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人間佛教”之現況、前景與瓶頸
王雷泉
(複旦大學宗教學系)
摘要
人間佛教是本于內證的佛法在人間流布的表現形式，具有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這叁個遞次向上的層面。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在宗教、政治、學術叁極相互關系中，“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的發展，相應呈現出時空差異和各自的特點。
當前中國大陸佛教，正處在蓄勢待發的複興臨界點。當前信仰版圖失衡的現狀，在佛教內外，産生了法住法位、回歸神聖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認佛教的主體地位，是佛教的社會基礎得到加強的結果。如果說“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提法，解決了上個世紀文革結束之後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那麼本世紀提出“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則在哲學高度上奠定了佛教存在的神聖性基礎。人間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標，就是面對廣大平信徒、佛學愛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一、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發展的時空差異
“人間佛教”是近百年來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潮，也是因應中國政治、社會和宗教環境激烈變動的一場宗教改革運動。以“廟産興學”危機爲契機，中國佛教自覺選擇了人間佛教思想，作爲振衰起弊，堂堂正正屹立于世界宗教之林的旗幟。“人間佛教”的思想和實踐，爲佛教從信仰層圈出發，契入社會、文化層圈，完成佛教的現代轉向奠下了理論基礎。
人間佛教是本于內證的佛法在人間流布的表現形式，具有社會適應、社會關懷、社會批判這叁個遞次向上的層面。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在宗教、政治、學術叁極相互關系中，“人間佛教”在海峽兩岸的發展，相應呈現出時空差異和各自的特點。
若以時間作區劃，1949年之前的整個中國佛教，人間佛教思想尚處于“社會適應”階段：面對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科學與理性精神、西學與基督教、無神論與馬克思主義、工商階級與市民社會，佛教在思想和製度上進行了一系列的調適。
1949年之後，中國佛教處于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其發展格局宛若南北朝佛教的再現。
在“解嚴”之前，臺灣佛教雖仍以“社會適應”爲主，即服從于國民黨的政治需要，但開始向“社會關懷”階段發展。這一時期，佛教作爲獨立的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日益突現，以慈濟功德會爲代表的社會利生事業，以佛光山和法鼓山爲代表的文化教育和弘化活動，開始扭轉了臺灣的宗教生態。
“解嚴”之後，臺灣的人間佛教以“社會關懷”爲基調，並進入實踐“社會批判”的階段。從慈善機構、醫院到佛教大學，佛教的社會活動和組織動員能力足以與基督教相媲美。佛教報刊、電臺、電視和通俗演講會遍布全社會，佛教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品位達到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當前臺灣佛教作爲強勢宗教的態勢，在全世界的宗教版圖上讓人刮目相看。
在中國大陸，佛教雖然一度瀕臨滅絕，但自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隨著宗教政策的逐漸落實，從廢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極大的彈性空間。雖然目前對人間佛教思想的闡釋主要停留在適應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層面，但近幾年大陸佛教徒和佛教學者已經在國際會議和報刊文章中對環境等社會問題正面表明了佛教的態度。
按照緣起法，曆史發展的階段無法躐等。大陸佛教目前只能在“社會適應”階段努力築基，但可以“社會關懷”的部分舉措(慈善、環保等目前可有作爲，但文化、教育、出版等更高層次的弘化事業還有待時日)，爲自己取得更堅實的政教關系上的合法性基礎。至于“社會批判”，眼下還只是少數知識分子腦中的理想，尚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
二、中國大陸佛教複興的態勢和瓶頸
中國大陸佛教在最近叁十年的發展，得益于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體系。當前中國大陸佛教，正處在蓄勢待發的複興臨界點。在物質層面獲得發展的中國大陸佛教界，開始自覺地正視與海外佛教實質上的差距。當今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也催生著佛教醞釀新的弘傳方式。只有從因地入手，尋求突破發展瓶頸的經驗和方法，才能從現實出發，找出中國大陸佛教自己的發展道路。
早在上個世紀初，基督教改變在華傳教策略，把重心從原來“向河裏撒種”，轉入文化教育界，占據人才高地，爭奪知識分子。他們所成立的“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後來演化爲“中國基督教教育協進會”，其意義絕不限于培養神職人員的神學院，而是大力舉辦面向社會的教會學校及醫院。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基督教在宗教傳播上占盡先機，向廣大農村和高等學府兩翼展開。
中國大陸的宗教版圖重新洗牌，傳統的儒佛道叁教未來的發展空間面臨空前嚴峻的局勢。從中國社會的發展現狀來看，在世俗世界與神聖世界兩個領域，存在著相當吊詭的東西對流局面：
在世俗世界領域，追逐物質利益，呈現由西向東流動的趨勢。
在神聖世界領域，尋求神聖意義，呈現由東向西流動的趨勢。(基督教←藏傳佛教←內地叢林精神)
這種尋求神聖意義的趨勢，反映著扭轉當今中國大陸佛教的異化現狀及神聖性危機的社會需求。
所謂神聖性危機，即背離信仰核心，宗教乞靈于經濟利益、政治權威和文化光環。于是，在宗教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尚未徹底解決之時，宗教的信仰合法性問題日益突現。
所謂異化，表現爲在市場經濟與計劃思想沖撞下，複興中的大陸佛教表現爲“法不歸位”的狀態。具體表現爲：政商力量對佛教橫加幹預及越俎代庖的“越位”，以及佛教界未善盡化世導俗功能的“缺位”。
在號召正統宗教要與社會生活相適應，宗教要爲經濟建設服務的時候，很多地方把神聖的、清靜的宗教引向了商業化、庸俗化的邪路。當佛教被局限于寺院範圍時，“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短視政策及不當行爲，使佛教受到的損害最爲嚴重。信仰版圖出現大洗牌，民衆的信仰需求傾斜于外來宗教，甚至導致非製度化宗教的勃興與外道邪教的泛濫。
危機同時也是轉機。當前信仰版圖失衡的現狀，在佛教內外，産生了法住法位、回歸神聖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認佛教的主體地位，是佛教的社會基礎得到加強的結果。我在一篇文章中[1]列舉了佛教觸底反彈的叁大指標：1、網絡爲中國佛教的複興和傳播提速；2、知識分子拓展了全球化時代的佛教虛擬社區；3、本土民營企業對佛教事業的護持比重日益上升。
在思想認識上，對于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僅僅是單純強調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是強調佛教的主體意識，回到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說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這種觀念，還是不常見諸公開報導的微弱訴求，那麼在新世紀，強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歸屬感，不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爲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施政理念。社會對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傳播和教育，沖破了原來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在新的世紀，大學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學專業和佛學研究機構。面向社會各種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開，改善和優化了佛教存在的社會環境。
在組織製度上，明確佛教團體作爲非政府組織的定位，成爲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共識。中國佛教不具備如基督教那樣與社區緊密結合的教會，更不要說基督教青年會那樣的組織，這在宗教管理製度的設計上，不能不說是一個敗筆。引人注目的是，體製內的國立大學與民間力量相結合，建立起書院式的講學機製，成爲當前思想文化表達和傳播的最佳平臺。不僅推動刊物、教材和視聽數據的發展，也蘊釀著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基金會一類學佛團體的出現。
從世界宗教生態環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發展走向，爲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團體借鑒基督教的做法，開始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發展放在高素質的平信徒基礎上。原來單極的寺院佛教，呈現多元發展的趨勢，由此促進中國佛教的平民化、製度化、公益化、國際化。
叁、“從心開始”的哲學革命
“唯心淨土”，是中國佛教淨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佛教界內外的理論建構，成爲當代“人間佛教”實踐的重要思想來源。佛教在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構建和諧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爲社會各階層的共識。佛教對人類世界的積極作用，是通過最根源性的轉變人心開始的。
《維摩經》“心淨則佛土淨”的主張，建立在對世間和人生的批判基礎上。由于衆生的煩惱，即精神上受到不良欲望以及知性上偏見的扭曲，造成錯誤的行爲，由此帶來相應的後果，形成痛苦的生命狀態及其依存的環境。這種起惑、造業、受苦的“不淨”狀態，可以通過內心的變革進行轉換，把痛苦迷茫的人生，轉向爲清淨神聖的人生。藉由生命主體從凡到聖的轉變，帶動生存環境從染到淨的轉變。這裏的關鍵在于菩薩行者廣度一切衆生的願心，教化衆生整體清淨，從而創造清淨理想的國土。
2006年4月在杭州和普陀山召開的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根據中國佛教“唯心淨土”的傳統，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口號：“和諧世界，從心開始”。會議通過的《普陀山宣言》指出：“佛教之道，綿綿不絕，究其根底，在明心見性，自淨其意。心爲諸法之本源，若人人修心正心，擴展胸懷，放大心量，熄滅貪、嗔、癡，由個體而家庭而小區而國家而天下，則心淨國土幹淨，心安衆生安，心平天下平。”這個主題，使《七佛通誡偈》、《維摩經》等表述的佛教精髓，同構建和諧世界這個當今人類的共同願望，獲得最佳的契合點。
如果說“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提法，解決了上個世紀文革結束之…
《海峽兩岸“人間佛教”之現況、前景與瓶頸(王雷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