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義學、義漿、義冡等。
如《叁國志
吳書
劉繇傳》記載，笮融信佛後，“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裏。人民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可見笮融的布施事業。司州西寺的令宗尼，在東晉孝武帝年間，對于生病、貧困的百姓，令宗“傾資赈給，告乞人間，不避阻遠，隨宜贍恤” ；劉宋時代的道猛(411-475)，“隨有所獲，皆赈施貧乏，營造寺廟” ；宋孝武、文帝、明帝皆尊崇的法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 ；陳代興皇寺法朗(507-581)，“所獲檀嚫，充造經像，修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 。可見，僧尼以及富裕的在家佛教徒在佛教慈悲與福田思想的感召下，實踐布施法門，救濟貧窮。
在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天災戰亂頻仍，從城市至農村，常是一片悽慘景象。如北齊武平六年(575)八月，冀州、定州、趙州、幽州、滄州、瀛州等地區發生水災，《北齊書
後主紀》記載：“七月(576)春正月壬辰，诏去秋以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 ，政府發動寺院及有財力的人共同救濟受災人群。受佛教影響，從事義葬、義食及醫療活動的人在北朝社會上也不罕見。據北齊時的《標異鄉義慈惠石柱》的記載，北魏末年今河北定興一帶飽經戰亂，以王興國爲首的一些平民佛徒，哀憫無人收埋的枯骨，先是開始收集涿水兩岸無主的屍骨，聚在一處，共做一墳，稱爲“鄉葬”。後又在鄉葬墓所提供“義食”，接濟路經此地的返鄉流民，還建立了“義堂”，作爲供應義食的場所。這時他們的救濟活動已經長期化了。此後有昙遵法師及其弟子加入，救濟活動影響更大，還增加了新的救濟項目，開始提供醫療服務。武定四年(546)，因官道西移，義所隨之西移，此時又得到嚴氏家族施舍的土地田園，經濟實力更強。齊天保八年(557)曾救助過築長城的民夫，河清叁年(564)接濟過遭水災的饑民。這群人的救濟活動前後綿延四十年 。
鑿井修橋是佛教徒倡導的一項福業。如四川福緣道場僧淵(519-602)，“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發心培植福業，向孤獨者廣行布施。《續高僧傳
僧淵傳》說：
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于南路欲架飛橋，則扣此機，衆事鹹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叁鐵镦，長八九尺，徑叁尺許，人號鐵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頃便祈禱，方爲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镦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
僧淵感歎過江溺水，于是發願建造吊橋。如《續高僧傳
那連提黎耶舍傳》說：“所獲供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多造義井，親自漉水，津給衆生……又收養厲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 。可見，那連提黎耶舍的慈善事業種類非常多，有供僧、濟貧、造義井、收養病人等。
鑿井修橋必須集聚大衆的力量，所以通過“邑”、“義”等組織形式而展開，成爲南北朝佛教徒從事慈善事業的主要形式。如北朝興和四年(542)十月八日《李氏合邑造像碑文》記載：
複于村南二裏，大河北岸，萬路交過，水陸俱要，滄海之濱，攸攸伊洛之客，亦屬徑春溫之苦渴，涉夏暑之炎， 愍茲行流，故于路旁造石井一口，種樹兩十根，以息渴乏。……斯等邑人，置立方處。方處臨河，據村南東。平原顯敞，行路過逢。人瞻來仰，府設虔恭。唅吼發心，報福是锺。
李氏豪族率領村人在村外東南方二裏，大河的北岸，水路交通要沖之地打造義井一口種樹二十顆， 供應旅客飲水休息之用。使村外行路過逢的遊子，也能蒙受《法華》菩薩行的恩澤，也因而能更進一步踏入村廟中來瞻仰佛菩薩像，並虔誠的發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報。法華邑義的社會公益活動，其更究竟的目標系導引一切衆生，皆能同住贍養的極樂世界中。 佛教慈善事業的動力與歸宿，皆來自其佛教信仰，現世能消災求福，死後則往生淨土。
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549)，由一群僧人和佛教信徒在武德郡(今河南沁陽東南)修複一座舊橋，並建佛像立碑記其事，碑額便作《武德于府君等義橋石像之石碑》。碑記：
大魏武定七季歲次己已，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已建。楊膺寺、金城寺、雍城寺、恒安寺、苟冢寺、朱營寺、管令寺諸師等見風燭以生悲，睹泡沫而興歎，遂乃落發，以囗囗門，抽簪而囗梵徹，嗟往還巨難，愍揭厲多辛，鹹施材木，構造橋梁。楊膺寺發善之源，以爲橋主。
碑文之前半如同一般造像碑文先敘佛教之要旨，而後形容武德郡之沿革、山川，守令之德政美風、修橋建碑之事，只有在碑文的頌文之後附記的一小段文字，才揭露了修建此橋之主動者其實爲寺院之僧人。在碑陰題名的二百六十余人中，前兩列全是地方守令和大小職官之名，第叁列以下才地方百姓之名，可能是出力建橋的“營橋人”，至于捐施材木建橋的七個寺院的僧人則都未列名其間。關于此一可怪現象，《金石萃編》的作者有一針見血之論：“文末年月後列七寺，以紀施材木之功，而楊膺寺爲橋主，列于首。然則建橋乃各寺之緣，立碑則歸美于守令也”。修橋鋪路等慈善事業，具有政府公共建設的性質，所以經常有地方政府參與其中。但是，由于寺院擁有衆多的信徒，因此寺院僧人出面募集資金人力，則其功易成。這個造橋碑文雖然題爲《武德于府君等義橋石像之碑》，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地方官的德政，實則碑文中明白地指出此系寺院僧人之功。 修橋必須集衆人之力，碑文中稱“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毂”，在其贊詞中說“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浃，斯構已宣”。可見，是寺院僧人主導了這次的修橋活動，地方政府參與其中，集百姓之力而成。
治病療傷是南北朝佛教僧尼從事的慈善事業之一。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印度、西域等地的醫學以及咒術皆在中國的社會廣泛流傳。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等律藏諸書，對疾病的種類與原因，乃至治療方法或藥劑等皆有所涉及。同時，僧人在禅修過程中，因坐禅方法不對，或招致風寒，也容易致病，所以禅經如《治禅病秘要經》等有不少有關醫藥的記載。另外，如《金光明經
除病品》對醫學有詳細的記載。在《隋書
經籍志》中，記載有釋道洪《寒食散對療》一卷、釋智斌《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慧義《解寒食散論》二卷、《雜散方》八卷、釋僧深《藥方》二十卷、釋莫滿《單複要驗方》二卷、《釋道洪方》一卷、釋昙鸾《療百病雜丸方》叁卷、《論氣治療方》一卷、于洪開《議論備予方》一卷、釋僧匡《針炙經》一卷等 ，這些醫書體現了中國佛教醫學的水平。
南北朝僧人所掌握的醫學知識，不僅包括佛教醫學，很大一部分是中國傳統的醫療知識，另外宗教性的咒術和忏悔儀式也是僧人用來治病的方法。醫方明作爲五明之一，成爲僧人的必備知識，所以印度、西域東來的出家人，許多皆具有豐富的醫學知識。如佛圖澄“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 ，石虎的兒子石斌，暴病而亡，佛圖澄取楊枝咒願，于是得以病複。單道開能夠救治眼病，受到石虎的優遇。竺法曠工神咒，巧醫術，當時疫病流行，竺法曠遊行各村落，爲病患百姓持咒愈疾。 于法開、開道邃同爲于法蘭弟子，均精于醫術，特別是于法開“祖述耆婆，妙通醫法” 。隨著僧人行醫的增多，在五世紀時，道恒《釋駁論》中引述了當時人對僧人的批評：“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 。六世紀中國撰述的經典《像法決疑經》描述僧人以咒術、針炙和傳統的醫藥爲人治病：
何故未來世中一切俗人輕賤叁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或誦咒術，以治他病；……或行針灸種種湯藥，以求衣食。
僧人從事醫療活動，精于醫方，俗人亦向僧人學習醫術。如北魏太武帝始光叁年(426)，宋、魏交戰，魏南安太守李亮向宋朝投降。李亮在北魏時就對醫學稍有涉獵，投宋以後，在彭城向沙門僧坦學習醫方，“略盡其術，針炙授藥，莫不有效” ，後來竟成爲聲譽遠播的名醫。
僧尼兼習醫術，在醫療救濟作爲福田，推動了佛教醫療機構的發展。如南齊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 ，這是救濟染患一切疾病窮人的收容所，《竟陵文宣王弗內施藥記》的內容應該是關于六疾館的施藥問題 。北齊沙門昙衍，“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 ；靈裕“自前後行施，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療繁多” ；這些僧人的醫療慈善事業，無疑大大地利益了當時的民衆。
僧人從事醫療活動，必須在寺院貯藏藥材，稱爲“藥藏”，以便隨時施濟前來求醫者。“藥藏”起源于印度，阿育王在王城的四個城門邊作“藥藏”，其中滿藏著藥草，每天用錢一萬購買藥材，以濟施病人。 寺院貯藏藥材，同時又有懂得醫方的僧人，寺院無疑具有醫院的意味。宋末齊初，建康鍾山靈根寺法穎(？-482)，受宋孝武帝和齊武高帝的尊敬禮遇，賞賜生活物品和費用，同時亦受到許多信徒的供養，法穎用這些在長幹寺建造經像和設置“大藥藏”。 《出叁藏記集》卷十叁收有《靈根寺類(穎)律師始造藥藏記》，應該即是記載法穎造藥藏的緣起與經過。 陳朝時流行疾疫，百姓病死者衆，當時天臺山僧人慧達(？-610)在都城建康大寺建“大藥藏”，“須者便給，拯濟彌隆”。 寺院施藥，設立診所，成爲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
《南北朝佛教的社邑與慈善事業》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