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的社邑与慈善事业
圣凯法师
来源：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论文集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土信仰呈多元化的特点，但是缺乏共同性的信仰对象。以祭礼为例，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等级秩序，地位不同，祭祀对象有别。即使祖先的祭祀是遍行天下，但是仍然千差万别，缺乏一致性。如朝野遍行的社祭，亦有帝社、郡社、国社、县社、乡社、里社之别。 佛教信仰传入社会民间，在中华多样化的传统信仰之外增加了共同性的成分，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共同的信奉对象、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基于佛教的共同信仰，信众在僧人的指导下，共同从事佛教活动，如写经、刻经、诵经、开石窟、造佛像和修佛塔等活动；同时，在佛教福田思想的号召下，从事修桥铺路、济贫赈灾等慈善事业。
一、南北朝佛教的社邑
随着南北朝佛教的盛行，逐渐形成以相同信仰为联系的集合结社；而且，具有道德感化力的僧人，在推行教化之时，亦会产生以僧人为中心的信仰团体。这种信仰共同体、信仰组织或集会，称为“社”、“法社”、“邑”、“邑会”，或“邑义”、“义邑”、“义会”等。
早在东晋时代，庐山慧远便有结社活动，慧远曾制订《法社节度》，可见他已经对“法社”已经制定组织的制度。赞宁《大宋僧史略》阐明社邑的源流：
晋宋间有庐山慧远法师，化行浔阳，高士逸人辐凑于东林，皆愿结香火。时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共结白莲华社，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谓之莲社，社之名始于此也。齐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净住法，亦净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成就僧寺，为法会社也。社之法，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莫近于社。今之结社，共作福因，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行人互相激励，勤于修证，则社有生善之功大矣。
赞宁认为庐山慧远的莲社，为最早的社邑；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集聚僧俗二众，举行布萨法会，亦即是净住社，可能是因为定期举行布萨。萧子良经常在邸园开设斋会，在《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中，有《述羊常弘广斋》、《华严斋记》、《述放生东宫斋》、《八日禅灵寺斋并颂》、《龙华会并道林斋》等。赞宁对社邑的功能，强调为“以众轻成一重，济事成功”，就是汇集众人的力量，举行社会慈善事业；而且在社邑中，“条约严明，愈于公法”，说明社邑内部具有严格的制度。
南朝的社邑主要是“法社”一类，着重举行讲经等玄学式的活动，参加者多为上层社会中人，这与南朝贵族门阀制度有关。但是，北朝的佛教注重实践，具有庶民性、世俗化的特点。北朝的社邑等团体组成的过程或是由一位乃至于数位僧人发起，领导俗人信徒组织而成的；或是由在家信徒主动组织信众，再邀请僧人做为其组织之指导者。这些团体成员共同参与造佛像、建寺院、读诵佛经、举行斋会仪式，他们以佛教信仰为精神纽带，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归属感与集体行为。如《邑主孙念堂等残刻》：
神龟二年(519)三月十五日建
邑师惠感
邑主孙念堂吴
都维那吴
维那张
维那囗
僧囗
可见，这个造像团体是僧人惠感的领导下，以孙念堂为“邑主”，设有都维那、
维那等职责。在《常岳百余人造像碑》中，出现的职务名称有“都邑主”、“元心劝化主”、“劝化主”、“中正”、“都维那”、“维那”、“斋主”、“邑老”、“邑子”、“清信”等 ；在《赵阿四题名》中，还出现“典座”、“呗匿”、“香火”等。这些是与社邑管理有关的称呼，“邑子”是社邑最基本的成员，常常被称为法仪兄弟等；“邑主”即是社邑或邑义之长。“唯那”的职位来自僧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时已成为沙门统的副长官，职责是辅助沙门统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在邑义中，其职位常有“大都维那”、“都维那”、“维那”等，可见事务管理的职位变化。在社邑组织中，出家人的地位是有两种可能：一、亲自担任邑主，组织与领导整个社邑或邑义的活动；二、担任“邑师”，处于指导信徒的作用，主要是在举行法会与佛事活动时进行指导。“典坐”原意是典床坐之意，系掌理众僧礼拜的九件事：床坐、房舍、衣物、香花、瓜果、饮水的序分，以及请会的差次，也就是管理一切杂事；在隋代以后，上座、维那和典坐成为寺院的三纲。因此，邑义里的典坐可能借用寺院职事的名称，其职掌殆系管理此一团体中在举行法会时有关上述杂事。“化主”、“劝化主”可能是劝募人们加入义邑团体，或者劝募信徒襄助造像或举办斋会、法会者。
在社邑或邑义中，亦有借用魏晋南北朝时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之名，出现“中正”、“邑中正”或“邑正”的称呼。如《伏虎都督元恺等题名》 ：
邑中正伏虎都督乐元恺
维那伏虎都督张永贵
维那伏虎都督开韩仕
右箱菩萨主统军帅升和
右箱菩萨主郭长囗
右箱菩萨主王颜怀
右箱菩萨主张子渕
阿难主张悉达
……
邑主介休县功曹军主尤道荣侍佛时
供养主介休县主簿别将上官延囗囗佛时
邑子王囗贵 邑子囗显
邑子乐仕渕 邑子张道
邑子翟黑儿
囗像主张洪昌
可见，“邑中正”职位非常高，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亦是由世俗地位高的人。另外，这是在造像活动中的社邑活动，有像主、释迦主、菩萨主、金刚主等，这是认捐建造一尊像或一个佛龛的费用。
在举行斋会、仪式时，则会出现光明主、开光明主、行道主、清净主、道场主、斋主、八关斋主。其中光明主、开光明主系和开光仪式有关，行道主是和行道的仪式有关，斋主、八关斋主、清净主系和斋会有关，道场主则和提供举行斋会、仪式的场所有关。另外，和供养此造像有关者，如香火主、灯明主。
总之，南北朝佛教徒通过“社邑”、“邑义”、“法邑”等组织团体，营造佛像、窟院，或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行事；同时，也是为了修桥补路、造井种树、捐造义冢、施食予贫人等兴福积德之事而组成的。
二、南北朝佛教的福田思想
南北朝佛教徒热衷于社会的慈善事业，这是受到佛教福田思想的影响，六世纪中两部流行的经典尤其具有重大的影响。福田指人们为将来的福报所做的事，就好像播田撒种可致收获一般。自西晋以降，有一些汉译的佛典中提到了福田这个观念，出现敬田、悲田等观念，敬田是指佛、法、僧三宝，恩田是指父母师长，悲田是指贫穷者，苦田是指畜生。特别是西晋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提到七种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此七法是：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嬴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 敦煌莫高窟第296窟建造于北周，建造于隋开皇四年(584)的第302窟人字披下层，都是《福田经》的经变画。这两幅经变画都是依据《佛说诸德福田经》的内容而绘制的。敦煌莫高窟第269窟北周壁画，从此窟北顶中段开始，由西到东共画有六个场景：一、立佛图、画堂阁，二、种植园果以施清凉，三、施给医药，四、旷路作井，五、架设桥梁，六、道旁立小精舍。前五个场景显然是描绘《佛说诸德福田经》中所述七个福田的项目，至于第六个道旁立小精舍的场景，也是《佛说诸德福田经》中所述的福田之一；经中述说有一个名为听聪的比丘，因前世曾在大道旁作小精舍，备有卧具与粮食，供给众僧，兼提供行旅之人止歇；而他因行此功德，命终之后得以生天，为天帝释，其后又下生为转轮圣王九十一劫，今世又得以值逢释迦牟尼佛等诸多福报。第302窟的人字西披下端，从北到南，绘有伐木、建塔、筑堂阁建造佛图的情景，以及设园池、施医药、置船桥、作井、建小精舍等场景。
六世纪时另外一部流行的经典––《像法决疑经》，对福田思想有更进一步的阐释。此经并非译自梵文的经典，而系北朝僧人所撰写的，然而此经在当时不但相当流行，而且是对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一部经典，六世纪时著名僧人的著作中亦引用了此经。 《像法决疑经》以常施菩萨为听法对象，强调了布施贫穷孤老的重要性，最后说：“此经名为《像法决疑》，亦名《济孤独》，如是受持”。 经中极力强调布施的功德：
善男子，我今成佛，皆因旷劫行檀布施、救济贫穷困厄众生。十方诸佛亦从布施而得成佛。是故，我于处处经中，说六波罗蜜皆从布施以为初首。……善男子，此布施法门，三世诸佛所共敬重。是故四摄法中，财摄最胜。
经中以布施在六度、四摄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布施为成佛的法门。同时，经中更特别强调布施贫穷孤老的“悲田”，远胜于施予佛法僧的“敬田”：“善男子，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人、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此田最胜” ，这些直接推动了南北朝佛教徒从事慈善事业。
三、南北朝佛教的慈善事业
在佛教福田与慈悲思想的鼓励与影响下，通过“邑”、“义”、“社”等佛教民间组织，鸠集资金与人力，佛教徒致力于赈灾济贫、看病行医、凿井修桥铺路等，于是义井、义桥、义冡等慈善事业得以开展。宋施宿等撰《会稽志》卷十九解释义井等：
义井……义者，盖以众所共汲为名。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置学以教乡曲子弟，曰义学；设浆于道，以饮行旅，曰义浆；辟地为丛冡，以藏暴骨，曰义冡。
慈善事业的成就，无非是集大众的力量，称为“义”；依此而展开，则有义井、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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