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以不敢。”

　　提临欲终，语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处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怀眷恋。”便寝疾闭户卧。弟子窃于门隙视之，见提身不著床，在虚仰卧。相告同视，一僧忽欬，提还床如旧，遥谓曰：“门外是谁，何不来入？我以床热，故取凉，尔勿怪也。”是后数日，便舍命矣。[15]

　　这一传记被列入“感通篇”。笔者赞同“勒那漫提”与勒那摩提是同一位僧人的主张[16]。费长房说：“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17]可见，关于勒那摩提的名字在当时已经有不同写法，道宣以之作传的数条材料，特别是勒那摩提、勒那婆提、勒那漫提是否原本就是一个人呢？道宣以为，有关勒那漫提的材料将此僧刻画为具有神通之人，与地论师南道所传不大符合，也许道宣看到的写有上述勒那漫提事迹的材料中也未提及译经之事，因而一贯严谨的道宣也就未敢将三个名字当作对一个僧人的称呼。——当然，这一猜测仍然有待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也许是因为材料不足，道宣也未能为勒那摩提专门立传。

　　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设立了“勒那摩提附传”，其文曰：

　　于时，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18]

　　这一段简略的文字，是沿袭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内容。在上述引文之后，道宣则写了他与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合作翻译的情形以及圆寂于讲《华严经》之时的传闻，具体内容见下文的相关论述。

　　关于勒那摩提圆寂的情况，现存文献中未记载其年月。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后的“勒那摩提附传”中说：

　　初，宝意沙门神理标异，领牒魏词，偏尽隅隩。帝每令讲《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一日，正处高座，忽有持笏执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从来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亦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即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等僧，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19]

　　这里的关键是确立敕令勒那摩提讲《华严经》的皇帝的名字。从勒那摩提的译经及授徒活动考虑，其圆寂时间不可能太早，勒那摩提于宣武帝世来洛阳，如于宣武帝末年圆寂，不到八年，很难奠定崇高地位。从北魏末年的政局考虑，上述记载应该发生在胡太后身亡之后。因为胡太后执政时期的孝明帝六岁登基，十八岁被杀，在此期间的政令后世一般记载在胡太后名下。而且不大符合“帝每令讲《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这一描述。胡太后被杀之后，北魏先后有五位皇帝登基，但地位暂时稳固且年稍长者只有孝庄帝(528—530年在位)和孝武帝(532—534年在位)。从这些因素考虑，勒那摩提如不是圆寂于528年至530年，就是圆寂于532年至534年。

　　又经仔细查考《续高僧传》，发现《僧达传》的如下叙述：

　　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沈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而形器异伦，见者惊奉，虎头长耳，双齿过寸，机论适变，时其高美。与徐州龙达，各题称谓。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20]

　　这一条资料很重要，基本可以证实，勒那摩提是在洛阳圆寂的。因为上文说，勒那摩提圆寂之后，僧达“覆述地论，声骇伊谷”。而“伊”指伊水，“谷”指“谷水”，都是洛阳周边的河流。古人常常以之指代洛阳。《僧达传》下文又说到僧达南下至梁，北齐时又北上至邺都。

　　另外，上文所引《深密解脱经序》中说，孝武帝曾经在菩提流支翻译《深密解脱经》时任笔受，时间在永熙二年(533年)。可见，孝武帝热衷于佛教活动，并且喜好亲自参与。

　　将上述几条旁证综合起来考虑，基本可以肯定勒那摩提是圆寂于北魏末年的。另外，永宁寺是永熙三年(534年)烧毁的。上文所引的勒那漫提也是圆寂于永宁寺的，时间上与勒那摩提也是巧合的。这是不是更增加了勒那漫提与勒那摩提为同一人的可能呢？

　　关于勒那摩提翻译的佛典，《历代三宝纪》仅列出六部：

　　《毗耶娑问经》二卷。

　　《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

　　《十地经论》十二卷。

　　《宝积经论》四卷。

　　《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

　　《法华经论》一卷。

　　即便是上述六部，费长房还说：《十地经论》、《宝积经论》“二论，菩提流支并译，且二德争名，不相询访，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缀文言，亦有异处，后人始合。见《宝唱录》载。” [21]在费长房的笔下，可以看到为勒那摩提单独翻译的仅仅有《毗耶娑问经》二卷、《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法华经论》一卷四部。

　　然而，这还不算完。唐代的智升又依据流传至今的《毗耶娑问经·序》断言，此经不是勒那摩提所翻译。智升说：“《毗耶娑问经》二卷，长房等《录》并云宝意于洛阳译。今按《经序》乃云兴和四年，瞿昙流支于邺都译。今移在瞿昙录中。”[22]《毗耶娑问经·序》，不知何人所撰，其文有曰：

　　魏尚书令仪同高公，愍诸错习，示其归，则简集能人善辞义者，在宅上面出此经典。正求法人沙门昙林，婆罗门客瞿昙流支，兴和四年岁次壬戌月建在申朔次乙丑，建初辛已甲午毕功，凡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七字。[23]

　　兴和四年(542年)为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如此以来，智升只认可勒那摩提翻译了《妙法莲华经论》一卷、《究竟一乘宝性论》四卷、《宝积经论》四卷等三部九卷，而将《十地经论》看作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三人合译的作品并且置于菩提流支经录中。至于《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今以非三藏教，故不录之。”[24]如果将费长房、智升所说结合起来，则勒那摩提独立翻译(指作为外国僧人主译)的作品仅仅是《妙法莲华经论》一卷、《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而关于前者，智升又说：“亦云《法华经论》，侍中崔光、僧朗等笔受，见长房录，初出。与菩提留支译者大同小异，题云《妙法莲华经优波提舍》。”[25]

　　综上所述，依据现在的资料，真正属于勒那摩提独立翻译且不与菩提流支重合的作品仅有《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这不是很奇怪吗？仔细琢磨，我们以为，这与当时翻译过程的特殊性有关，下文会给出若干解释。

　　三、佛陀扇多与唯识经典的翻译

　　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一同从事翻译活动的还有从天竺来的高僧佛陀扇多。

　　关于佛陀扇多，目前所知不多。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在《菩提流支传》中有一附传，其文曰：“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六年[26]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经十部。”此前的《历代三宝纪》和此后的《开元释教录》所记都大同小异，没有其它新内容。

　　根据《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佛陀扇多的译籍如下：

　　《金刚三昧陀罗尼经》一卷，《如来师子吼经》一卷。上二经，正光六年(525年)出。

　　《阿难多目佉尼诃离陀罗尼经》一卷。

　　《摄大乘论》二卷，普泰元年(531年)出。

　　《转有经》一卷。《十法经》一卷。《银色女经》一卷。《正法恭敬经》一卷(或无“法”字，亦云《威德陀罗尼中说经》)，《无畏德女经》一卷(与《阿术达菩萨经》同本异出，昙琳笔受)，《无字宝箧经》一卷。右六经，元象二年(539年)出。

　　这一记载，隋唐以来基本没有异议，而《开元释教录》卷六又说：“前九部十卷见在，后一部一卷阙本。”缺本经即《无字宝箧经》一卷。

　　佛陀扇多翻译佛典的地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洛阳白马寺，二是邺都金华寺。前者属于北魏时期，当时的国都是洛阳；后者属于东魏，当时的国都是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是在公元534年。这一年，孝武帝西奔长安，投依宇文泰，当时掌握朝政的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智升《开元释教录》所注上述经论翻译的地点，与此时间相合。也就是说，佛陀扇多于正光二年(525年)、普泰元年(531年)是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典，大概于魏迁都之时移居邺城，在金华寺从事译经活动。

　　现在的史籍中，都未记载佛陀扇多来华的时间。而上述史料往往使人误以为佛陀扇多迟至正光六年(425年)才至中土，而实际上，他来华的时间可能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差不多。参与翻译《十地经论》的侍中崔光在其撰写的《序》中说，永平元年(508年)四月，魏帝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以及义学缁儒十余人在太极紫庭翻译佛经。从这一记述看，佛陀扇多一定是先参与了菩提流支领衔的译场，其后大概于正光二年(525年)于洛阳白马寺自设译场翻译佛典。

　　此外，应该特别强调，此佛陀扇多绝对不是曾作少林寺寺主的佛陀禅师。关于佛陀禅师，所存资料不多，唯《续高僧传》卷十六有一小传，但未记生卒年。此文说，佛陀禅师从天竺“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架余部，而征应潜著，皆异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内康家，赀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此中的“恒安”即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改称恒安镇。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佛陀禅师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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