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其講《金剛經》大意。因吳抱定以武力統一中國之幻想，大師遂因機施設方便，間闡佛門慈悲和平之旨。雖如此苦心，吳氏武力統一之野心仍沒有放棄，以致後來兵敗下野，入四川寄食。
4月13日，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大會在北京召開，推舉了理事。後又任命6人爲總籌備處幹事，全權負責選出參與東亞佛教大會的中華代表，又經反複與各地佛教團體協商，最終確定由持松大師、太虛法師、道階法師、李榮祥等26名僧俗爲代表，組成“中華佛教代表團”赴日參加東亞佛教大會。
入夏以來，鄂省久旱成災，當局多方祈禱，雨澤仍無。商埠督辦湯芗銘素重仰佛法，因與蕭督說密宗祈雨之靈驗，蕭氏當即委托其相請，遂將正于蘇州傳法之大師請回。大師乃于7月29日(陰曆六月初九)起，在寶通寺設孔雀壇作法，原預修七永日，修法叁日即霖雨大霈，歲賴以熟。湯氏以佛法有靈，且私下向蕭擔保叁日內必雨之事已遂，乃當夜即致電報告蕭氏，電文曰：
“雞公山蕭督辦鑒：此次持松法師，設壇祈雨，以密宗一切法器設備需時，改于二十九號即夏曆初九開壇，是日蒙臺駕親臨拈香，精誠所格，果于本日一時至六時送沛甘霖，未逾叁日之私望，尤以洪山一帶爲濃密，雖尚未普慶沾足，而雨勢未艾，繼續可期，秋成稍可挽救，佛力無邊，不可思議，與我公之精誠福德契應，天人同深感頌，知關廑注，特電奉聞。湯芗銘世叩。”
不久，豫督某煽謀，將不利于蕭耀南。蕭乃前往寶通寺，誠請大師啓建法會以禳之。大師遂再次修仁王法，卒告安谧。蕭睹此感應，知祯祥所致，遂皈向深虔，斥資巨萬，請大師主之，築法界宮、瑜祗堂，並購置各類法器，繪諸尊曼荼羅，建立真言密壇，擬就洪山寶通寺爲真言宗根本道場，樹國內風氣之先，使失傳千載之唐密在中國得以延續複興。
法界宮.tif
大師所設計、督造的法界宮(上面照片爲遺址)乃佛教密宗壇城，位于寶通寺正院後方，爲仿唐朝密宗金剛部“五曼荼羅”形式建造，宮內設木質密宗供養壇城，雕刻镂空，玲珑別致；周匝懸挂金、胎兩界曼荼羅繪像，色彩斑斓絢麗，蔚爲壯觀，攝人魂魄，並以五亭結頂，借以表示東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宮外前廊柱，刻有*輪和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雙層蓮瓣，殿前階下原有叁孔拱橋，橋外雙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別致。法界宮遺構至今尚存。
蓋中國佛教曆經唐武宗會昌法難(845－846年)，佛典圖像被毀壞，後各宗雖有中興，亦僅是相續而已。佛教在漢地廣泛流傳之法門，乃是持名念佛之淨土宗及不立文字之禅宗，此等宗派于修行中並不太注重道場的布置。法界宮橫空出世，複唐代以來未有之宏規，四衆驟見此絕妙莊嚴之密宗大壇城，學密之興趣倍增，得此密法無不激奮，對大師益加崇敬，盛贊其乃唐惠果和尚後第一人也！此後兩年中，先後受灌頂者數萬人，乃五代以來所未有也。
蓋中國佛教曆經唐武宗會昌法難(845－846年)，佛典圖像被毀壞，後各宗雖有中興，亦僅是相續而已。佛教在漢地廣泛流傳之法門，乃是持名念佛之淨土宗及不立文字之禅宗，此等宗派于修行中並不太注重道場的布置。湖北四衆而今驟見此絕妙莊嚴之密宗壇城，複唐代以來未有之宏規，盛贊大師乃唐惠果和尚後第一人也。衆善信學密之興趣倍增，得此密法無不激奮，皆崇敬與恭迎大師之歸來也。此後兩年中，先後受灌頂者數萬人，乃五代以來所未有也。
9月15日(陰曆七月二十八)，佛教通訊社全體大會在常熟興福寺召開，蒞會者有持松大師、慈舟法師等七十余人。上月初，浙江省政府通令各縣禁止已未成年之男女出家，及省黨部解散僧道尼姑團體之噩耗傳來，興福寺法界學院同仁乃有通訊社之組織，以征求中外佛教同胞之意見，共同商榷挽救之方法。佛教通訊社以聯絡各地佛化民衆、互通聲氣、磋商改良僧製、應付潮流爲宗旨，社址設于法界學院。佛教通訊社甫成立，而各省來函表示贊成加入者紛至，常熟本地笃信佛法之居士亦極熱心贊助，故當日蒞會者皆爲各地僧俗代表，大家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持松大師被公推爲大會臨時主席，他在大會上講道：“此時佛教前途非常危險，又遇浙江此次甚大風波，予由滬回常，適大家組織通訊社，宗旨在團結同志，共同維持佛法。予極端贊成。諸位長老大居士，不憚酷暑，熱心來會，對于本社宗旨，早已明了，無煩贅述。至本社工作之報告，各委員之提案，甚望各纾意見，詳細討論。”會上，大家就佛教通訊社的各個問題提交了若幹提案，並獲得一致通過。其中執行委員陳伯達居士特別提議，發行《特刊》尤爲當務之急，並請持松大師每月擔任文稿一二篇。緣于此，方有了1927年《晨鍾特刊》的創刊。
10月26日，出席東亞佛教大會的代表大部聚集于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另有倓虛法師、胡瑞霖等六代表由北京經朝鮮赴日。28日，聚集上海的代表乘長崎丸號出發，于船上正式組成“中華佛教代表團”，推選太虛法師、道階法師、王一亭、胡瑞霖爲團長，大師負責代表團的文牍，並撰寫《東亞佛教大會祝辭》。30日，抵達神戶，與倓虛等會合。日本政教各界對此次會議非常重視，進行了細致安排。31日，中華佛教代表團一抵達東京，即受到熱烈歡迎。
11月1日，東亞佛教大會隆重開幕，在各項致詞祝賀後，先推選大會的會長、副會長，決定由日本法相宗管長佐伯定胤僧正任會長，中國道階法師任副會長。接著，再推選教義研究部、教育事業部、教育宣傳部、社會事業部的理事各二人，並在叁天的時間裏，由各部分別開展研討交流。大師被推選爲教義研究部理事，他在報告中就佛教研究談了自己的見解，曰：
“研究佛教，當用佛之方法研究之。佛之方法爲何？曰：摧邪顯正而已。今之世不慮印度邪說之流行中日兩國，而中日兩國近時，所醉心狂嗜之歐西哲學，實爲光揚佛化之障，吾人欲截斷此等邪流，固不能不先事探索。夫既探得之後，即當用佛法之正理，一一摧奪之，然後方能主純粹佛法于不敗之地。每見今世學者，有以佛法附會西學者，是匪惟不能自立，抑足自殘而已。”
會議期間，大師與日方代表進行了廣泛交流，與著名學者南條文雄、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常盤大定、河口慧海等相交最深。經過深入交流研討，大會四部分別通過了各項決議，並以大會決議的形式，商定次年或後年籌備召開世界佛教大會，並確定中日各派聯絡員兩名，以利會後接洽。11月3日，大會閉幕。
自11月4日始，大師隨代表團至東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神戶等地考察：于東京帝國大學作《東亞人士對于歐美應盡之義務》演講；至京都南禅寺祭元代東渡傳法的一山禅師，作《京都南禅寺祭一山國師文》，並立碑紀念；在高野山，特地將金山穆韶阿阇黎介紹給太虛法師，穆韶阿阇黎作《弘法大師之佛教觀》演講，太虛法師以《金山教授之說與感想》回應；還參訪參觀了日光山*輪寺，德川幕府之東照宮，淺草寺觀音堂，日蓮宗立正大學，豐山宗教大學，覺王山日暹寺，福井永平寺，南禅寺，東大寺，法隆寺，帝寶博物館，大谷大學，熊野觀音寺，石山寺，比叡山延曆寺，叁井寺，黃蘖山萬福寺，信貴山毗沙門天密宗道場，興福寺，奈良博物館，淨土宗知恩院，建仁寺，高野山奧之院及靈寶館，四天王寺，祥福寺等。
代表團回返前夕，大師等又撰《赴東亞佛教大會中華代表團釋太虛釋持松釋道階釋倓虛徐森玉王一亭韓清淨胡瑞霖等二十六人留別日本諸佛教同袍文》、《中華佛教代表團謝日本佛教同胞公函》以示感謝。太虛法師、劉仁宣等于11月21日從神戶回國；道階法師及甯達蘊、張宗載轉道訪問臺灣；大師則仍留在日本，繼續學密。在送別吾國代表諸人後，大師方欲複返東京，從事所學，適有粵商關海籌居士新喪內助，遂應邀至其家爲之回向。次日，其兄省之居士囑其同事數輩，陪伴大師參訪須磨寺。
23日，大師回到東京，暫寄居于一食品店。店主老夫婦及兒女均信奉佛教，與大師在一次講經法會時結識，因敬重大師之氣質與勤奮好學，且欣賞其漢文與書法，得知大師欲留日學法，故熱情相邀，結下深厚友誼。老人對大師生活上關懷備至，修學上鼓勵支持，遂成忘年交。空閑時賓主常交流佛法，大師在此留下不少珍貴墨寶。後來大師歸國前來此告別時，老夫婦專門贈送一冊精致的紀念冊，粉紅色緞製封面上印有“六十壽誕”字樣，內有大師與他們全家的合影，並述及大師赴日求法與他們交往情況，由此可見他們感情之深。
稍後，師離開東京，往新瀉縣，從真言宗豐山派管長權田雷斧大僧正(見下圖)受學新義真言宗。雷斧大僧正深通顯密，尤精佛像繪畫藝術，著有《密教綱要》、《佛像圖鑒》、《真言密教法具便覽》等著作。師于此深受其益，對密宗及佛教藝術、壇場及法器布供等有了更深廣之認識。權田祖師見師穎悟精勤，努力異常，故傾囊以教，並以自己著述等相贈。
權田雷斧(1846－1934)，日本真言宗豐山派高僧，日本新瀉縣權田市人，早年出家，十一歲登豐山就學，二十六歲轉入曹洞宗，改名“雷斧”，號“天縱”，受“正法眼藏”；後學淨土宗。叁十二歲再上豐山，複籍真言宗，得傳法印信，受傳法灌頂；又于東叡山受臺密法曼院流傳法灌頂，于比叡山受叁昧院流傳法灌頂。其後，曆任豐山派管長、豐山大學校長、大正大學校長等職。曾于1924年至中國弘傳密教。著作有《密教綱要》、《佛像圖鑒》、《性相義學必須》、《說教能作因》、《曼荼羅通解》、《真言密教法具便覽》等書。
權田雷斧大僧正.tif
1926年，民國15年，丙寅，33歲
師修習至春末，悉地相應，得權田雷斧大僧正印可，遂于多聞院道場，入壇受金、胎兩部大灌頂，得“新義真言宗傳法院流相承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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