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刚认识佛法的吐蕃人来说，寂护和莲花生等人所传的佛法深奥难懂，复杂繁琐，而禅宗简便易修，所以一经传入即刻受到王室成员的高度重视，赞普王妃、姨母悉囊南氏及三十多位大臣夫人，还有吐蕃高僧、苏毗王子都纷纷从修，到摩诃衍那来时已有上千名信徒。

　　从占领敦煌开始到达磨赞普禁佛的几十年中，吐蕃佛教处于全盛期，当时在敦煌活跃的汉僧因各种原因，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继入蕃，顿悟辩论中顿悟派的代表人物摩诃衍那就是其中之一，他奉赤松德赞恩命，“远追令开示禅门，及至逻娑”。从《大臣遗教》发现，参加顿渐辩论会的汉僧除摩诃衍那之外，还有禅定堪布盖呼禅师(ke－hun－shan－shis)、禅定堪布曾禅师(dzid－shan－shis)、魏禅师(sbas－shan－shis)、戴吾禅师(devu－shan－shis真悟？)、唐桑禅师(thang－bzang－shan－shis)、韩塞禅师(han－ze－shan－shis)、阿热雅热格夏、堪布噶拉延巴尔马(bkav－la－yan－par－ma)、堪布布琼(bu－chung即上面的布曲)、喀禅师、藏禅师(dzang－shan－shis可能是上面的杂禅师)、叶禅师(yen－shan－shis)、阿禅师(a－shan－shis)、蓝禅师、杭禅师(可能是上面的哈禅师)、甘禅师、那禅师(na－shan－shis)、葛禅师、大堪布底达姆达罗、哈雅乌杰禅师(可能是何亚吉禅师)、纪禅师、吉禅师、蒲多禅师、泽禅师、严禅师、韩禅师、席禅师(shi－shan－shi可能是星禅师)、海禅师(he－shan－shi)、拉禅师(la－shan－shis可能是郎禅师)、马禅师等。[22]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译师班智达遗教》所提到的人，藏文写法略有不同。

　　大部分佛教史文献说，顿悟派在和渐悟派的辩论中失败后，摩诃衍那等汉僧离开了吐蕃，从此禁传他们的禅法。但是，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诀》则记载：印度僧人，即渐悟派僧人理屈词穷，锋芒推折，便勾结吐蕃大臣，诬陷摩诃衍那等汉僧谋结朋党。这时，有吐蕃僧乞奢弥、尸毗罗摩等二人深信禅法，“为法捐躯，何曾顾己，或头燃炽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见朋党相结，毁谤禅法”，遂以身殉法。又有三十多位吐蕃僧人，他们深悟禅理，向赞普进言说：“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壑”。于是赞普宣诏：“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义，一无差错，从今已后，任道俗依法修习”。[23]早在赤松德赞幼年时禅宗无相法师(金和尚)的名字就出现在《拔协》中，随着唐蕃交往加深禅法传进吐蕃，逐渐引起统治阶层的好感。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正是吐蕃大力弘扬佛教的时代，赞普将敦煌名僧召到身边，加快了禅法的传播速度，加深了影响力。由于语言上的互通，大大推动了唐蕃两种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吐蕃佛教的发展。顿渐辩论之后，印度佛教虽然确立了对吐蕃佛教的主导地位，但是唐朝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更多的汉僧进入并留居吐蕃从事译经传法，也有大批吐蕃僧人来到敦煌，抄经译经。日本的冲本克己在其《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一文中列举了译成藏文的禅宗文献，如《楞伽师资记》、《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二入四行论》、《历代法宝记》、《诸禅师语汇》、《卧龙禅师安心出家十功德》、《降魔藏禅师安心法》等等。虽然藏译时间尚不明确，可见禅宗对吐蕃的渗透。

　　从汉文史料得知，除上述唐僧外，还有不少不知名的汉地僧人在吐蕃活动。《德宗本记》记载：“三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将士八百人自吐蕃而还”。[24]《旧唐书。吐蕃传》载：建中“三年(782年)四月，放先没蕃将士僧尼等八百人归还，报归蕃俘也”。[25]他们是寿昌陷落时被俘的。由于吐蕃人笃信佛教，被俘的唐朝将士遁入空门者也不少。如平凉劫盟时陷蕃的路泌，“在绝域累年，凄心于释氏之教，为赞普所重，待以宾礼”。[26]元和二年(807年)八月，吐蕃送还没蕃僧惟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两位赞普执政期间，在吐蕃本部和所占领的敦煌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参与此项活动者近千人，所抄经文主要是《无量寿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般若心经》以及问答集《大乘中宗见解》、《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抄经者大部分是汉族。

　　精通梵、藏、汉三种文字的著名学者高僧管·法成在赤祖德赞朝就来到敦煌，太和七年(833年)左右住永康寺，翻译佛经，注释编辑汉文佛经；会昌二年(842)到甘州修多寺翻译了《萨婆多宗五事论》和《诸星母陀罗尼经》；六年后(848年)住开元寺开始重点讲授《瑜伽师地论》，悟真、明照、一真等敦煌名僧都听他讲经。据不完全统计，由法成翻译的经籍有《金刚光明经》、《解深密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入楞伽经》、《善恶因果报经》、《贤愚经》、《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第七》、《大宝积经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大宝积经净信童女会第四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还有几部集录和讲义，共计有二十三部，成为唐蕃文化交流的使者。另外，他还对吐蕃在河西的汉译藏的佛经进行过大量的校勘工作，为唐蕃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以长安佛教为主的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成立僧伽组织之前，在吐蕃活动的僧人主要是来自唐朝，虽然他们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但影响了不少人，对佛教大规模地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建中二年(781年)以后，汉地僧侣来到吐蕃传布佛教的人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所传的禅宗的顿悟思想不仅在当时受到许多人信奉，而且继续影响着吐蕃以后的藏传佛教。现在看来，唐代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表现在寺庙建筑(如桑耶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在建造过程中都采用了长安佛寺的风格)、译经、思想、僧制等各个方面。

　　注释：

　　[1]罗布江村、蒋永志著，雪域文化与新世纪[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黄颢：《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载《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

　　[3]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4]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9～10页。

　　[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6页。

　　[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3页。

　　[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4页。

　　[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49页。

　　[9]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下册，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60页。

　　[10]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上册，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11]《大正藏》，第2090号。

　　〖12〗

　　[13]桂·循努贝：《青史》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14]入华求法请益的韩国禅僧中，学成后留居的金和尚有三位：资州金和尚、益州金和尚、镇州金和尚。《拔协》和《贤者喜宴》所说的金和尚使之资州金和尚无相，他开元十六年(728年)来长安求法，后入蜀礼智诜与处寂两位禅师，在成都化导众生达20多年，倡导“三句用心”的禅法，宝应元年(762)圆寂。他虽然没有到过吐蕃，但对吐蕃佛教由间接影响。

　　[15]《贤者喜宴》上册，第308页。

　　[16]拔·塞囊《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9页。

　　[17]关于舍人，《因话录》卷四角部记载：“先是，(吐蕃)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力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

　　[18]尼玛威色、打热那他：《莲花生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19]《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20]《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21]赵晓星：《敦煌落蕃旧事》，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2]《五部遗教》，第462～463页。

　　[23]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页。

　　[24]《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

　　[25]《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吐蕃传》。

　　[26]《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九《路随》。

《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