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際由正題、副題兩部分組成。站在上述考察的立場上,我認爲這個觀點基本上可以成立。有意思的是,據我的印象,中國古代書籍似乎沒有正題、副題之分,這種取名方法是近代西學東漸以後才有的。如果上述觀點可以成立,則正題、副題的取名法,在古代已經出現了。——哪怕只是一個特例也罷。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上,敦煌本《壇經》的副題與它的原題最接近,而它的正題是後來産生的。我認爲很可能是神會滑臺大會與北宗爭正統以後出現的。這與敦煌本《壇經》本屬神會系傳本也正相吻合【方廣锠:《談敦煌本〈壇經〉標題的格式》,載《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144頁。】。
我的基本觀點在上文已經表明,即:第一、敦煌本《壇經》的副題産生在前,與原題最接近;而正題産生在滑臺大會之後。第二、敦煌本《壇經》是神會系的傳本。這兩個問題相互關聯,下面簡單談談。
敦煌本《壇經》的標題甚爲冗長,這樣風格的標題,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很少見到。主要因爲它由正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與副題“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兩個部分組成。那麼,《壇經》最早的標題是否就是像敦煌本這樣,有兩個部分呢?
現知的《壇經》傳世本,除敦煌本外,有惠昕本系統、契嵩本系統的傳本存世。惠昕本是惠昕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改編的本子,它當初的標題是什麼,現在已經很難考證。但屬于惠昕本系統的日本京都興聖寺本的標題作“六祖壇經”;也屬于惠昕本的日本石川縣大乘寺本及金山天甯寺本的標題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由契嵩于至和叁年(1056)改編的契嵩本系統標題基本作“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些標題都比較樸實,大體相當于敦煌本的副題。但這些本子出現得比較晚。在唐代,《壇經》是否還有別的名稱呢?
日本入唐僧圓仁(794~864)撰于承和十四年(847)的《入唐新求聖教目錄》著錄了一部《壇經》,作:
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寶記檀經一卷,門人法海譯【《大正藏》卷五五,1083b。集記者原作“沙門入法譯”,據校記改。】。
據說,在朝鮮古刊本中也有得自唐代的《壇經》,標題與圓仁本相近,作:
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釋沙門法海集【參楊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234頁。】。
上述標題與敦煌本的正題、副題都不一樣。但比較而言,上述標題的前半部分與副題的前半部分有所相同。
日本入唐僧圓珍(814~891)于大中八年(854)所記《福州溫州臺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也載有《壇經》一部,作:
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師壇經一卷,門人法海集【《大正藏》卷五五,1095a。】。
在圓珍大中十一年(857)所撰《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中,以及大中十二年(858)所撰《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再次著錄了這部《壇經》:
曹溪能大師壇經,一卷【《大正藏》卷五五,1100c。《大正藏》卷五五,1106b。其中《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將“壇經”寫作“檀經”。】。
圓珍著錄的這兩個名稱,與敦煌本的副題比較接近。圓珍在兩個不同的目錄中,對同一部經典,著錄了兩個不同的名稱。這或者可以用一繁一簡來解釋,但也說明當時對《壇經》的稱呼還有一定的隨意性。
上面幾條都是唐代的資料。撰寫于日本寬治八年(1094),相當于中國北宋紹聖元年的《東域傳燈目錄》對《壇經》的著錄,就變成:
六祖壇經,二卷【《大正藏》卷五五,1164c。】。
這與契嵩本以及我國北宋起開始流通“六祖壇經”這一名稱是一致的。
綜合上述資料,我認爲,與諸多其他標題相比,敦煌本《壇經》的副題“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就其形態而言,最爲質樸。這個標題,即使不是《壇經》最早的標題,也與最早的標題最爲接近。
惠能逝世後,神會主張以《壇經》傳宗,攜帶著《壇經》北上。滑臺大會上,神會指斥神秀系“師承是旁,法門是漸”,標榜自己的南宗才是正統,頓教才是無上法門,所以爲《壇經》另立標題,也就是敦煌本《壇經》的正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這個標題是在激烈的論辯中産生的,因此有“最上大乘”之類充滿戰鬥性的風格。神會系的禅宗後來傳到敦煌,神會系的《壇經》也傳到敦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本子。
神會只是惠能的弟子之一。惠能的其他弟子也依據《壇經》傳播惠能的思想。圓珍著錄的《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師壇經》、《曹溪能大師壇經》這兩個名稱,顯然是從“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這類名稱中化出。後代惠昕本的“六祖壇經”、“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契嵩本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也都是從這一名稱轉化來的。
圓仁著錄的“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師說見性頓教直了成佛決定無疑法寶記檀經”與敦煌遺書中發現的一批禅宗南宗文獻的標題風格一致,可見是在南宗席卷中華大地時,有人仿照南宗文獻的風格改編的。它與敦煌本顯然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應該是惠能其他弟子所依據的傳本。
也就是說,通過對《壇經》標題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敦煌本《壇經》並非最早的《壇經》傳本,而只是神會系的傳本。當時,與神會系《壇經》同時流傳的,還有其他一些《壇經》傳本。這或者能夠解釋後代《壇經》歧雜多樣的原因。
我國胡適曾經提出,敦煌本《壇經》是神會編纂的。他的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學術界的贊同。但是,胡適的確發現了敦煌本《壇經》與神會系具有的密切關系。在敦煌本《壇經》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內證,證明該本曾經神會系僧人的改纂。關于這一點,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進行過論述,本文在此從略。本文對敦煌本《壇經》標題的研究,也證明該本確爲神會系的傳本。
六、原始資料
下面將諸種敦煌本《壇經》的首章錄文如下,以爲參照。
敦博本:
001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于韶//
002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斯本:
001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
002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003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旅博本:
001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
002“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
003“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
[方廣锠,1948年生,江蘇邗江人。1988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系哲學博士學位。現爲該院佛教研究室研究員,主任,河北禅學研究所學術委員。發表有《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般若心經譯注集成》、《敦煌學佛教學論叢》、《印度禅》、《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合著)等專著。]
《敦煌本《壇經》首章校釋疏義》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