一卷，正始五年译，侍中崔光笔受。”[36]而崔光《十地经论·序》说，永平元年四月就开始翻译《十地经论》了，不过未曾完成。而《三具足经论》仅仅一卷，当年一定能完成。不过，关于此经的翻译情况也很复杂。后文将会论证，此论是瞿昙般若流支所译。

　　其三，从上述论述中已可见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在同一译场翻译出现了矛盾。而北魏朝廷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方式就是费长房所说的“后以相争，因各别译” [37]。而“别译”的内涵不是各自单独翻译不同的经典，而是在不同地方分开翻译同一部经典，尔后又合编为一部。此正如费长房说：《十地经论》、《宝积经论》“二论菩提流支并译，且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见《宝唱录》载。” [38]与后来的说法相比，费长房的说法还较为平实。而道宣《菩提流支传》中记载：“先时，流支奉勅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39]在《续高僧传·道宠传》则记载：

　　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大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讫。及勘雠之，惟云“有不二不尽”，那云“定不二不尽”，一字为异，通共惊美。[40]

　　显然，道宣所说不许相通的原因是宣武帝的旨意，且二人所译仅一字之差，恐怕是道宣依据地论师后起的传说所记的，自然不及费长房依据李廓、宝唱所记切合实际。

　　综合上述考辨可知，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大部分时间是以上述方式翻译佛典的。依据现在的资料，真正属于勒那摩提独立翻译且不与菩提流支重合的作品仅有《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

　　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来说明《究竟一乘宝性论》的翻译则可知，费长房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名下都列入的《宝性论》，是以各自翻译然后合为一本的方式进行的。对于费长房的记载，今人屡有漏读、误读。如释恒清说：“但是为何《历代三宝记》和《内典录》说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合译的是《宝积经论》和《十地经论》，而非《开元录》的《宝性论》？高崎直道认为这可能是《开元录》的作者费长房(应是智升)误续二录所致。从三经录的记载分析，高崎直道的推测很有可能。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因教理之争而不合的事相传已久，不过这是在合译《十地经论》时发生的，与《宝性论》的翻译无关。因此，吾人可以论定《宝性论》是由勒那摩提单独译出，自古并未有另一译本存在。”[41]

　　《历代三宝纪》卷九在菩提流支名下则为：

　　《弥勒菩萨所问经论》十卷，于洛阳赵欣宅出，僧朗笔受。

　　《宝性经论》四卷。

　　在勒那摩提名下，费长房记载：

　　《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亦云《宝性分别七乘增上论》，或三卷，于赵欣宅出。见宝唱录。

　　而比费长房编订的《历代三宝纪》略早的法经《众经目录》卷五中记载：“《宝性论》四卷，后魏世菩提留支译。”在略晚于费长房的隋彦琮《众经目录》卷一也有同样的记载，而在勒那摩提名下则无此记载。

　　上述记载中最需引起注意的细节是，翻译《宝性论》的地点——“洛阳赵欣宅”。在《历代三宝纪》等经录中都记载菩提流支在此地翻译了《文殊菩萨所问经》及其《论》。现今许多学者倾向于认定《宝性论》为勒那摩提独译，但如果联系到翻译地点，这一说法的缺陷就显露无遗了。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定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如前所述的合作翻译方式延续了较长时间，并非仅仅限于《十地经论》，至少在《宝性论》的翻译上仍然是如此的。

　　关于《宝性论》翻译过程的这一说法，费长房的记载被唐代的道宣《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所沿袭。特别是智升的说法被今人广泛引用，但误解也多。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六中说：

　　《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亦云《宝性分别七乘增上论》，或三卷，或五卷，于赵欣宅出。见《宝唱录》，第二译，与菩提留支出者同本。

　　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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