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义学、义浆、义冡等。
如《三国志
吴书
刘繇传》记载，笮融信佛后，“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民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可见笮融的布施事业。司州西寺的令宗尼，在东晋孝武帝年间，对于生病、贫困的百姓，令宗“倾资赈给，告乞人间，不避阻远，随宜赡恤” ；刘宋时代的道猛(411-475)，“随有所获，皆赈施贫乏，营造寺庙” ；宋孝武、文帝、明帝皆尊崇的法恭，“所获信施，常分给贫病，未尝私蓄” ；陈代兴皇寺法朗(507-581)，“所获檀嚫，充造经像，修治寺塔，济给穷厄，所以房内畜养鹅鸭鸡犬，其类繁多，所行见者无不收养” 。可见，僧尼以及富裕的在家佛教徒在佛教慈悲与福田思想的感召下，实践布施法门，救济贫穷。
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天灾战乱频仍，从城市至农村，常是一片悽惨景象。如北齐武平六年(575)八月，冀州、定州、赵州、幽州、沧州、瀛州等地区发生水灾，《北齐书
后主纪》记载：“七月(576)春正月壬辰，诏去秋以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户济其性命” ，政府发动寺院及有财力的人共同救济受灾人群。受佛教影响，从事义葬、义食及医疗活动的人在北朝社会上也不罕见。据北齐时的《标异乡义慈惠石柱》的记载，北魏末年今河北定兴一带饱经战乱，以王兴国为首的一些平民佛徒，哀悯无人收埋的枯骨，先是开始收集涿水两岸无主的尸骨，聚在一处，共做一坟，称为“乡葬”。后又在乡葬墓所提供“义食”，接济路经此地的返乡流民，还建立了“义堂”，作为供应义食的场所。这时他们的救济活动已经长期化了。此后有昙遵法师及其弟子加入，救济活动影响更大，还增加了新的救济项目，开始提供医疗服务。武定四年(546)，因官道西移，义所随之西移，此时又得到严氏家族施舍的土地田园，经济实力更强。齐天保八年(557)曾救助过筑长城的民夫，河清三年(564)接济过遭水灾的饥民。这群人的救济活动前后绵延四十年 。
凿井修桥是佛教徒倡导的一项福业。如四川福缘道场僧渊(519-602)，“常给孤独，不逆人意，远近随助，泉布若流”，发心培植福业，向孤独者广行布施。《续高僧传
僧渊传》说：
又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镦，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镦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
僧渊感叹过江溺水，于是发愿建造吊桥。如《续高僧传
那连提黎耶舍传》说：“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 。可见，那连提黎耶舍的慈善事业种类非常多，有供僧、济贫、造义井、收养病人等。
凿井修桥必须集聚大众的力量，所以通过“邑”、“义”等组织形式而展开，成为南北朝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如北朝兴和四年(542)十月八日《李氏合邑造像碑文》记载：
复于村南二里，大河北岸，万路交过，水陆俱要，沧海之滨，攸攸伊洛之客，亦属径春温之苦渴，涉夏暑之炎， 愍兹行流，故于路旁造石井一口，种树两十根，以息渴乏。……斯等邑人，置立方处。方处临河，据村南东。平原显敞，行路过逢。人瞻来仰，府设虔恭。唅吼发心，报福是锺。
李氏豪族率领村人在村外东南方二里，大河的北岸，水路交通要冲之地打造义井一口种树二十颗， 供应旅客饮水休息之用。使村外行路过逢的游子，也能蒙受《法华》菩萨行的恩泽，也因而能更进一步踏入村庙中来瞻仰佛菩萨像，并虔诚的发菩提心，得享更大的福报。法华邑义的社会公益活动，其更究竟的目标系导引一切众生，皆能同住赡养的极乐世界中。 佛教慈善事业的动力与归宿，皆来自其佛教信仰，现世能消灾求福，死后则往生净土。
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由一群僧人和佛教信徒在武德郡(今河南沁阳东南)修复一座旧桥，并建佛像立碑记其事，碑额便作《武德于府君等义桥石像之石碑》。碑记：
大魏武定七季岁次己已，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已建。杨膺寺、金城寺、雍城寺、恒安寺、苟冢寺、朱营寺、管令寺诸师等见风烛以生悲，睹泡沫而兴叹，遂乃落发，以囗囗门，抽簪而囗梵彻，嗟往还巨难，愍揭厉多辛，咸施材木，构造桥梁。杨膺寺发善之源，以为桥主。
碑文之前半如同一般造像碑文先叙佛教之要旨，而后形容武德郡之沿革、山川，守令之德政美风、修桥建碑之事，只有在碑文的颂文之后附记的一小段文字，才揭露了修建此桥之主动者其实为寺院之僧人。在碑阴题名的二百六十余人中，前两列全是地方守令和大小职官之名，第三列以下才地方百姓之名，可能是出力建桥的“营桥人”，至于捐施材木建桥的七个寺院的僧人则都未列名其间。关于此一可怪现象，《金石萃编》的作者有一针见血之论：“文末年月后列七寺，以纪施材木之功，而杨膺寺为桥主，列于首。然则建桥乃各寺之缘，立碑则归美于守令也”。修桥铺路等慈善事业，具有政府公共建设的性质，所以经常有地方政府参与其中。但是，由于寺院拥有众多的信徒，因此寺院僧人出面募集资金人力，则其功易成。这个造桥碑文虽然题为《武德于府君等义桥石像之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地方官的德政，实则碑文中明白地指出此系寺院僧人之功。 修桥必须集众人之力，碑文中称“七月六日经始此桥，助福者比肩，献义者联毂”，在其赞词中说“爰始经谋，义劝竞填，辰不再浃，斯构已宣”。可见，是寺院僧人主导了这次的修桥活动，地方政府参与其中，集百姓之力而成。
治病疗伤是南北朝佛教僧尼从事的慈善事业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西域等地的医学以及咒术皆在中国的社会广泛流传。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律藏诸书，对疾病的种类与原因，乃至治疗方法或药剂等皆有所涉及。同时，僧人在禅修过程中，因坐禅方法不对，或招致风寒，也容易致病，所以禅经如《治禅病秘要经》等有不少有关医药的记载。另外，如《金光明经
除病品》对医学有详细的记载。在《隋书
经籍志》中，记载有释道洪《寒食散对疗》一卷、释智斌《解寒食散方》二卷、释慧义《解寒食散论》二卷、《杂散方》八卷、释僧深《药方》二十卷、释莫满《单复要验方》二卷、《释道洪方》一卷、释昙鸾《疗百病杂丸方》三卷、《论气治疗方》一卷、于洪开《议论备予方》一卷、释僧匡《针炙经》一卷等 ，这些医书体现了中国佛教医学的水平。
南北朝僧人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不仅包括佛教医学，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的医疗知识，另外宗教性的咒术和忏悔仪式也是僧人用来治病的方法。医方明作为五明之一，成为僧人的必备知识，所以印度、西域东来的出家人，许多皆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如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 ，石虎的儿子石斌，暴病而亡，佛图澄取杨枝咒愿，于是得以病复。单道开能够救治眼病，受到石虎的优遇。竺法旷工神咒，巧医术，当时疫病流行，竺法旷游行各村落，为病患百姓持咒愈疾。 于法开、开道邃同为于法兰弟子，均精于医术，特别是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法” 。随着僧人行医的增多，在五世纪时，道恒《释驳论》中引述了当时人对僧人的批评：“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 。六世纪中国撰述的经典《像法决疑经》描述僧人以咒术、针炙和传统的医药为人治病：
何故未来世中一切俗人轻贱三宝？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法故，……或诵咒术，以治他病；……或行针灸种种汤药，以求衣食。
僧人从事医疗活动，精于医方，俗人亦向僧人学习医术。如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宋、魏交战，魏南安太守李亮向宋朝投降。李亮在北魏时就对医学稍有涉猎，投宋以后，在彭城向沙门僧坦学习医方，“略尽其术，针炙授药，莫不有效” ，后来竟成为声誉远播的名医。
僧尼兼习医术，在医疗救济作为福田，推动了佛教医疗机构的发展。如南齐文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这是救济染患一切疾病穷人的收容所，《竟陵文宣王弗内施药记》的内容应该是关于六疾馆的施药问题 。北齐沙门昙衍，“情及济世，故积散所拯，贫病为初” ；灵裕“自前后行施，悲敬兼之，袈裟为惠，出过千领，疾苦所及，医疗繁多” ；这些僧人的医疗慈善事业，无疑大大地利益了当时的民众。
僧人从事医疗活动，必须在寺院贮藏药材，称为“药藏”，以便随时施济前来求医者。“药藏”起源于印度，阿育王在王城的四个城门边作“药藏”，其中满藏着药草，每天用钱一万购买药材，以济施病人。 寺院贮藏药材，同时又有懂得医方的僧人，寺院无疑具有医院的意味。宋末齐初，建康钟山灵根寺法颖(？-482)，受宋孝武帝和齐武高帝的尊敬礼遇，赏赐生活物品和费用，同时亦受到许多信徒的供养，法颖用这些在长干寺建造经像和设置“大药藏”。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收有《灵根寺类(颖)律师始造药藏记》，应该即是记载法颖造药藏的缘起与经过。 陈朝时流行疾疫，百姓病死者众，当时天台山僧人慧达(？-610)在都城建康大寺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 寺院施药，设立诊所，成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