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宗衰亡的原因探析
徐文明
本文列述了諸家關于慈恩宗衰落的原因的解釋，指出慈恩宗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它所代表的純粹的發達的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封建專製製度存在著尖銳的難以調和的矛盾，慈恩宗的很快衰落反映了中國文化強烈的排他性，而本土化的佛教的盛行和對中國文化及政治製度的屈從使得佛教的真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歪曲和遮蔽，也使僞經僞論流毒千載。佛教在今天要想獲得新的生命力，就必須正本清源，在返本中創新，在繼承中發展，消除儒家思想對佛教的汙染，恢複和弘揚正法。如今政治清明，儒家也喪失了主流意識的地位，不再有可能借助政治手段打擊佛教，因此沒有必要回避佛教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矛盾，而是要將佛教的真精神發揚光大，使之化導世俗(而不是隨順世俗)、提高世俗的重要力量，成爲新時期的主流文化之一。
慈恩宗，又稱法相宗或唯識宗，是由玄奘(600-664)大師開創、窺基大師(632-682)助成的中土大乘佛教宗派。玄奘大師萬裏孤征，學究五印，故得人天共仰，道俗歸心，又得基師投針于器，造作衆疏，弘揚師說，一宗規模，由此而立。慈恩宗盛極一時，蔚爲大宗，然數傳之後，竟至消歇，個中根由，耐人尋味。
比較流行的解釋是，慈恩宗固守印度佛教的教條，不能隨順中國的現實環境，故不得其傳。這一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但還不夠具體。洪修平認爲，"法相唯識宗的理論比較繁瑣，且又固守一些並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教義，因此盡管在帝王的支持下得以創立並盛極一時，但還是很快就衰微了。"(1)其中包含了叁個原因，一是理論繁瑣，不易傳播；二是固守教條，不順國情；叁是靠帝王之外護得以興盛，外護一失，即告衰竭。
指斥慈恩宗理論繁瑣，非自洪修平始，乃爲流行之一說。慈恩宗名相繁多，分析細密，規製宏大，邏輯謹嚴，自古號稱難治，故謂之繁瑣，自有其理。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毀之者謂其繁瑣，贊之者喜其"缜密"，各執其一端。然不論是繁瑣還是缜密，慈恩宗難治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對于其傳播確實是一個不利的因素。鸠摩羅什早就意識到中國人好簡易的習氣，故所譯諸經，于義理文句多有刪減，乃至增以己意，以迎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而玄奘則不願以俗意改聖言，不慮繁難，務求其實，故"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的本來面目"(2)。正是這種求實存真，不以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改易印度佛學的本來面目的精神使得慈恩宗保持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但也確實妨礙了它的傳播和發展。此後天下皆歸于禅宗，正是中國人好簡易的積習難以改變的明證。
慈恩宗固守教條，不肯順從中國國情，呂先生亦曾指出過(3)。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對種姓說的堅持上。佛教的目的是引導衆生成佛，而能否成佛的關鍵在于是否具備佛性，爲了令衆生發起信心，《大涅 經》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這一說法經過道生的推證弘揚，已經成爲中土流行的觀點。從抽象的當果的可能性上說，一切衆生都有佛性是沒有問題的，而從現實的信受實踐來看，衆生之間的差別又是十分明顯的，確實有人不信甚至毀謗佛法。衆生爲什麼有這種差別呢？佛教慣于以內因爲根據，這就出現了種姓說，以爲種姓的不同決定了現實的對佛教的態度及信受踐履程度的不同。慈恩宗認爲有五種姓，即聲聞、獨覺、菩薩叁乘決定種姓，再加上一種不定種姓，還有一種畢竟無性。承認這有無姓衆生的存在，就與原來的舊說發生了沖突。玄奘也考慮到了這一問題，想對之加以變通，但遭到了其師戒賢的責備，于是回國後持之不改，其後窺基、慧沼更是發展了五種姓說，作爲一宗之特色，這就與弘揚舊說的天臺宗等發生了矛盾。
有性無性之間表面上是佛教內部派別之爭，其實反映了中印兩地文化傳統的差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說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很快得到信受，表面上是由于竺道生的堅持及《大涅 經》經文的證據，其實是由于這種思想與中國流行的"性善說"一致，既然人人皆可爲堯舜，當然人人皆可成佛。而慈恩宗的五種姓說除了佛教自身的根據之外，亦與印度種姓製長期存在的社會環境有關。慈恩宗不考慮中國國情，堅持印度之說，對它的存在與發展當然不利。
在中國，宗教始終未能獲得獨立的地位，作爲一種強調出世的宗教，佛教卻無法避免世俗王權的幹預，是故道安慨歎：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而慈恩宗所弘揚的瑜伽行"學派的性質，要求從事研究者必須有錢有閑有文化，叁者缺一不可… …爭取一個政治穩定而又富有財産的權勢者的支持，是它得以傳播的最重要的條件"(4)，所幸的是，玄奘的命運要比真谛好得多，他遇到了一個興盛富強的唐王朝，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個欣賞他、支持他的明君唐太宗。佛教徒不事産業，玄奘只能做到有文化，而有錢只能靠帝王的支持，有閑也只能建立在有錢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國家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慈恩宗的生存是大成問題的。
然而唐太宗對慈恩宗的支持絕非由于歸心釋氏，相反，太宗本人對佛教的態度不僅不是積極支持，而且是常思貶抑，湯先生指出："綜計太宗之一生，並未誠心獎挹佛法，僅于晚年或稍有改變。"(5)太宗對玄奘的優禮，一則出于玄奘的影響，二則出于愛才，總之都是出于加強封建統治的需要，並未有向化之意。因此朝廷對慈恩宗的支持也是暫時的，靠不住的。窺基由于出身于勳貴將門，自然會受到高宗的支持。但到了武則天掌權時期，雖然佛教取得了置于道教之前的地位，而慈恩宗的地位卻相對降低了，一則好象慈恩宗未熱衷于爲武則天奪權大造輿論之事，窺基作爲唐勳貴之後，即便他本人和弟子未敢表現出對武氏掌權的不滿，但在武氏看來也屬于遏製打擊的對象，二則其影響亦不能與華嚴宗和禅宗相比。武則天對于禅宗的神秀、華嚴宗的法藏等十分崇敬，相對來說，對于慈恩宗是比較冷落的。朝廷恩寵的旁落，對于依賴官方支持的慈恩宗的發展當然是非常不利的。
呂先生提出了慈恩宗衰落的兩種原因，一是由堅持五種姓說，遭到了天臺宗等的激烈反對，以致影響了其在中國的流傳，二是瑜伽行派"有乖治術"，由于與當時的封建統治不協調而受到打擊。真谛弘法未果，不能入京，罪名便是"言乖治術，有蔽國風"，這也可以視作慈恩宗在中國未能大弘的根本原因。爲什麼"無塵唯識"之說有此二過呢？任繼愈等將其視爲"空"、"有"兩派激烈鬥爭的表現(6)，因爲在真谛的時代鸠摩羅什所傳的般若學盛行于南方，大乘中觀宗先入爲主，使得後起的瑜伽行派難以立足。
這一解釋只是將其歸因于佛教內部的鬥爭，還不能完全說明唯識說如何"有蔽國風"。一種外來文化的傳入，必須以本土文化爲依托，不然就無法植根生存。佛教傳入中國，就是以道家的黃老思想爲依托的。最初佛教是作爲黃老的附庸，以自然無爲爲宗旨，後來則又接承玄學的余緒，以般若性空義發展了玄學之本無說。因此以性空爲宗的大乘空宗很容易引起受老莊思想熏陶的崇尚虛無的中國士人的同感，很快就得以廣泛傳播。而"顯法相以明本"的毗昙有宗之說則始終無法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因而很難獲得長足發展。佛陀跋陀羅與鸠摩羅什鬥爭的失敗並不是他學問道德不及羅什，而是不合中國國情。自毗昙發源而更爲博大精深、同時也更爲繁瑣難習的大乘瑜伽行派當然也無法避免"有蔽國風"的本性，其受到他宗的排斥打擊只是其表相，與中國國情不合則是其最終消歇的根本原因。有宗從總體上說很難在中國植根，但涅 佛性說由于與儒家的人性論相契合，卻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普遍的信受，然而慈恩宗偏偏又持五種姓說，與舊說迥異其趣，使它更加顯得孤立。
爲什麼說瑜伽行派"言乖治術"呢？呂先生沒有解釋，其弟子田光烈對此有所闡發，認爲真谛所弘的"唯識"說對宇宙事物本質是肯定的，"無塵"對宇宙萬物的現象的理解是否定的，寓肯定于否定之中，則包含著對于現實否定的意思，否定現實就等于否定封建統治，當然不會受到統治者的歡迎(7)。瑜伽行派的學說不適于爲封建統治服務，所以有乖治術。這一解釋有其道理，但如果說瑜伽行派有否定現實的意思，那麼說諸法皆空的大乘中觀派不是更具有否定現實的意味嗎？爲什麼空宗卻受到南朝統治者的歡迎呢？
從不與封建統治相協調的方面來說，這是佛教各派共有的特點。而空宗之說由于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土壤相類，因此很快就實現了中國化，已經成爲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從而具備了符合國情、與封建統治相協調的一面。有宗之說由于缺乏相應的文化土壤，無法實現本土化，因此很難具備這一特點，其與封建統治的矛盾也就難以從根本上得到緩和。乖治術是與蔽國風緊密聯系的，也可以說前者是建立在後者基礎之上的。還有一點，空宗的一切皆空容易引起戒律松馳，從而爲統治者的惡行進行辯護，羅什本人便不守戒律，門下也出入宮闱，與統治者打成一片，頗受時人譏議。既然罪福俱空，統治者的一切醜行也都無所謂了，懷義、達摩流支上《寶雨經》，其中有言"菩薩殺害父母"，以爲武氏大殺唐宗室辯護，這種以殺害爲善行的顛倒黑白的做法也只能以罪性本空的空宗妙理來解釋。有宗多與禅律結合，行重律範，不昧因果，且強調宴坐山林，超然世外，不願與統治者同流合汙，是故無法起到爲封建統治辯護的作用，這也是乖于治術的一個重要方面。
陳寅恪對于慈恩宗消歇的原因亦有解釋，他指出："釋氏之教，無父無君，與吾國傳統之學說，存在之製度無一不相沖突。輸入之後，若久不變易則決難保持。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長久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沈歇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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