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童仆及以财物，愿施三宝”。王亦许之。六百侍从亦放出家，然后公主，命将终尽”。[11]《于阗教法史》的记述虽略有不同，都指同一件事。《西藏王臣记》说：“自黎域请来佛教僧人供养，这时吐蕃尚无出家人”。《汉藏史集》的记载更加明确：“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此时，于阗国的佛法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镍等寺院，逃向赭面国。众比丘由驮载物品的牦牛引路，到达吐蕃的蔡吉地方。比丘中的长老向赭面国王报告，此赭面国王有一菩萨化身的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并问：还有比丘吗？比丘的堪布说：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还有许多比丘。于是王妃将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请来，安置在寺庙之中，很好地供养了三、四年”。〖12〗《青史》说：“赤德祖赞修建了扎玛珍桑等几座寺庙安置从黎域(于阗)请来的僧人”。金城公主于景云六年(710年)进藏，开元27年(739)去世，于阗逃难僧人来蕃的时间可能是735年左右。这一时期，大批的外来僧人散居在山南、拉萨等地的寺庙内，不可能连一点影响都没有，而且金城公主的侍从中也有不少僧人，如上文“六百侍从亦放出家”和《拔协》所说：赤德祖赞死后，玛尚仲巴杰禁佛，“拉萨的一个管理佛教经像塔的老和尚被驱逐回汉地”就证实了这一点。《青史》也说：“赤松德赞为王之时，名叫玛尚的大臣手握大权，不喜好佛法，将所有出家人驱逐到吐蕃以外的其他地方”。[13]《娘氏宗教源流》持同样说法。史料证明，当时吐蕃没有自己的出家僧人，驱赶的僧人可能大多数是汉僧(唐朝僧人)。金城公主带进来的和尚摩诃金达、贾伦噶坎译出《月王药珍》；金城公主发起的谒佛、支持佛僧的活动点燃了赤德祖赞及其一批贵族大臣的信佛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赞普派阐卡姆莱果夏和尼亚扎那姑玛热(亦作姆拉克谢与吉尼亚库马拉)去印度求法、遣桑西等人赴唐朝求经的举动。史料记载，桑西带着唐朝皇帝赏赐的一千部佛经回到吐蕃。虽然“一千部佛经”过于夸大，但说明这时候已经有不少汉文佛典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吐蕃。《汉藏史集》说：赤德祖赞时期修建了扎玛珍桑、噶曲、青浦、南热和玛萨贡五所寺庙，“汉人格谢哇译出《金光明经》和《业缘智慧经》”。黄颢说：“对于吐蕃社会中出现佛教来说，汉地佛教无疑起了重大影响，并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与汉地佛教紧密相关”。吐蕃虽然没有自己的僧伽组织，但佛教的基础已相当雄厚，影响巨大。这些从玛尚仲巴杰的禁佛可以得到证实。
赤松德赞王时代是吐蕃国力强大，“并且使佛教真正兴隆并确立国教地位的时代”。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有不少来自唐朝的僧人带来大批佛典并合作翻译成藏文，僧人往来传法，经籍流通不断，相互协作建塔造像，吐蕃派往唐朝求法请益活动的人远比前朝增多，唐朝佛教的影响日益加深。
赤松德赞本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采取一系列果决有力的措施弘扬佛教，先后颁布两次兴佛诏书，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并组织人力、物力翻译佛教经典，主持佛法辩论会，建造寺院。黄颢说“信佛思想的形成是因直接受汉人和汉地佛教的影响”。早期影响赤松德赞最深的两位人物是唐朝的桑西和随唐僧修法的拔塞囊。据史料记载，桑西是唐朝使臣巴德武之子(又说是随金城公主入藏的官吏马窦之子)，746年来吐蕃做赤松德赞德伴童。《拔协》说：王子四岁时，唐朝皇帝向其父派来了一位名叫巴德武的使节，“后者随身携带大量礼品，并由他的独生子唐朝舞蹈小青年(被称为禅师)陪同前往”。《贤者喜宴》也说赤松德赞自幼就有两位汉人相伴随，此即贾珠噶坎和桑西。754年，桑西被赤德祖赞派往长安请经，两年后带着唐玄宗所赐的礼品和《摧破一切羯磨经》、《佛说稻秆经》、《金刚经》等，按照金和尚[14]的教导向赤松德赞讲解十善法，“赞普了解了佛教的善行，心生信仰，接着学习《金刚经》，认识正见，信心培增。续修《佛说稻秆经》，领悟见行双运法，笃信佛法”。[15]
塞囊，法号益希旺波，第二任桑耶寺堪布，首批剃度为僧者。他曾为赤德祖赞的侍臣，早年从小昭寺的一位汉族和尚“学得修行教理，瞒着别人经常秘密修”。《拔协》记载：塞囊的一子一女同时死去，他想：“前几代国王都说佛法真实，到底如何，应该请教一下和尚。于是从坎室中叫出老和尚问道：前生后世之说，真实不真实”？[16]说明当时在吐蕃有不少汉僧，塞囊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塞囊趁在吉隆为官的机会去尼泊尔结识了中观瑜伽行派创始人寂护从学佛法，暗地里建议赤松德赞邀请寂护来吐蕃传法，他使赞普对佛法产生了信奉之念，坚定了信佛的决心。赤松德赞委任赛囊为司库，桑西为总领，章·嘉热勒斯为理财官，派去唐朝取经求法。可见，赤松德赞认识佛法并坚定信佛，采取信佛改革是与桑西、塞囊的努力分不开，对汉文化的了解也离不开留居吐蕃的书记官(舍人，或唐朝和尚)梅果。[17]有说梅果是来吐蕃传法的汉僧，究竟是何人，史书没有记载。《拔协》说：赞普让书记嘉梅果读汉文文书，然后又命桑西、梅果和阿难达翻译从唐朝带来的汉文佛典。后来，梅果在顿渐辩论中作为顿悟派代表纵火焚烧自身的头颅而亡。此事也得到了《贤者喜宴》和《顿悟大乘正理决》的证实。《贤者喜宴》说：顿渐正式辩论前，“汉地和尚梅果纵火焚烧自身的头颅，随即而死”。据《莲花生传》记载，当时能精通汉藏语文的人已相当多，他们当中汉僧译经者有帕桑、摩诃罗阇、德瓦、摩诃苏扎、诃热纳波、摩诃衍、毕洁赞巴(也说参加吐蕃译经的汉僧有程噶勒贡、拉隆鲁贡、郭高摩贡、玛尚梅果、马国莱)。[18]《拔协》说：赞普让大译师益希旺波(塞囊)、梅果、占迦勒果、拉隆鲁贡、琼波孜孜等人翻译梵汉文佛经。“又请来汉地和尚玛尚梅果翻译汉地佛经”。赤松德赞派人从唐朝请来的摩诃衍那(来蕃的汉僧几乎都叫此名，他和后来的顿悟派大师摩诃衍那可能是两个人)、东松冈瓦、摩诃波罗、尚底巴达虽然都是以翻译医典为主，但也翻译佛经。这一时期译成藏文的汉文佛典数量达到几十部。桑耶寺建成后专设“禅定菩提洲殿”供汉僧参禅之用，设妙吉祥洲殿，翻译汉文经典，并把汉译经典单独放在专设的经库内。
迄赤松德赞执政后期，唐朝系统的佛教实力巨大，来吐蕃传法的汉僧人数不断增加。时任赤松德赞侍从，后晋升为钵阐布的娘定埃增桑波在师事无垢友之前随一位汉族和尚习禅，日以继夜地修行，以擅长于修禅为荣。所以，他是受唐朝佛教影响较深的一位吐蕃高僧。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岁一更之”。[19]是年三月，良琇、文素二人随唐使万年令崔汉衡和判官监察御史常鲁到吐蕃传法。次年，吐蕃送还唐朝的战俘中就有僧人。据《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和《惠果和尚碑铭》记载，新罗僧人悟真与建中二年(781年)入华，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和尚学习密法，后自长安出发西行，经吐蕃至中天竺求《大毗卢遮那经》，贞元五年(789年)当他带着梵夹从原路返回时，不幸卒于吐蕃。虽然史料未说他在吐蕃的佛事活动，但这一“事实说明自贞观年间开辟的自唐到印度的吐蕃道直至此时仍可以通行”。《五部遗教》之《译师班智达遗教》所记的入蕃唐朝禅师有堪布邱伟(mjug－ spus)、堪布王丹海(Enghan－her)、堪布摩诃衍那、堪布降魔藏、顿悟堪布耿宏新(kun－hun－shen)、堪布泽禅师(dzi－shin－ sha)、堪布巴禅师(sbab－shan－shis)、堪布戴哲吴(des－ vgre－ vo)、堪布戴吾禅师(devu－shan－shis)、堪布桑塘禅师(zangs－thang－shan－shis)、堪布哈塞禅师(ha－ze－shan－shis)、堪布阿热雅热格夏(a－raya－rakisha)、堪布噶拉延(ka－la－yan)、堪布布曲(bu－chus)、堪布喀禅师(kha－shan－shis)、堪布杂禅师(dza－shan－shis)、堪布翟禅师(rdre－shan－shis)、堪布阿禅师(A－shan－shis)、堪布蓝禅师(len－shan－shis)、堪布哈禅师(ha－shan－shis)、堪布甘禅师(kan－shan－shis)、堪布泽禅师(dzi－shan－ shis)、堪布葛禅师(ki－shan－shis)、堪布何亚吉禅师(hyevu－gyivu－shan－shis)、堪布纪禅师(kyi－shan－shis)、堪布吉禅师(ci－shan－shis)、堪布蒲多禅师(phog－tog－shan－shis)、堪布严禅师(yan－shan－shis)、堪布韩禅师(han －shan－shis)、堪布星禅师(shin－shan－shis)、堪布哈耶卡禅师(hye－khas－shan－shis)、堪布郎禅师(lang－shan－shis)、堪布马禅师(ma－shan－shis)、堪布阿罗松曲(A－lo－gzong－chu)等。[20]说明在唐僧与印僧顿渐辩论开始之前，就有许多唐朝高僧来到吐蕃王廷，“他们或是传教说法，或是参加译经。汉地禅宗在吐蕃本土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与印度教派矛盾的白热化，两派不得不寻求一种解决的方式，于是便有了发生在吐蕃王廷的佛教大辩论”。[21]另从赤松德赞向敦煌僧人昙旷所问的二十二个问题不难看出，包括禅宗在内的唐朝佛教在吐蕃已经有很深的影响。对于刚…
《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