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剛認識佛法的吐蕃人來說，寂護和蓮花生等人所傳的佛法深奧難懂，複雜繁瑣，而禅宗簡便易修，所以一經傳入即刻受到王室成員的高度重視，贊普王妃、姨母悉囊南氏及叁十多位大臣夫人，還有吐蕃高僧、蘇毗王子都紛紛從修，到摩诃衍那來時已有上千名信徒。

　　從占領敦煌開始到達磨贊普禁佛的幾十年中，吐蕃佛教處于全盛期，當時在敦煌活躍的漢僧因各種原因，通過不同的方式相繼入蕃，頓悟辯論中頓悟派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就是其中之一，他奉赤松德贊恩命，“遠追令開示禅門，及至邏娑”。從《大臣遺教》發現，參加頓漸辯論會的漢僧除摩诃衍那之外，還有禅定堪布蓋呼禅師(ke－hun－shan－shis)、禅定堪布曾禅師(dzid－shan－shis)、魏禅師(sbas－shan－shis)、戴吾禅師(devu－shan－shis真悟？)、唐桑禅師(thang－bzang－shan－shis)、韓塞禅師(han－ze－shan－shis)、阿熱雅熱格夏、堪布噶拉延巴爾馬(bkav－la－yan－par－ma)、堪布布瓊(bu－chung即上面的布曲)、喀禅師、藏禅師(dzang－shan－shis可能是上面的雜禅師)、葉禅師(yen－shan－shis)、阿禅師(a－shan－shis)、藍禅師、杭禅師(可能是上面的哈禅師)、甘禅師、那禅師(na－shan－shis)、葛禅師、大堪布底達姆達羅、哈雅烏傑禅師(可能是何亞吉禅師)、紀禅師、吉禅師、蒲多禅師、澤禅師、嚴禅師、韓禅師、席禅師(shi－shan－shi可能是星禅師)、海禅師(he－shan－shi)、拉禅師(la－shan－shis可能是郎禅師)、馬禅師等。[22]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譯師班智達遺教》所提到的人，藏文寫法略有不同。

　　大部分佛教史文獻說，頓悟派在和漸悟派的辯論中失敗後，摩诃衍那等漢僧離開了吐蕃，從此禁傳他們的禅法。但是，王錫的《頓悟大乘正理訣》則記載：印度僧人，即漸悟派僧人理屈詞窮，鋒芒推折，便勾結吐蕃大臣，誣陷摩诃衍那等漢僧謀結朋黨。這時，有吐蕃僧乞奢彌、屍毗羅摩等二人深信禅法，“爲法捐軀，何曾顧己，或頭燃熾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見朋黨相結，毀謗禅法”，遂以身殉法。又有叁十多位吐蕃僧人，他們深悟禅理，向贊普進言說：“若禅法不行，吾等請盡脫袈裟，委命溝壑”。于是贊普宣诏：“摩诃衍所開禅義，究暢經義，一無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習”。[23]早在赤松德贊幼年時禅宗無相法師(金和尚)的名字就出現在《拔協》中，隨著唐蕃交往加深禅法傳進吐蕃，逐漸引起統治階層的好感。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正是吐蕃大力弘揚佛教的時代，贊普將敦煌名僧召到身邊，加快了禅法的傳播速度，加深了影響力。由于語言上的互通，大大推動了唐蕃兩種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吐蕃佛教的發展。頓漸辯論之後，印度佛教雖然確立了對吐蕃佛教的主導地位，但是唐朝佛教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視的，更多的漢僧進入並留居吐蕃從事譯經傳法，也有大批吐蕃僧人來到敦煌，抄經譯經。日本的沖本克己在其《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獻的內容》一文中列舉了譯成藏文的禅宗文獻，如《楞伽師資記》、《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訣》、《二入四行論》、《曆代法寶記》、《諸禅師語彙》、《臥龍禅師安心出家十功德》、《降魔藏禅師安心法》等等。雖然藏譯時間尚不明確，可見禅宗對吐蕃的滲透。

　　從漢文史料得知，除上述唐僧外，還有不少不知名的漢地僧人在吐蕃活動。《德宗本記》記載：“叁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而還”。[24]《舊唐書。吐蕃傳》載：建中“叁年(782年)四月，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25]他們是壽昌陷落時被俘的。由于吐蕃人笃信佛教，被俘的唐朝將士遁入空門者也不少。如平涼劫盟時陷蕃的路泌，“在絕域累年，淒心于釋氏之教，爲贊普所重，待以賓禮”。[26]元和二年(807年)八月，吐蕃送還沒蕃僧惟良闡等四百五十人。赤德松贊和赤祖德贊兩位贊普執政期間，在吐蕃本部和所占領的敦煌地區開展大規模的抄經活動，參與此項活動者近千人，所抄經文主要是《無量壽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般若心經》以及問答集《大乘中宗見解》、《菩提達摩禅師觀門》等，抄經者大部分是漢族。

　　精通梵、藏、漢叁種文字的著名學者高僧管·法成在赤祖德贊朝就來到敦煌，太和七年(833年)左右住永康寺，翻譯佛經，注釋編輯漢文佛經；會昌二年(842)到甘州修多寺翻譯了《薩婆多宗五事論》和《諸星母陀羅尼經》；六年後(848年)住開元寺開始重點講授《瑜伽師地論》，悟真、明照、一真等敦煌名僧都聽他講經。據不完全統計，由法成翻譯的經籍有《金剛光明經》、《解深密經》、《楞伽阿波多羅寶經》、《入楞伽經》、《善惡因果報經》、《賢愚經》、《大寶積經被甲莊嚴會第七》、《大寶積經佛爲阿難說處胎會第十叁》、《大寶積經淨信童女會第四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還有幾部集錄和講義，共計有二十叁部，成爲唐蕃文化交流的使者。另外，他還對吐蕃在河西的漢譯藏的佛經進行過大量的校勘工作，爲唐蕃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

　　總之，以長安佛教爲主的唐朝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成立僧伽組織之前，在吐蕃活動的僧人主要是來自唐朝，雖然他們的活動範圍十分有限，但影響了不少人，對佛教大規模地傳入吐蕃奠定了基礎。建中二年(781年)以後，漢地僧侶來到吐蕃傳布佛教的人前後相望，絡繹不絕，他們所傳的禅宗的頓悟思想不僅在當時受到許多人信奉，而且繼續影響著吐蕃以後的藏傳佛教。現在看來，唐代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表現在寺廟建築(如桑耶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在建造過程中都采用了長安佛寺的風格)、譯經、思想、僧製等各個方面。

　　注釋：

　　[1]羅布江村、蔣永志著，雪域文化與新世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黃颢：《唐代漢藏文化交流》，載《藏學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7頁。

　　[3]道宣：《釋迦方志·遺迹篇第四》，中華書局，1983年，第14頁。

　　[4]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9～10頁。

　　[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16頁。

　　[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3頁。

　　[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4頁。

　　[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9頁。

　　[9]中村元：《中國佛教發展史》下冊，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60頁。

　　[10]巴臥·祖拉陳瓦：《賢者喜宴》上冊，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頁。

　　[11]《大正藏》，第2090號。

　　〖12〗

　　[13]桂·循努貝：《青史》上冊，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14]入華求法請益的韓國禅僧中，學成後留居的金和尚有叁位：資州金和尚、益州金和尚、鎮州金和尚。《拔協》和《賢者喜宴》所說的金和尚使之資州金和尚無相，他開元十六年(728年)來長安求法，後入蜀禮智诜與處寂兩位禅師，在成都化導衆生達20多年，倡導“叁句用心”的禅法，寶應元年(762)圓寂。他雖然沒有到過吐蕃，但對吐蕃佛教由間接影響。

　　[15]《賢者喜宴》上冊，第308頁。

　　[16]拔·塞囊《拔協》，佟錦華、黃布凡譯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9頁。

　　[17]關于舍人，《因話錄》卷四角部記載：“先是，(吐蕃)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爲力者，則呼爲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爲知漢書舍人”。

　　[18]尼瑪威色、打熱那他：《蓮花生傳》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08頁。

　　[19]《冊府元龜》卷980外臣部通好。

　　[20]《五部遺教》，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頁。

　　[21]趙曉星：《敦煌落蕃舊事》，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頁。

　　[22]《五部遺教》，第462～463頁。

　　[23]王錫：《頓悟大乘正理決》，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頁。

　　[24]《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

　　[25]《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四十六《吐蕃傳》。

　　[26]《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九《路隨》。

《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