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
許得存
摘要: 藏傳佛教分前宏期和後宏期兩個發展階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傳入到朗達瑪滅佛爲止的近二百年間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魯梅等十人從多康學法回來的978年作爲後宏期的開始年，說明978年之前屬于前 ...
藏傳佛教分前宏期和後宏期兩個發展階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傳入到朗達瑪滅佛爲止的近二百年間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魯梅等十人從多康學法回來的978年作爲後宏期的開始年，說明978年之前屬于前宏期。佛教在傳來過程中，其思想義理與活動方式方面不斷地配合藏族的習俗、宗教觀念以及儀禮等。經典的翻譯也在篩選和刪改，力求更適合于藏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風味，適應苯教文化。《雪域文化與新世紀》總結說：佛教在西藏傳播的前宏期，一直受到強大的以本教爲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抵製，直到蓮花生把佛教的教義及修行與本教文化相結合，才初步打開了佛教傳播的局面。但前宏期的傳播尚處于啓蒙階段，而且注重在貴族上層中物色傳播對象，特別是爲了適應本土文化中本教以儀軌爲主的宗教接受心理，在傳播的同時，把密咒作爲傳播的重點。[1]這就是吐蕃佛教的特色。衆所周知，佛教分別從南面的印度、尼泊爾和東方的唐朝傳入吐蕃，頓漸之爭或桑耶寺辯論前，唐朝長安佛教的影響遠大于印度佛教。頓漸辯論後，印度佛教的勝利使它取得了主導地位，唐朝佛教勢力雖然有所減弱,但留下的影響仍然很大。下面通過一些零散的資料就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
黃颢先生曾撰文專門探討唐蕃佛教關系，分初傳、創立、發展叁個時期考察。吐蕃是公元七世紀初在雅隆悉補野部落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奴隸製王朝，其東有唐朝，西有大食，北有突厥，南有天竺。同新興的吐蕃王朝相比，唐王朝已經是一個疆域遼闊，人口衆多，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強大，文化發達的大帝國。自從松贊幹布迎娶文成公主，唐蕃雙方建立了友好的甥舅關系，從而拉開了文化交流的序幕。長安自隋朝起已經是佛教弘傳的中心，文成公主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對佛教耳聞目染，她隨身帶來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和佛典，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並協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還同吐蕃人拉隆多吉貝將漢文佛典翻譯成藏文。因此，學術界把文成公主的這些做法看成是佛教正式傳入吐蕃的象征。的確文成公主對佛教傳入吐蕃有特殊貢獻，“她的崇佛影響了松贊幹布的信仰佛教。進而松贊幹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從事佛事，由是漢地佛像、佛經、佛寺型製及漢僧進入吐蕃，促使吐蕃社會有了佛教的萌芽”。[2]藏史記載隨文成公主來吐蕃的漢族醫師有和尚摩诃第瓦和達摩郭迦等人，他們不僅翻譯《醫學大全》等醫典，還翻譯佛經。來蕃的漢僧除了留有姓名的這幾個人外，可能還有其他和尚隨來，負責爲佛像上香點燈，誦經祈禱。《隆慶教法史》說：松贊幹布時期請來印度學者拘薩羅、婆羅門香伽羅、迦濕尼羅的達努、尼婆羅屍利曼殊、漢地和尚摩诃提婆措(大天壽和尚)，譯出了《寶雲經》、《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白蓮花經》、《寶集陀羅尼》等。《丹噶爾目錄》收錄了這幾部經，其中《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白蓮花經》被認爲是公元九世紀的法成從漢文譯藏的，而部分藏文佛教史籍則說始譯于松贊幹布，是否公元七世紀初譯，九世紀由法成校對或重譯？
文成公主與松贊幹布的和親，還爲西行求法的漢僧開辟了一條捷徑，取道陸路的一部分僧人從長安出發後即經吐蕃入尼泊爾然後去印度，使吐蕃尼泊爾道成爲當時赴印求法的主要陸路通道之一。據史料記載，此道開通時間當在公元639年，643年出使摩揭陀的唐朝使臣李義表和王玄策經此道去印度。《釋迦方志》比較詳細地描述了這條道的裏程和經由的地方，“其東道者，從河州(今甘肅臨夏)西北渡大河(黃河)，上漫天嶺，減四百裏至鄯州(今青海樂都)。又西減百裏至鄯城鎮(今西甯)，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裏至故承鳳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裏至清海(今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裏。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拉薩西北)。又南少東至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口旦蒼法關(據足立喜六《唐代的吐蕃道》雲：“其地爲吐蕃與尼波羅邊界有名之關”)，吐蕃南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叁鼻關，東南入谷，經十叁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羅國”。[3]吐蕃尼泊爾道的開通，極大地促進了唐朝與吐蕃、唐蕃與尼(尼泊爾)印(印度)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據《南海求法高僧寄歸傳》記載，從唐朝經此道往印度(天竺)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近十人，其中有人受到文成公主的資送。太州玄照法師(梵名般伽舍末底)曾與長安大興善寺玄證法師處學梵語，“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途經速利，過賭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北天竺)，漸向阇闌陀國……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4]玄照法師曾叁次赴印度求法，此次經吐蕃道見文成公主的時間不太明確。
齊州道希法師曾“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便暫舍”。[5]道希經吐蕃道去印度的時間，傳文中沒有明言。但是，從玄太法師自印度返回行至土谷渾(吐谷渾)“奉道希法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的記載知道，當在永徽年間(650～655)。玄太法師是新羅人，“永徽年內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論”。[6]還有新羅僧玄恪法師“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寺”。[7]雖未說明經吐蕃道與否，玄照是貞觀年中經吐蕃尼泊爾道去天竺的，他隨玄照同行，可能到過吐蕃。
貞觀年間，經吐蕃去印度的還有並州(太原)僧道生法師，他“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遊中國(指中印度)，到普提寺，禮製底訖”。[8]歸國行至泥波羅染病而卒。
新羅人慧輪法師，曾“奉敕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傳文沒有明言是否經過吐蕃道，根據陳景富先生的研究，慧輪到過吐蕃並蒙受文成公主接待，後來玄照回國，他繼續留在印度信者寺達七年之久，“薄閑《俱舍》”。
唐代經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還有道方、玄合、悟真等，前兩人的事迹未見史料記載，悟真是公元九世紀經吐蕃道去印度的。
本文之所以花大篇幅介紹他們，意在通過他們說明吐蕃佛教在初創時期受到來自唐朝長安佛教影響的事實。史料沒有說明經吐蕃尼泊爾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在吐蕃的宗教活動，但是當他們途經吐蕃時接待、資助、送行工作僅靠文成公主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肯定還有其他更多人的參與，唐僧們在小範圍內講經宣法是有可能的，他們的宗教活動不可能不對吐蕃人産生影響，不能排除他們當中的個別人參加過吐蕃譯經。
盡管自佛教傳入至公元八世紀早期之前的近百年間尚未對吐蕃的社會政治、經濟産生直接影響，我們無從查考當時吐蕃人對佛教的態度和學佛情況，也無法了解普通人所認識的佛教如何。由于文成公主的信佛和漢僧經由吐蕃道西去求法的影響，佛教被由以王廷爲中心的貴族上流社會所認識並逐漸接受，“也很可能被利用爲貴族之間權力鬥爭的工具，很可能發生過排佛與崇佛的矛盾與沖突”。[9]不然不可能把流行天花、發生自然災害歸爲佛教帶來的災禍。但是，不管真實情況如何，文成公主的進藏和唐僧西行經吐蕃到印度求法爲以後赤德祖贊派人去唐朝長安與印度求經、金城公主禮佛安置逃難來的于阗僧人、赤松德贊時期的佛法盛興奠定了非常紮實的基礎。
二
芒松芒贊和赤都松父子統治的幾十年裏，實行對外擴張政策，事關佛教方面並沒有多少特殊的史料記載，因此我們也無從了解有哪些佛事活動(芒松芒贊時期文成公主健在)。進入八世紀，吐蕃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進入有史以來最強盛的時代，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唐朝的又一位公主金城公主繼文成公主之後嫁給吐蕃贊普，隨來的漢僧不可能不多。史料記載，她將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釋迦牟尼不動金剛佛像從所藏匿的地方尋出供于大昭寺，建立“谒佛之供”(zhal－mthong－gi－mchod－pa)，還將漢地的“七期薦亡”(bdun－tshigs)活動傳到吐蕃，建造了“九頂正慧木屋寺”。《賢者喜宴》說：“(金城)公主說，吾之漢地，佛法興旺，實行七七追薦，吐蕃尚不興佛，亡論實可憐。于是凡有人殁，即行千供，始有爲死者發喪行善之製”。[10]金城公主的做法促進了吐蕃佛教發展，在她去世之前幾年，北方于阗佛教遭難，大批僧人紛紛南下吐蕃躲避，金城公主獲悉後，建議赤德祖贊王修建了紮瑪珍桑、噶曲等五座廟宇供他們居住。管·法成的《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和《于阗教法史》都作了詳細記載，但是學術界有人認爲這事發生在文成公主時期。法成寫道：“一切衆僧至赤面國薩毗毗(tshal－byi)之境，時薩毗毗軍當道節度多聞衆僧從西來至，走白赤面王知。爾時彼王夫人(指金城公主)聞多衆僧失土波進，白其王曰：“我辨畜承及以資具，願請衆僧來至赤面國”，王亦許之，以辨畜承。便迎衆僧，至赤面國……時赤面國置七所寺，辨諸供具，常住人戶信勝往曰，安置衆僧住在七寺，後經叁、四年，公主心上有惡瘡出，病苦之時，公主白王：“妾因此疾終不得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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