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人间佛教”之现况、前景与瓶颈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
摘要
人间佛教是本于内证的佛法在人间流布的表现形式，具有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这三个递次向上的层面。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相互关系中，“人间佛教”在海峡两岸的发展，相应呈现出时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
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当前信仰版图失衡的现状，在佛教内外，产生了法住法位、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认佛教的主体地位，是佛教的社会基础得到加强的结果。如果说“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解决了上个世纪文革结束之后宗教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那么本世纪提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则在哲学高度上奠定了佛教存在的神圣性基础。人间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标，就是面对广大平信徒、佛学爱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养造就能转变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
一、人间佛教在海峡两岸发展的时空差异
“人间佛教”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潮，也是因应中国政治、社会和宗教环境激烈变动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以“庙产兴学”危机为契机，中国佛教自觉选择了人间佛教思想，作为振衰起弊，堂堂正正屹立于世界宗教之林的旗帜。“人间佛教”的思想和实践，为佛教从信仰层圈出发，契入社会、文化层圈，完成佛教的现代转向奠下了理论基础。
人间佛教是本于内证的佛法在人间流布的表现形式，具有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这三个递次向上的层面。在不同时空环境下，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相互关系中，“人间佛教”在海峡两岸的发展，相应呈现出时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
若以时间作区划，1949年之前的整个中国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尚处于“社会适应”阶段：面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科学与理性精神、西学与基督教、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工商阶级与市民社会，佛教在思想和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
1949年之后，中国佛教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其发展格局宛若南北朝佛教的再现。
在“解严”之前，台湾佛教虽仍以“社会适应”为主，即服从于国民党的政治需要，但开始向“社会关怀”阶段发展。这一时期，佛教作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日益突现，以慈济功德会为代表的社会利生事业，以佛光山和法鼓山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和弘化活动，开始扭转了台湾的宗教生态。
“解严”之后，台湾的人间佛教以“社会关怀”为基调，并进入实践“社会批判”的阶段。从慈善机构、医院到佛教大学，佛教的社会活动和组织动员能力足以与基督教相媲美。佛教报刊、电台、电视和通俗演讲会遍布全社会，佛教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台湾佛教作为强势宗教的态势，在全世界的宗教版图上让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大陆，佛教虽然一度濒临灭绝，但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渐落实，从废墟中崛起的佛教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虽然目前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释主要停留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层面，但近几年大陆佛教徒和佛教学者已经在国际会议和报刊文章中对环境等社会问题正面表明了佛教的态度。
按照缘起法，历史发展的阶段无法躐等。大陆佛教目前只能在“社会适应”阶段努力筑基，但可以“社会关怀”的部分举措(慈善、环保等目前可有作为，但文化、教育、出版等更高层次的弘化事业还有待时日)，为自己取得更坚实的政教关系上的合法性基础。至于“社会批判”，眼下还只是少数知识分子脑中的理想，尚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二、中国大陆佛教复兴的态势和瓶颈
中国大陆佛教在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日益融入世界文明体系。当前中国大陆佛教，正处在蓄势待发的复兴临界点。在物质层面获得发展的中国大陆佛教界，开始自觉地正视与海外佛教实质上的差距。当今中国宗教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也催生着佛教酝酿新的弘传方式。只有从因地入手，寻求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和方法，才能从现实出发，找出中国大陆佛教自己的发展道路。
早在上个世纪初，基督教改变在华传教策略，把重心从原来“向河里撒种”，转入文化教育界，占据人才高地，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所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来演化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其意义绝不限于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大力举办面向社会的教会学校及医院。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基督教在宗教传播上占尽先机，向广大农村和高等学府两翼展开。
中国大陆的宗教版图重新洗牌，传统的儒佛道三教未来的发展空间面临空前严峻的局势。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来看，在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两个领域，存在着相当吊诡的东西对流局面：
在世俗世界领域，追逐物质利益，呈现由西向东流动的趋势。
在神圣世界领域，寻求神圣意义，呈现由东向西流动的趋势。(基督教←藏传佛教←内地丛林精神)
这种寻求神圣意义的趋势，反映着扭转当今中国大陆佛教的异化现状及神圣性危机的社会需求。
所谓神圣性危机，即背离信仰核心，宗教乞灵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威和文化光环。于是，在宗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之时，宗教的信仰合法性问题日益突现。
所谓异化，表现为在市场经济与计划思想冲撞下，复兴中的大陆佛教表现为“法不归位”的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商力量对佛教横加干预及越俎代庖的“越位”，以及佛教界未善尽化世导俗功能的“缺位”。
在号召正统宗教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邪路。当佛教被局限于寺院范围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政策及不当行为，使佛教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信仰版图出现大洗牌，民众的信仰需求倾斜于外来宗教，甚至导致非制度化宗教的勃兴与外道邪教的泛滥。
危机同时也是转机。当前信仰版图失衡的现状，在佛教内外，产生了法住法位、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的力量。承认佛教的主体地位，是佛教的社会基础得到加强的结果。我在一篇文章中[1]列举了佛教触底反弹的三大指标：1、网络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和传播提速；2、知识分子拓展了全球化时代的佛教虚拟社区；3、本土民营企业对佛教事业的护持比重日益上升。
在思想认识上，对于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单纯强调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是强调佛教的主体意识，回到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说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学术界的这种观念，还是不常见诸公开报导的微弱诉求，那么在新世纪，强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归属感，不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为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施政理念。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传播和教育，冲破了原来仅面向信徒的政策局限。在新的世纪，大学中成立了更多的宗教学专业和佛学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各种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开，改善和优化了佛教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组织制度上，明确佛教团体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定位，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佛教不具备如基督教那样与社区紧密结合的教会，更不要说基督教青年会那样的组织，这在宗教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引人注目的是，体制内的国立大学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建立起书院式的讲学机制，成为当前思想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最佳平台。不仅推动刊物、教材和视听数据的发展，也蕴酿着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基金会一类学佛团体的出现。
从世界宗教生态环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发展走向，为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佛教团体借鉴基督教的做法，开始跳出寺院的局限，把佛教的发展放在高素质的平信徒基础上。原来单极的寺院佛教，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由此促进中国佛教的平民化、制度化、公益化、国际化。
三、“从心开始”的哲学革命
“唯心净土”，是中国佛教净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佛教界内外的理论建构，成为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思想来源。佛教在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佛教对人类世界的积极作用，是通过最根源性的转变人心开始的。
《维摩经》“心净则佛土净”的主张，建立在对世间和人生的批判基础上。由于众生的烦恼，即精神上受到不良欲望以及知性上偏见的扭曲，造成错误的行为，由此带来相应的后果，形成痛苦的生命状态及其依存的环境。这种起惑、造业、受苦的“不净”状态，可以通过内心的变革进行转换，把痛苦迷茫的人生，转向为清净神圣的人生。藉由生命主体从凡到圣的转变，带动生存环境从染到净的转变。这里的关键在于菩萨行者广度一切众生的愿心，教化众生整体清净，从而创造清净理想的国土。
2006年4月在杭州和普陀山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根据中国佛教“唯心净土”的传统，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口号：“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会议通过的《普陀山宣言》指出：“佛教之道，绵绵不绝，究其根底，在明心见性，自净其意。心为诸法之本源，若人人修心正心，扩展胸怀，放大心量，熄灭贪、嗔、痴，由个体而家庭而小区而国家而天下，则心净国土干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这个主题，使《七佛通诫偈》、《维摩经》等表述的佛教精髓，同构建和谐世界这个当今人类的共同愿望，获得最佳的契合点。
如果说“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解决了上个世纪文革结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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