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噶丹派與額爾德巴派，矯正紅衣派之教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胡之真的《藏密法要》一書，則概括了藏密的幾種主要教授。
班班多吉是我國近年來自己培養起來的一位對藏傳佛教哲學有較深入研究的中年學者之一。他對密教哲學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拈花微笑——藏傳佛教哲學境界》一書中。此書按照密教和顯教二大體系，分別解說了藏傳佛教各派中的密教思想，如甯瑪派之“大乘”判教法中的密教思想的特點是第叁乘即菩薩乘中的內之細分中觀見，即他空了義中觀見和第九乘即大圓滿阿底瑜伽乘。“這二乘的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從本體論上主張心本即佛，佛性本有說，在方法論上都強調純任自然，不加造作，無爲而修的修持作風。此一思想在當時的藏傳佛教界風靡一時，蔚爲壯觀，成爲以後藏傳佛教諸多宗派無不信奉的教義。”又如薩迦派密教的思想都是圍繞著心來論說的，“把佛法全部歸之于一心之覺悟了。”“從更深的層次上來看，這種佛性背後，隱藏著心爲本體的思想，也就不但要認識到自心本具佛性，自心本來是佛，而且還要進一步認識到一切諸法皆依于心，皆從心生，皆自心出，即明了“成境爲心”的真理，把自心視爲萬法之本原。”對格魯派的密教思想，認爲“宗咯巴主張的破“二我執”、證“二無我”，面對的正是情感情緒的自我，從而使人超越一切消極的、否定的情感情緒，獲得安甯、平靜、自在的精神境界。在心體的意義上，返歸人的本真的情緒狀態。從這個意義上看，在宗咯巴的密教思想中又包含了某種存在主義的性格。”作者的這些研究，無疑豐富了密教哲學的內容，對未來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鑒。
4．曆史研究
關于密法正式傳入西藏和藏密形成的時間，是長期以來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至今仍無比較一致的意見，概括起來有叁種。第一種認爲，密法始傳于4世紀，藏密形成于9世紀；另一種堅持7世紀和11世紀；還有一種認爲，8世紀蓮花生等人入藏，標志著密法正式傳入。12世紀教派陸續創立，標志著藏密的形成。這些觀點散見于各種藏漢文佛教史籍中，沒有專題論文可籍參考。從學術角度來看，第叁種觀點比較可信。藏密的形成，標志了譯介、改造印度密教以及與西藏傳統文化相融合時期的結束。
關于藏密曆史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在整個藏學研究領域中占據著相當重要地位。由于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老一輩藏族學者的研究局限性很大，他們站在佛教正統立場上看問題，往往賦予曆史許多神話色彩，缺乏客觀敘述，影響了本世紀早期的研究。他們對于一些較重要的曆史事件和人物的神化解釋，很少進行考證和澄清。但是個別方面有新的突破，尤其對年代做了詳細考證。劉銳之的《密乘源流簡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74 )客觀地介紹和評述了金剛乘密法的曆史發展過程，認爲密法勃興于波羅王朝，達摩波羅王時，重建歐丹富多梨寺，新建毗玖羅摩屍羅 (超嚴寺)，奪那爛陀之席，蔚爲最高學府，主弘密乘，學者輩出。其中薩羅诃主弘“佛頂”，魯耶波主弘“遍行瑜伽母法”，婆婆缽主弘“喜金剛法”。此書的最大特點在于對曆史事件的客觀分析及對人物的正確評價，提出了曆代波羅王朝時期所發生的重大事情，廣采博搜，介紹超嚴寺各位大德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們所傳的主要密法，深刻分析了藏密的特點。
談延祚的《西藏密宗編年》，用編年體記述了上至3世紀的拉脫脫日年贊，下到本世紀60 年代，時間跨度1700年的藏密興衰史，涉及印度密教源流，藏密的形成、流派，向外傳播及重要人物等，內容極爲豐富。他認爲波羅王朝初期，在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思想鬥爭中，密教由隱密而顯揚。從7世紀至12世紀，是密宗大師活躍的年代，“正由于密宗的起而對抗，才形成500年偏安之局。直至回教軍隊勢力深入，密宗大師因政治因素紛紛避地。”關于藏密 (無上瑜伽密法)傳入中原的時間，作者確定爲元代。曆經明、清，藏密在曆朝統治階級中間流播，民間不得與聞。清代鼎革，自普仁、多傑覺波、九世班禅、諾那呼圖克圖、貢噶上師等相繼行化漢土，使藏密在漢地民間一時大盛，一時間修持、研究者湧現，但存在著理論與修持嚴重脫節的缺點，讀者可以從中了解藏密走過的基本曆程和發展線索。當然書中的有些年代和觀點還可以商榷。
黃心川先生是著名的東方哲學專家，他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在《中國密教的印度淵源》《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一文中，深刻論述了印度密教從“雜密”經“純密”、“左道密教”、“金剛乘”到“時輪教”的發展過程。在論及藏地密教時，提出了“印度密教與西藏密教發展的過程是平行的，在某一個時期還是同步的”觀點，強調西藏密教爲印度佛教的延伸部分。文字精煉，條理精晰，爲學界所重。李冀誠的《西藏佛教密宗》(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一書是以藏密爲全書重點和核心的通俗性著作，對西藏佛教密宗的發展，勾勒了一個清晰的輪廓。作者早年深入西藏調查，長期從事研究藏傳佛教，對藏密有較深的了解。認爲密教興起于佛寂後千余年的大乘佛教晚期。大乘佛教興起後，爲適應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轉而引進世俗的咒法觀念，漸將真言、密咒佛教化。密教傳入西藏後，與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獨樹一幟“藏密”。他與丁明夷合著的《佛教密教百問》，用通俗簡明的語言，深入淺出地介紹了有關藏密的基本知識，深受讀者的歡迎。李冀誠與許得存編著的《西藏佛教諸派宗義》分述了大圓滿、大手印、道果以及其它密法源流和基本思想。劉立千的《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 (民族出版社，1997年)一書，在概述甯瑪、噶舉、薩迦、覺囊、格魯等教派史的同時，對它們所修持的密法做了通俗的闡釋，對藏傳佛教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有很大幫助。李冀誠在《西藏研究》上發表了《西藏佛教密宗概述》 (1989年，第1期)一文，從印度密教的形成和興衰，傳入西藏的年代，藏密源流、藏密典籍、藏密義理、修習組織、製度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敘述，認爲藏密發展了印度密教，具有自己的傳承，“ 在所重經典、修習次第、儀軌、製度、神祇供奉等方面都有自己獨具的特點。”此外，這方面的文章還有：公覺旦增的《〈續部秘密藏〉所講基道果之含意略談》(藏文，《西藏佛教》1995年，第1期)、巴第·巴桑旺堆的《神奇的西藏密宗》《 (西藏民俗》，1995年，第2期)，高禾夫、李冀誠、林崇安的《密宗的傳承及其發展》等。
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尕藏加的《人類奧秘大開放——藏傳佛教密宗》一書，對藏密中的大圓滿、大手印、聲密等密法理論做了分析和論述，介紹了藏密重要典籍及各種法器、本尊神。李冀誠評論說：“該書是我國在藏傳佛教研究領域中所取得的一項突破性的新成果。”索南才讓(漢名許得存)的《西藏密教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是近年來國內唯一一部全面系統地論述藏傳密教的學術專著。書中充分利用藏文資料和中外學術界的科研成果，用新方法梳理了西藏密教的發展；詳細考察了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深刻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密典和流派思想特點；介紹了各種儀軌、製度以及向外傳播的原因，尋源究委，線索清楚，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在整體上突破了舊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把藏傳密教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填補了這方面的研究空白。
石世梁的《佛教密宗釋論》 (《西藏研究》1988年，第3、4期；1989年，第1期)一文，在更廣的範圍內論述了密教在印度、中國、日本的形成和發展，對密教四部提出了看法。他在《金剛乘佛教的幾點質疑》(《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一文中，分析了毗婁與《時輪根本續》、毗畦巴與《閻摩德迦續》的關系，提出了金剛乘佛教源于民間，那若巴晚生于瑪爾巴的觀點。南懷瑾的《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簡述》 (《菩提樹》81期，1959年)從文化史角度，簡述西藏佛教諸派及其特點。轉愚在《佛化新聞》上發表了《西藏密教概述》 (第25期，1942年)。此外，在《獅子吼》、《海潮音》、《菩提樹》和《內明》等刊物上，也發表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文章， 反映了港臺地區藏密研究方面的豐碩成果。在大陸，法尊、張建木等人撰文，則從宏觀上把握藏密，做出了突出貢獻。
5、典籍翻譯與研究
藏密典籍翻譯是藏密研究的基礎，此項工作開始于本世紀初。20年代，大勇法師的赴藏學法團培養造就了一批藏密學者。30年代，上海菩提學會譯經處成立，甘肅拉蔔楞寺的榮增堪布奉九世班禅之命主持譯經工作，組織人力將大量藏文經典翻譯成漢文，其中包括多部無上瑜伽部及各本尊法儀軌方面的典籍。法尊法師曾留學西藏哲蚌寺，熟悉藏文，顯密兼通，主持漢藏教理學院十余年，致力于藏傳佛教研究，譯籍豐厚，著作等身。他翻譯的密籍有《密宗道次第廣論》 (宗喀巴著)、《密宗道次第論》 (克珠傑)、《朵哈大手印口授》、叁部《朵哈藏論》、《見修行果之朵哈歌辭》、《略明正見論》、《大手印略文》、《大手印講義攝要》、《大手印口訣》、《大手印提示》、《大手印成佛六要》、《大手印十二種失道》、《大手印修持之教授》、《至尊彌拉日巴大手印開示》等，節譯了《集密五次第論》(龍樹著)和隆慶·智美歐色的《七寶藏論》，譯文流暢、准確，這是研究工作得以深入發展的基礎。能海法師曾兩次進藏學習密法，1949年在上海建立金剛道場，講授格魯派密法，並設譯經院，親自譯出《金剛大威德生圓滿二次第秘密伽陀》、《金剛大威德甚深道第二圓滿次第》、《大威德生起次第門津要》、《毗盧儀軌》等；釋碧松法師譯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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