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际由正题、副题两部分组成。站在上述考察的立场上，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可以成立。有意思的是，据我的印象，中国古代书籍似乎没有正题、副题之分，这种取名方法是近代西学东渐以后才有的。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则正题、副题的取名法，在古代已经出现了。——哪怕只是一个特例也罢。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与它的原题最接近，而它的正题是后来产生的。我认为很可能是神会滑台大会与北宗争正统以后出现的。这与敦煌本《坛经》本属神会系传本也正相吻合【方广锠：《谈敦煌本〈坛经〉标题的格式》，载《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144页。】。
我的基本观点在上文已经表明，即：第一、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产生在前，与原题最接近；而正题产生在滑台大会之后。第二、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系的传本。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下面简单谈谈。
敦煌本《坛经》的标题甚为冗长，这样风格的标题，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少见到。主要因为它由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两个部分组成。那么，《坛经》最早的标题是否就是像敦煌本这样，有两个部分呢？
现知的《坛经》传世本，除敦煌本外，有惠昕本系统、契嵩本系统的传本存世。惠昕本是惠昕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改编的本子，它当初的标题是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属于惠昕本系统的日本京都兴圣寺本的标题作“六祖坛经”；也属于惠昕本的日本石川县大乘寺本及金山天宁寺本的标题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由契嵩于至和三年(1056)改编的契嵩本系统标题基本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标题都比较朴实，大体相当于敦煌本的副题。但这些本子出现得比较晚。在唐代，《坛经》是否还有别的名称呢？
日本入唐僧圆仁(794～864)撰于承和十四年(847)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着录了一部《坛经》，作：
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门人法海译【《大正藏》卷五五，1083b。集记者原作“沙门入法译”，据校记改。】。
据说，在朝鲜古刊本中也有得自唐代的《坛经》，标题与圆仁本相近，作：
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释沙门法海集【参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234页。】。
上述标题与敦煌本的正题、副题都不一样。但比较而言，上述标题的前半部分与副题的前半部分有所相同。
日本入唐僧圆珍(814～891)于大中八年(854)所记《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也载有《坛经》一部，作：
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门人法海集【《大正藏》卷五五，1095a。】。
在圆珍大中十一年(857)所撰《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以及大中十二年(858)所撰《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再次着录了这部《坛经》：
曹溪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藏》卷五五，1100c。《大正藏》卷五五，1106b。其中《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将“坛经”写作“檀经”。】。
圆珍着录的这两个名称，与敦煌本的副题比较接近。圆珍在两个不同的目录中，对同一部经典，着录了两个不同的名称。这或者可以用一繁一简来解释，但也说明当时对《坛经》的称呼还有一定的随意性。
上面几条都是唐代的资料。撰写于日本宽治八年(1094)，相当于中国北宋绍圣元年的《东域传灯目录》对《坛经》的着录，就变成：
六祖坛经，二卷【《大正藏》卷五五，1164c。】。
这与契嵩本以及我国北宋起开始流通“六祖坛经”这一名称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资料，我认为，与诸多其他标题相比，敦煌本《坛经》的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就其形态而言，最为质朴。这个标题，即使不是《坛经》最早的标题，也与最早的标题最为接近。
惠能逝世后，神会主张以《坛经》传宗，携带着《坛经》北上。滑台大会上，神会指斥神秀系“师承是旁，法门是渐”，标榜自己的南宗才是正统，顿教才是无上法门，所以为《坛经》另立标题，也就是敦煌本《坛经》的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标题是在激烈的论辩中产生的，因此有“最上大乘”之类充满战斗性的风格。神会系的禅宗后来传到敦煌，神会系的《坛经》也传到敦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
神会只是惠能的弟子之一。惠能的其他弟子也依据《坛经》传播惠能的思想。圆珍着录的《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曹溪能大师坛经》这两个名称，显然是从“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这类名称中化出。后代惠昕本的“六祖坛经”、“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契嵩本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都是从这一名称转化来的。
圆仁着录的“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一批禅宗南宗文献的标题风格一致，可见是在南宗席卷中华大地时，有人仿照南宗文献的风格改编的。它与敦煌本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应该是惠能其他弟子所依据的传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坛经》标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敦煌本《坛经》并非最早的《坛经》传本，而只是神会系的传本。当时，与神会系《坛经》同时流传的，还有其他一些《坛经》传本。这或者能够解释后代《坛经》歧杂多样的原因。
我国胡适曾经提出，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编纂的。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但是，胡适的确发现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系具有的密切关系。在敦煌本《坛经》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内证，证明该本曾经神会系僧人的改纂。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进行过论述，本文在此从略。本文对敦煌本《坛经》标题的研究，也证明该本确为神会系的传本。
六、原始资料
下面将诸种敦煌本《坛经》的首章录文如下，以为参照。
敦博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00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斯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003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旅博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
003“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方广锠，1948年生，江苏邗江人。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系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院佛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河北禅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发表有《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印度禅》、《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合着)等专着。］
《敦煌本《坛经》首章校释疏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