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许得存

　　摘要: 藏传佛教分前宏期和后宏期两个发展阶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灭佛为止的近二百年间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鲁梅等十人从多康学法回来的978年作为后宏期的开始年，说明978年之前属于前 ...

　　藏传佛教分前宏期和后宏期两个发展阶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传入到朗达玛灭佛为止的近二百年间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鲁梅等十人从多康学法回来的978年作为后宏期的开始年，说明978年之前属于前宏期。佛教在传来过程中，其思想义理与活动方式方面不断地配合藏族的习俗、宗教观念以及仪礼等。经典的翻译也在筛选和删改，力求更适合于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风味，适应苯教文化。《雪域文化与新世纪》总结说：佛教在西藏传播的前宏期，一直受到强大的以本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抵制，直到莲花生把佛教的教义及修行与本教文化相结合，才初步打开了佛教传播的局面。但前宏期的传播尚处于启蒙阶段，而且注重在贵族上层中物色传播对象，特别是为了适应本土文化中本教以仪轨为主的宗教接受心理，在传播的同时，把密咒作为传播的重点。[1]这就是吐蕃佛教的特色。众所周知，佛教分别从南面的印度、尼泊尔和东方的唐朝传入吐蕃，顿渐之争或桑耶寺辩论前，唐朝长安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印度佛教的胜利使它取得了主导地位，唐朝佛教势力虽然有所减弱,但留下的影响仍然很大。下面通过一些零散的资料就唐朝长安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

　　黄颢先生曾撰文专门探讨唐蕃佛教关系，分初传、创立、发展三个时期考察。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在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奴隶制王朝，其东有唐朝，西有大食，北有突厥，南有天竺。同新兴的吐蕃王朝相比，唐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文化发达的大帝国。自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唐蕃双方建立了友好的甥舅关系，从而拉开了文化交流的序幕。长安自隋朝起已经是佛教弘传的中心，文成公主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佛教耳闻目染，她随身带来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和佛典，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并协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还同吐蕃人拉隆多吉贝将汉文佛典翻译成藏文。因此，学术界把文成公主的这些做法看成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象征。的确文成公主对佛教传入吐蕃有特殊贡献，“她的崇佛影响了松赞干布的信仰佛教。进而松赞干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从事佛事，由是汉地佛像、佛经、佛寺型制及汉僧进入吐蕃，促使吐蕃社会有了佛教的萌芽”。[2]藏史记载随文成公主来吐蕃的汉族医师有和尚摩诃第瓦和达摩郭迦等人，他们不仅翻译《医学大全》等医典，还翻译佛经。来蕃的汉僧除了留有姓名的这几个人外，可能还有其他和尚随来，负责为佛像上香点灯，诵经祈祷。《隆庆教法史》说：松赞干布时期请来印度学者拘萨罗、婆罗门香伽罗、迦湿尼罗的达努、尼婆罗尸利曼殊、汉地和尚摩诃提婆措(大天寿和尚)，译出了《宝云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宝集陀罗尼》等。《丹噶尔目录》收录了这几部经，其中《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白莲花经》被认为是公元九世纪的法成从汉文译藏的，而部分藏文佛教史籍则说始译于松赞干布，是否公元七世纪初译，九世纪由法成校对或重译？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还为西行求法的汉僧开辟了一条捷径，取道陆路的一部分僧人从长安出发后即经吐蕃入尼泊尔然后去印度，使吐蕃尼泊尔道成为当时赴印求法的主要陆路通道之一。据史料记载，此道开通时间当在公元639年，643年出使摩揭陀的唐朝使臣李义表和王玄策经此道去印度。《释迦方志》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条道的里程和经由的地方，“其东道者，从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北渡大河(黄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今青海乐都)。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今西宁)，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凤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今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拉萨西北)。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口旦苍法关(据足立喜六《唐代的吐蕃道》云：“其地为吐蕃与尼波罗边界有名之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3]吐蕃尼泊尔道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唐蕃与尼(尼泊尔)印(印度)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据《南海求法高僧寄归传》记载，从唐朝经此道往印度(天竺)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近十人，其中有人受到文成公主的资送。太州玄照法师(梵名般伽舍末底)曾与长安大兴善寺玄证法师处学梵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途经速利，过赌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北天竺)，渐向阇阑陀国……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4]玄照法师曾三次赴印度求法，此次经吐蕃道见文成公主的时间不太明确。

　　齐州道希法师曾“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5]道希经吐蕃道去印度的时间，传文中没有明言。但是，从玄太法师自印度返回行至土谷浑(吐谷浑)“奉道希法师，覆相引致，还向大觉寺”的记载知道，当在永徽年间(650～655)。玄太法师是新罗人，“永徽年内取土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礼菩提树，详检经论”。[6]还有新罗僧玄恪法师“与玄照法师贞观年中相随而至大觉寺”。[7]虽未说明经吐蕃道与否，玄照是贞观年中经吐蕃尼泊尔道去天竺的，他随玄照同行，可能到过吐蕃。

　　贞观年间，经吐蕃去印度的还有并州(太原)僧道生法师，他“以贞观末年，从吐蕃路往游中国(指中印度)，到普提寺，礼制底讫”。[8]归国行至泥波罗染病而卒。

　　新罗人慧轮法师，曾“奉敕随玄照法师西行，以充侍者”。传文没有明言是否经过吐蕃道，根据陈景富先生的研究，慧轮到过吐蕃并蒙受文成公主接待，后来玄照回国，他继续留在印度信者寺达七年之久，“薄闲《俱舍》”。

　　唐代经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还有道方、玄合、悟真等，前两人的事迹未见史料记载，悟真是公元九世纪经吐蕃道去印度的。

　　本文之所以花大篇幅介绍他们，意在通过他们说明吐蕃佛教在初创时期受到来自唐朝长安佛教影响的事实。史料没有说明经吐蕃尼泊尔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在吐蕃的宗教活动，但是当他们途经吐蕃时接待、资助、送行工作仅靠文成公主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肯定还有其他更多人的参与，唐僧们在小范围内讲经宣法是有可能的，他们的宗教活动不可能不对吐蕃人产生影响，不能排除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参加过吐蕃译经。

　　尽管自佛教传入至公元八世纪早期之前的近百年间尚未对吐蕃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我们无从查考当时吐蕃人对佛教的态度和学佛情况，也无法了解普通人所认识的佛教如何。由于文成公主的信佛和汉僧经由吐蕃道西去求法的影响，佛教被由以王廷为中心的贵族上流社会所认识并逐渐接受，“也很可能被利用为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工具，很可能发生过排佛与崇佛的矛盾与冲突”。[9]不然不可能把流行天花、发生自然灾害归为佛教带来的灾祸。但是，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文成公主的进藏和唐僧西行经吐蕃到印度求法为以后赤德祖赞派人去唐朝长安与印度求经、金城公主礼佛安置逃难来的于阗僧人、赤松德赞时期的佛法盛兴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二

　　芒松芒赞和赤都松父子统治的几十年里，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事关佛教方面并没有多少特殊的史料记载，因此我们也无从了解有哪些佛事活动(芒松芒赞时期文成公主健在)。进入八世纪，吐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进入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代，佛教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唐朝的又一位公主金城公主继文成公主之后嫁给吐蕃赞普，随来的汉僧不可能不多。史料记载，她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不动金刚佛像从所藏匿的地方寻出供于大昭寺，建立“谒佛之供”(zhal－mthong－gi－mchod－pa)，还将汉地的“七期荐亡”(bdun－tshigs)活动传到吐蕃，建造了“九顶正慧木屋寺”。《贤者喜宴》说：“(金城)公主说，吾之汉地，佛法兴旺，实行七七追荐，吐蕃尚不兴佛，亡论实可怜。于是凡有人殁，即行千供，始有为死者发丧行善之制”。[10]金城公主的做法促进了吐蕃佛教发展，在她去世之前几年，北方于阗佛教遭难，大批僧人纷纷南下吐蕃躲避，金城公主获悉后，建议赤德祖赞王修建了扎玛珍桑、噶曲等五座庙宇供他们居住。管·法成的《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和《于阗教法史》都作了详细记载，但是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事发生在文成公主时期。法成写道：“一切众僧至赤面国萨毗毗(tshal－byi)之境，时萨毗毗军当道节度多闻众僧从西来至，走白赤面王知。尔时彼王夫人(指金城公主)闻多众僧失土波进，白其王曰：“我辨畜承及以资具，愿请众僧来至赤面国”，王亦许之，以辨畜承。便迎众僧，至赤面国……时赤面国置七所寺，辨诸供具，常住人户信胜往曰，安置众僧住在七寺，后经三、四年，公主心上有恶疮出，病苦之时，公主白王：“妾因此疾终不得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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