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童仆及以財物，願施叁寶”。王亦許之。六百侍從亦放出家，然後公主，命將終盡”。[11]《于阗教法史》的記述雖略有不同，都指同一件事。《西藏王臣記》說：“自黎域請來佛教僧人供養，這時吐蕃尚無出家人”。《漢藏史集》的記載更加明確：“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國王之時，奉行佛法。此時，于阗國的佛法已接近毀滅之時，于阗的一位年青國王仇視佛教，驅逐于阗國的比丘。衆比丘依次經察爾瑪、蚌、墨格爾、工鎳等寺院，逃向赭面國。衆比丘由馱載物品的牦牛引路，到達吐蕃的蔡吉地方。比丘中的長老向赭面國王報告，此赭面國王有一菩薩化身的王妃，是漢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請于阗國的比丘到吐蕃，並問：還有比丘嗎？比丘的堪布說：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爾還有許多比丘。于是王妃將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請來，安置在寺廟之中，很好地供養了叁、四年”。〖12〗《青史》說：“赤德祖贊修建了紮瑪珍桑等幾座寺廟安置從黎域(于阗)請來的僧人”。金城公主于景雲六年(710年)進藏，開元27年(739)去世，于阗逃難僧人來蕃的時間可能是735年左右。這一時期，大批的外來僧人散居在山南、拉薩等地的寺廟內，不可能連一點影響都沒有，而且金城公主的侍從中也有不少僧人，如上文“六百侍從亦放出家”和《拔協》所說：赤德祖贊死後，瑪尚仲巴傑禁佛，“拉薩的一個管理佛教經像塔的老和尚被驅逐回漢地”就證實了這一點。《青史》也說：“赤松德贊爲王之時，名叫瑪尚的大臣手握大權，不喜好佛法，將所有出家人驅逐到吐蕃以外的其他地方”。[13]《娘氏宗教源流》持同樣說法。史料證明，當時吐蕃沒有自己的出家僧人，驅趕的僧人可能大多數是漢僧(唐朝僧人)。金城公主帶進來的和尚摩诃金達、賈倫噶坎譯出《月王藥珍》；金城公主發起的谒佛、支持佛僧的活動點燃了赤德祖贊及其一批貴族大臣的信佛熱情。在這種情況下，才有贊普派闡卡姆萊果夏和尼亞紮那姑瑪熱(亦作姆拉克謝與吉尼亞庫馬拉)去印度求法、遣桑西等人赴唐朝求經的舉動。史料記載，桑西帶著唐朝皇帝賞賜的一千部佛經回到吐蕃。雖然“一千部佛經”過于誇大，但說明這時候已經有不少漢文佛典通過各種渠道傳到吐蕃。《漢藏史集》說：赤德祖贊時期修建了紮瑪珍桑、噶曲、青浦、南熱和瑪薩貢五所寺廟，“漢人格謝哇譯出《金光明經》和《業緣智慧經》”。黃颢說：“對于吐蕃社會中出現佛教來說，漢地佛教無疑起了重大影響，並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與漢地佛教緊密相關”。吐蕃雖然沒有自己的僧伽組織，但佛教的基礎已相當雄厚，影響巨大。這些從瑪尚仲巴傑的禁佛可以得到證實。
赤松德贊王時代是吐蕃國力強大，“並且使佛教真正興隆並確立國教地位的時代”。唐蕃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有不少來自唐朝的僧人帶來大批佛典並合作翻譯成藏文，僧人往來傳法，經籍流通不斷，相互協作建塔造像，吐蕃派往唐朝求法請益活動的人遠比前朝增多，唐朝佛教的影響日益加深。
赤松德贊本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仰者，他采取一系列果決有力的措施弘揚佛教，先後頒布兩次興佛诏書，诏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並組織人力、物力翻譯佛教經典，主持佛法辯論會，建造寺院。黃颢說“信佛思想的形成是因直接受漢人和漢地佛教的影響”。早期影響赤松德贊最深的兩位人物是唐朝的桑西和隨唐僧修法的拔塞囊。據史料記載，桑西是唐朝使臣巴德武之子(又說是隨金城公主入藏的官吏馬窦之子)，746年來吐蕃做赤松德贊德伴童。《拔協》說：王子四歲時，唐朝皇帝向其父派來了一位名叫巴德武的使節，“後者隨身攜帶大量禮品，並由他的獨生子唐朝舞蹈小青年(被稱爲禅師)陪同前往”。《賢者喜宴》也說赤松德贊自幼就有兩位漢人相伴隨，此即賈珠噶坎和桑西。754年，桑西被赤德祖贊派往長安請經，兩年後帶著唐玄宗所賜的禮品和《摧破一切羯磨經》、《佛說稻稈經》、《金剛經》等，按照金和尚[14]的教導向赤松德贊講解十善法，“贊普了解了佛教的善行，心生信仰，接著學習《金剛經》，認識正見，信心培增。續修《佛說稻稈經》，領悟見行雙運法，笃信佛法”。[15]
塞囊，法號益希旺波，第二任桑耶寺堪布，首批剃度爲僧者。他曾爲赤德祖贊的侍臣，早年從小昭寺的一位漢族和尚“學得修行教理，瞞著別人經常秘密修”。《拔協》記載：塞囊的一子一女同時死去，他想：“前幾代國王都說佛法真實，到底如何，應該請教一下和尚。于是從坎室中叫出老和尚問道：前生後世之說，真實不真實”？[16]說明當時在吐蕃有不少漢僧，塞囊與他們的關系非常密切。後來，塞囊趁在吉隆爲官的機會去尼泊爾結識了中觀瑜伽行派創始人寂護從學佛法，暗地裏建議赤松德贊邀請寂護來吐蕃傳法，他使贊普對佛法産生了信奉之念，堅定了信佛的決心。赤松德贊委任賽囊爲司庫，桑西爲總領，章·嘉熱勒斯爲理財官，派去唐朝取經求法。可見，赤松德贊認識佛法並堅定信佛，采取信佛改革是與桑西、塞囊的努力分不開，對漢文化的了解也離不開留居吐蕃的書記官(舍人，或唐朝和尚)梅果。[17]有說梅果是來吐蕃傳法的漢僧，究竟是何人，史書沒有記載。《拔協》說：贊普讓書記嘉梅果讀漢文文書，然後又命桑西、梅果和阿難達翻譯從唐朝帶來的漢文佛典。後來，梅果在頓漸辯論中作爲頓悟派代表縱火焚燒自身的頭顱而亡。此事也得到了《賢者喜宴》和《頓悟大乘正理決》的證實。《賢者喜宴》說：頓漸正式辯論前，“漢地和尚梅果縱火焚燒自身的頭顱，隨即而死”。據《蓮花生傳》記載，當時能精通漢藏語文的人已相當多，他們當中漢僧譯經者有帕桑、摩诃羅阇、德瓦、摩诃蘇紮、诃熱納波、摩诃衍、畢潔贊巴(也說參加吐蕃譯經的漢僧有程噶勒貢、拉隆魯貢、郭高摩貢、瑪尚梅果、馬國萊)。[18]《拔協》說：贊普讓大譯師益希旺波(塞囊)、梅果、占迦勒果、拉隆魯貢、瓊波孜孜等人翻譯梵漢文佛經。“又請來漢地和尚瑪尚梅果翻譯漢地佛經”。赤松德贊派人從唐朝請來的摩诃衍那(來蕃的漢僧幾乎都叫此名，他和後來的頓悟派大師摩诃衍那可能是兩個人)、東松岡瓦、摩诃波羅、尚底巴達雖然都是以翻譯醫典爲主，但也翻譯佛經。這一時期譯成藏文的漢文佛典數量達到幾十部。桑耶寺建成後專設“禅定菩提洲殿”供漢僧參禅之用，設妙吉祥洲殿，翻譯漢文經典，並把漢譯經典單獨放在專設的經庫內。
迄赤松德贊執政後期，唐朝系統的佛教實力巨大，來吐蕃傳法的漢僧人數不斷增加。時任赤松德贊侍從，後晉升爲缽闡布的娘定埃增桑波在師事無垢友之前隨一位漢族和尚習禅，日以繼夜地修行，以擅長于修禅爲榮。所以，他是受唐朝佛教影響較深的一位吐蕃高僧。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歲一更之”。[19]是年叁月，良琇、文素二人隨唐使萬年令崔漢衡和判官監察禦史常魯到吐蕃傳法。次年，吐蕃送還唐朝的戰俘中就有僧人。據《大唐青龍寺叁朝供奉大德行狀》和《惠果和尚碑銘》記載，新羅僧人悟真與建中二年(781年)入華，在長安青龍寺向惠果和尚學習密法，後自長安出發西行，經吐蕃至中天竺求《大毗盧遮那經》，貞元五年(789年)當他帶著梵夾從原路返回時，不幸卒于吐蕃。雖然史料未說他在吐蕃的佛事活動，但這一“事實說明自貞觀年間開辟的自唐到印度的吐蕃道直至此時仍可以通行”。《五部遺教》之《譯師班智達遺教》所記的入蕃唐朝禅師有堪布邱偉(mjug－ spus)、堪布王丹海(Enghan－her)、堪布摩诃衍那、堪布降魔藏、頓悟堪布耿宏新(kun－hun－shen)、堪布澤禅師(dzi－shin－ sha)、堪布巴禅師(sbab－shan－shis)、堪布戴哲吳(des－ vgre－ vo)、堪布戴吾禅師(devu－shan－shis)、堪布桑塘禅師(zangs－thang－shan－shis)、堪布哈塞禅師(ha－ze－shan－shis)、堪布阿熱雅熱格夏(a－raya－rakisha)、堪布噶拉延(ka－la－yan)、堪布布曲(bu－chus)、堪布喀禅師(kha－shan－shis)、堪布雜禅師(dza－shan－shis)、堪布翟禅師(rdre－shan－shis)、堪布阿禅師(A－shan－shis)、堪布藍禅師(len－shan－shis)、堪布哈禅師(ha－shan－shis)、堪布甘禅師(kan－shan－shis)、堪布澤禅師(dzi－shan－ shis)、堪布葛禅師(ki－shan－shis)、堪布何亞吉禅師(hyevu－gyivu－shan－shis)、堪布紀禅師(kyi－shan－shis)、堪布吉禅師(ci－shan－shis)、堪布蒲多禅師(phog－tog－shan－shis)、堪布嚴禅師(yan－shan－shis)、堪布韓禅師(han －shan－shis)、堪布星禅師(shin－shan－shis)、堪布哈耶卡禅師(hye－khas－shan－shis)、堪布郎禅師(lang－shan－shis)、堪布馬禅師(ma－shan－shis)、堪布阿羅松曲(A－lo－gzong－chu)等。[20]說明在唐僧與印僧頓漸辯論開始之前，就有許多唐朝高僧來到吐蕃王廷，“他們或是傳教說法，或是參加譯經。漢地禅宗在吐蕃本土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與印度教派矛盾的白熱化，兩派不得不尋求一種解決的方式，于是便有了發生在吐蕃王廷的佛教大辯論”。[21]另從赤松德贊向敦煌僧人昙曠所問的二十二個問題不難看出，包括禅宗在內的唐朝佛教在吐蕃已經有很深的影響。對于剛…
《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